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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法律资源研究》集刊序 前些日子，在微信朋友圈里，我发了一条帖子，就西部学术的现状和发展问题，表达了我个人的一些忧思。虽然有些观点可能因激愤而难免偏激，但其也确实是我长期观察西部学界后的肺腑之言。不妨借这个序言，把该段留言照录如下： “昨晚有些失眠，才起床。原因多样，其中之一是一位长期工作在西部学界、且工作极努力、成果极显著的朋友，说他准备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认为西部高校只重权术，不重学术。我回之曰：‘西部高校基本都是这个样。与东中部相比，学术的落后还会继续扩大并延续下去。’他回应说‘很精辟’。尽管在西部不乏雄心勃勃、踏实肯干的学界中人，但不能不说的是：在那里，总体思维方式仍深深地陷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所以，在人际交往中，炫耀自己如何扳倒‘敌人’，如何让‘敌人’难受了一下子，就是人们在耳边常能听到、并且被大话特话的话题，无论某些‘大’领导，还是不少普通工作人员，皆有此弊。同事们之间听到或看到某人因有成绩而被奖励、被赞许时，立马会招来相互告发、相互揭短、相互排斥的一封封信件：比对不同人的来信，似乎那里人人都很烂似的！这自然导致其相互间的协作精神、欣赏意识、怜悯情怀、团结技术即使不是说荡然无存，也确实是很稀缺的资源。 于是，顺昌逆亡、任人唯亲；打压英才、笃信蠢才；勾心斗角、惟权是尚，就司空见惯——虽然东中部地区在某些领域，此弊亦存，甚至也很严重，但在需要硬指标的经济、学术等领域，明显要好很多。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此种情形，甚至体现在某些貌似很有才华的学者身上，一旦为‘官’，便横行霸道，便嫉贤妒能，便自划‘势力’，便排斥异己，便培植‘特务’。这些观念因素再加之西部在财力上的捉襟见肘，我才与朋友在如上交流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东（中）、西部的差距，特别是学术上和思想意识上的差距，还会持续下去。不少朋友知道，我的热爱西部，是渗透于骨子里的；我对西部的寄望，是源自内心深处的。或许因此，我对西部目前的失望，也是发乎肺腑的。 圣人云：失礼求诸野。吾国虽告别‘文革’近40年，但‘文革’遗风，在西部的学界尤盛。如下结论既或许是一个体制话题，也或许是一个文化话题——就个体观察，西部学人人人都很好、且吃苦耐劳、才华横溢，也都是很可交的朋友；但就群体观察，西部学人至少有对半熟悉相互拆台、习惯相互鄙视、擅长相互戕害，这常令我深怀忧心。或许我的上述言论，会伤及很多西部朋友的心，但借昨晚和朋友的如上对话，说出来，也算是我对西部朋友们的逆耳忠言，甚至小小贡献。”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会、也不可能会全盘否定西部学术界的巨大努力。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的学术格局中，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一样，都是我国学术整体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学术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其也理所当然应被置于国家文化结构体系中）。这正如中国的政治结构体系、经济结构体系一样。无论在哪种结构中，西部在该结构中的缺席，皆意味着相关结构存在的破损。一种破损的结构，事实上也是无效的或者低效的。因为结构毕竟是一个整体，其效果既须从整体性中获得，也需要各要素、各部分互动地拱卫结构的整体性。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仅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体系中，而且也生活于一个统一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体系中。 当代西部的学术事业，面向多元、内容驳杂，既涉及全国学界探究的一般话题，更涉及西部学人对西部问题的专门研究，而且后一研究本身直接涉及西部学人以结构要素之身份，对全国性问题的参与。这应是关注西部学术的重要锚点。其中在法学领域，对西部法律资源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是特别令人向往和期待的关键课题。因为就历史言，西部尽管曾长期是统一国家领土的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也曾不断存在地方自治、甚至分裂割据的局面。自古以来，西部是各族群成员杂居之所，文化多元明显，规范交往独特，法律遗存丰富。就现实言，不但西部地区历史遗存的特征仍然存在，而且更兼之一方面，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明显不平衡，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这种历史遗存；另一方面，我们时代的治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要赋予西部以一定的自主权和自治权，这自然也会在那里导生新的、进化了的社会规范、交往方式和秩序理念。 谈到进化，我们知道：尽管近、现代以来，人类不断地被某种进化的理念所撼动、所裹挟、所牵引，但事实上我们所面对的任何进化，都只是我们历史和经验的一部分，是文明进化中历史和经验的当代表达。我们不可能因为进化而抛弃经验、逃脱历史。无论社会如何进化，如何变革，我们仍处在悠远的历史中，仍处于既有的经验世界中。这正如汤因比所言： “未来在真正降临之前一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我们只有观察过去才能找到未来的智慧之光。过去的经验是我们得到关于未来智慧的唯一途径。经验是历史的别名……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使我们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和决断。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我们在处理社会事务时总要未雨绸缪。在规划未来的时候，我们竭尽所能地控制、塑造它，以便使之符合自己的期望。这种试图控制、塑造未来的自觉努力似乎是人类所特有的行为。它是令我们有别于共同居住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 这一历史观，清楚地表明人类进化中文化的规范性和逻辑制约性。今日之我尽管并非昨日之我，但也距昨日之我不遥远。昨日之我的文化密码一定会在今日之我中存留并持续作用、代代相传。所以，一切旨在刻意革除既有传统的努力，其结果不但不会革除传统，反而会被传统所革除。因为种种革除传统的努力，一方面，都把其用力方向置于自身的理念逻辑中，另一方面，却把历史经验的逻辑置于其理念逻辑的对立面，这必然会造成某种“理性的狂妄”，并因此戕害人类文明的进化。对此，林毓生曾剀切地指出： “我们批评某一个价值，必须根据另外的价值，这些价值不是能够由自己创造出来的……理性的批判精神只能在文化演变过程之中发挥正面的效果，而不能脱离文化用本身的力量创新一切的价值。假若一个人认为他的‘理性’比所有的人都高、都多，所以他要用他的‘理性’创造一个全新的价值系统，这个人将是毁灭文明的暴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