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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以往的一部书稿，其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我在原著中注明出处是《马恩全集》第21卷，第345~346页。再查不少论者在文中引用该段话并注释时，和我所注的出处完全一样。可找到两个版次的该书该卷该页，逐字查找，根本就没有这段话！ 耗时许久，我才在《马恩全集》第3卷找到这段话：“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其中，我标在括号里的内容，大多论者都缺漏了。有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在引用这句话时，这两处虽未缺漏，但有其它多处或添枝加叶，或缺胳膊少腿。我本人在20多年前引用这句话时，不但出处错误，内容也同样残缺不全。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之后我也是校对近20年前出版的另一部书时，发现所引的内容也是这段话，但无论内容，还是注释，都完全正确，毫无差错！这足以说明之前引文以及做校对工作时是多么不仔细！其中教训，一定得认真吸取。 必须考虑的是：何以会如此？显然，一方面，这是在搜集材料不便的时代，为了图方便而转引，却不继续查询原著使然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投机取巧。我不知前述引文错漏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但跟随这位始作俑者而不断犯错的人却有一箩筐！可见，做学问中的任何投机取巧，都会弄巧成拙。另一方面，学者之所以会投机取巧，既是为了以小成本获得大收益，也是为了节省心力体力。其结果往往反致其害，误己误人。因此，做学问时不查原著就拿来引用的行为，必须戒之、戒之、再戒之！ 由此更值得思考的是“笨办法”在做学问中的必要价值。尽管现代的技术条件提供了各种十分方便的材料检索方式，但即使对检索获得的材料，也必须对照原始文本或原始材料进行校正，否则，鱼龙混杂的网络材料很容易导致以讹传讹，一错百错。在这方面，那种看上去十分笨拙的考据之学不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不少人以为在现代这种海量的资料、材料时代，还强调什么考据，属于庸人自扰，但在我看来，技术的愈加进步、材料的愈加丰富，虽然使考据的手段更为便捷，但并不意味着考据求证的任务就变得更为轻松。相反，材料越多，获取材料的手段越简便，越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强化对材料的考据工作，以事半功倍地提高研究水平，提升学术质量。 这或许是克服以讹传讹的一种好方式。因此，轻易地否定、鄙弃、放弃看似笨拙的、古朴的、无用的方法，反倒为伪学术的生产提供了可乘之机。 【贰】 “何以以讹传讹”发出后，有数十位信友留言，可见各位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其中老编辑、山东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怀德的留言特别令人惊心：“现今学术著作引文十段有九段错误，一本书仅引文注释性错误数百数千绝非夸张。不进行原文核对，自以为是，以讹传讹，可见今日学术之浮躁。”《求是学刊》副主编李宏弢的留言也发人深省：“这是编辑最头疼的，有的人引自己发的文章都写错！” 昨天查了新旧三书近千条注释，其中一半是引文注释。新作及五年前出版的一部书引文注释错讹很少；20年前旧作之引文中出处错误有2处（这两处错误耗费我近4小时时间才解决！）内容错讹有5处。说明现在著文，查找资料越来越方便，只要认真，错讹较易避免，而过去著文，资料有限，自家资料无法满足引文需要。手头没有的论著，自然间接引证会多些，因之，以讹传讹、一错皆错就很易发生。 数月前曾和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一辈学者聊天，其中谈到其论著时，我对他说：“您的论著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就是不少引文和原著对照，多有错讹，建议如有精力，再版时把引文认真核对一遍，如没精力，请负责任、信得过的学生去处理。”听罢，先生显得有些尴尬，但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新近著文，需要引用海外一位学者著作中的一段话，又查阅到先生也引用过该海外学者的相关文字。在所引用的不长的一段话中，对照原著，错漏居然达到5处）。上述留言说明，这类问题发生在当今不少学者身上。如果遇上严谨认真的编校人员，学者们的错讹会大为减少，反之，编校人员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必然会助长学者们的草率敷衍。 昨晚查到的另一处错误，既有引文错讹（估计是不同版本所致），也有出处错讹。简述如下： 原引文：“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等于‘官僚主义的空想’”。原注为《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经查，《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一版我没找到，相信第一、二版之间差别不会那么大）该卷该页根本没这段话。只好继续查。因为这段话是列宁1921年的文字，故先通过列宁著作的年份查，从第35卷一直查到第43卷（1923年），都没查到。不得已，只好另辟蹊径，根据分类查。这一查果然奏效：先查知这是列宁一封书信中的文字，于是接着在其1921年的书信中继续查，终于查到了！ 新查到的文字内容是：“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译文的不同倒没有改变文本意义，只是对照上、下文，正如有人所言：列宁在此主要是在批评官僚主义，而不是在反对计划经济——这与大多数学者引用该段文字的目的大相径庭。再看该文的出处，则是《列宁全集》第50卷，第130页——与我原引文的出处差别何其大！ 1994年，在大连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曾批评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有关“法律本质”的一段话之严重误解，因此获得了多位老中青学者的赞许，也招致了一位老一辈学者的激烈批评，并在很长时间内把我“打入另册”（尽管后来我俩成为“忘年交”，原由大概是老人某次从在美国生活半年回来后的巨大观念变化）。可事实上，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不但人云亦云地误解他人的话，而且以讹传讹地把这种误解放大。这真是令我痛心的自我讽刺！ 【叁】 前些天谈到“何以以讹传讹”这一话题，仅仅针对校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做了讨论。这期间，一直在脑中萦回一桩往事，恰好前几日在威海时，和本谦夜聊，谈到这桩事。本谦说在国内对法律经济学研究颇有心得者，在上了年纪的学者中，张乃根算是一位。他的这番话，勾起了我对这桩往事的回忆，便对他说：“你说得对，乃根确实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记得近20年前，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引用过边沁的一段话，说法学家应当是‘世界公民’。他在我讲完后立马矫正说：‘你对边沁那段话的理解恐怕不准确’。”听了他的批评后，我不敢完全肯定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当场只好支支吾吾，借以打发。返回济南后我重温了边沁《政府片论》中的这段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