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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明确定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也就是说，检察院可对任何执行法律的行为实施监督。而现实中由于体制等原因，检察权力未能得到彻底舒张，与宪法定位脱节，有些名不符实，法律监督机关沦为诉讼监督机关。 当前正是司法改革引向深入之时，检察的权力有增有减，但“法律监督机关”这个总的定位不变，检察机关就应趁此改革之东风，努力拓展法律监督的范围，在“法律监督”职能上争取有更大作为，以图地位稳固和增大存在的价值。从监督的情况来看，当前比较薄弱的环节是行政执法监督，这是检察机关大有作为之处。 从大方面着眼，确应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既有利于督促政府依法行政，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一环。对检察机关而言，当然是应有之职能，除非其“法律监督机关”之定位改变，否则就应有所作为，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不再赘言。 当然，有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在检察法定职权中要明确规定对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权，以求同宪法之定位相一致。《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的各项检察职权中，是没有对行政机关实施法律监督这一项的。既然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就应赋予相关的所有权力，对一切行政执法活动均可进行监督，现在的情况显然与宪法之定位不符。实际上行政机关是许多法律的执行主体，若让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总是处于没有法律监督之下，那对依法治国是绝对不利的。 这些年来，检察机关针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的情况，会对一些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毕竟缺乏权力机关在法律上的明确授权，似乎有些不够名正言顺，所以实施起来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有必要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增加这项职权，明确行政机关的一切执行法律、法规甚至地方性法规的活动，检察机关均可对其履职情况进行法律监督。 二是必须制定一套严谨的可操作性强的监督程序。综观这些年来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督促履职监督活动，是没有一套严谨而细致的程序的。此类案件基本由民行部门负责，是民行部门的业务考核内容之一，侦监部门只负责“两法衔接”的那一块。一般的做法是民行人员直接去到行政执法机关，作些调查询问和调取执法卷宗，再发一个检察建议了事。而对如何获取和管理线索，如何作监督立案，如何通知行政机关，如何调查问话，如何调取材料，如何实施具体监督，如何结案等等，则缺乏程序的规范性，这不利于检察机关依法规范行使职权，也容易出现违规甚至违法行为。 再看高检院印发的《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有关民事行政检察部分的内容中，都是对民行诉讼监督的相关规定，根本就没有有关对行政机关实施执法监督的程序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三是检察的监督缺乏力度。任何一种监督如果缺乏力度，就无法起到震慑作用，难以收到实际效果。作为法律监督，更应在监督的力度上有所体现，必须要让违法履职的行政执法部门受到威慑，否则监督就是一句空话。而检察监督在这方面是有限的，对行政违法履职行为顶多只能发一个检察建议，既是建议，那就是可听可不听的东西，根本就无法体现法律监督的威严。 当然，这都是源于司法和法律权威不够的原因，更是出于行政机关和公民社会还缺乏法律信仰之故，要改变这种存在了数千年的思想，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成的，那是后话。眼前的司法环境是不容乐观的，一些官员的心里并不重视法律如何规定，却非常重视你手中是否具有即时对其个人构成威胁的权力。比如检察机关对贪渎案件的侦查权，就有很大的威慑力，这是此前开展法律监督的坚强后盾。而一旦自侦权转隶，届时的检察监督就软弱无力了。可能有些惯于在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会说，若在监督中发现有犯罪线索，移送给相关部门不就行了吗！话是这么说，效果却是大不一样的，不要忽视中国社会的特点。 四是必须得到地方党政领导的支持。这是一个典型的外部因素，一旦成为障碍，检察权是难以撼动的，当然也是绕不开的。因此，在不可能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唯有适应，须努力寻求地方党政领导的支持，监督工作才有可能顺利开展，这是上策。现在的环境之下，司法权威在不少官员心中远未建立，司法机关是无法与同级党政相提并论的，若一味以法相顶，只会适得其反，工作效果肯定好不了。
五是要加强民行部门的力量。现有的力量是不足以胜任大量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必须要增强力量。员额难以解决，不妨多增检察辅助人员，其实大量的事务性工作都是辅助人员做的。问题众所周知，顶层应当有所考虑，此不赘述。 〔原创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