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晖：何以以讹传讹三题
来源：边缘学者 作者：边缘学者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学术观察 【壹】校对以往的一部书稿，其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我在原著中注明出处是《马恩全集》第21卷，第345~346页。再查不少论者在文中引用该段话并注释时，和我所注的出处完全一样。可找到两个版次的该书该卷该页，逐字查找，根本就没有这段话！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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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察 【壹】校对以往的一部书稿，其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我在原著中注明出处是《马恩全集》第21卷，第345~346页。再查不少论者在文中引用该段话并注释时，和我所注的出处完全一样。可找到两个版次的该书该卷该页，逐字查找，根本就没有这段话！耗时许久，我才在《马恩全集》第3卷找到这段话：“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其中，我标在括号里的内容，大多论者都缺漏了。有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在引用这句话时，这两处虽未缺漏，但有其它多处或添枝加叶，或缺胳膊少腿。我本人在20多年前引用这句话时，不但出处错误，内容也同样残缺不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之后我也是校对近20年前出版的另一部书时，发现所引的内容也是这段话，但无论内容，还是注释，都完全正确，毫无差错！这足以说明之前引文以及做校对工作时是多么不仔细！其中教训，一定得认真吸取。必须考虑的是：何以会如此？显然，一方面，这是在搜集材料不便的时代，为了图方便而转引，却不继续查询原著使然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投机取巧。我不知前述引文错漏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但跟随这位始作俑者而不断犯错的人却有一箩筐！可见，做学问中的任何投机取巧，都会弄巧成拙。另一方面，学者之所以会投机取巧，既是为了以小成本获得大收益，也是为了节省心力体力。其结果往往反致其害，误己误人。因此，做学问时不查原著就拿来引用的行为，必须戒之、戒之、再戒之！由此更值得思考的是“笨办法”在做学问中的必要价值。尽管现代的技术条件提供了各种十分方便的材料检索方式，但即使对检索获得的材料，也必须对照原始文本或原始材料进行校正，否则，鱼龙混杂的网络材料很容易导致以讹传讹，一错百错。在这方面，那种看上去十分笨拙的考据之学不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不少人以为在现代这种海量的资料、材料时代，还强调什么考据，属于庸人自扰，但在我看来，技术的愈加进步、材料的愈加丰富，虽然使考据的手段更为便捷，但并不意味着考据求证的任务就变得更为轻松。相反，材料越多，获取材料的手段越简便，越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强化对材料的考据工作，以事半功倍地提高研究水平，提升学术质量。这或许是克服以讹传讹的一种好方式。因此，轻易地否定、鄙弃、放弃看似笨拙的、古朴的、无用的方法，反倒为伪学术的生产提供了可乘之机。【贰】“何以以讹传讹”发出后，有数十位信友留言，可见各位读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其中老编辑、山东人民出版社编审李怀德的留言特别令人惊心：“现今学术著作引文十段有九段错误，一本书仅引文注释性错误数百数千绝非夸张。不进行原文核对，自以为是，以讹传讹，可见今日学术之浮躁。”《求是学刊》副主编李宏弢的留言也发人深省：“这是编辑最头疼的，有的人引自己发的文章都写错！”昨天查了新旧三书近千条注释，其中一半是引文注释。新作及五年前出版的一部书引文注释错讹很少；20年前旧作之引文中出处错误有2处（这两处错误耗费我近4小时时间才解决！）内容错讹有5处。说明现在著文，查找资料越来越方便，只要认真，错讹较易避免，而过去著文，资料有限，自家资料无法满足引文需要。手头没有的论著，自然间接引证会多些，因之，以讹传讹、一错皆错就很易发生。数月前曾和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一辈学者聊天，其中谈到其论著时，我对他说：“您的论著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就是不少引文和原著对照，多有错讹，建议如有精力，再版时把引文认真核对一遍，如没精力，请负责任、信得过的学生去处理。”听罢，先生显得有些尴尬，但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新近著文，需要引用海外一位学者著作中的一段话，又查阅到先生也引用过该海外学者的相关文字。在所引用的不长的一段话中，对照原著，错漏居然达到5处）。上述留言说明，这类问题发生在当今不少学者身上。如果遇上严谨认真的编校人员，学者们的错讹会大为减少，反之，编校人员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必然会助长学者们的草率敷衍。昨晚查到的另一处错误，既有引文错讹（估计是不同版本所致），也有出处错讹。简述如下：原引文：“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等于‘官僚主义的空想’”。原注为《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经查，《列宁全集》（第二版，第一版我没找到，相信第一、二版之间差别不会那么大）该卷该页根本没这段话。只好继续查。因为这段话是列宁1921年的文字，故先通过列宁著作的年份查，从第35卷一直查到第43卷（1923年），都没查到。不得已，只好另辟蹊径，根据分类查。这一查果然奏效：先查知这是列宁一封书信中的文字，于是接着在其1921年的书信中继续查，终于查到了！新查到的文字内容是：“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译文的不同倒没有改变文本意义，只是对照上、下文，正如有人所言：列宁在此主要是在批评官僚主义，而不是在反对计划经济——这与大多数学者引用该段文字的目的大相径庭。再看该文的出处，则是《列宁全集》第50卷，第130页——与我原引文的出处差别何其大！1994年，在大连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曾批评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有关“法律本质”的一段话之严重误解，因此获得了多位老中青学者的赞许，也招致了一位老一辈学者的激烈批评，并在很长时间内把我“打入另册”（尽管后来我俩成为“忘年交”，原由大概是老人某次从在美国生活半年回来后的巨大观念变化）。可事实上，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不但人云亦云地误解他人的话，而且以讹传讹地把这种误解放大。这真是令我痛心的自我讽刺！【叁】前些天谈到“何以以讹传讹”这一话题，仅仅针对校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做了讨论。这期间，一直在脑中萦回一桩往事，恰好前几日在威海时，和本谦夜聊，谈到这桩事。本谦说在国内对法律经济学研究颇有心得者，在上了年纪的学者中，张乃根算是一位。他的这番话，勾起了我对这桩往事的回忆，便对他说：“你说得对，乃根确实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记得近20年前，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引用过边沁的一段话，说法学家应当是‘世界公民’。他在我讲完后立马矫正说：‘你对边沁那段话的理解恐怕不准确’。”听了他的批评后，我不敢完全肯定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当场只好支支吾吾，借以打发。返回济南后我重温了边沁《政府片论》中的这段话： “可以把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的人分为两类：解释者和评论者。解释者的任务是向我们说明他所认识的法律是什么；评论者的任务则是向我们评述法律应当是怎样的。因此前者的任务主要是叙述或探讨事实；而后者的任务则是探讨理由。解释者在他的范围内所涉及的思维活动只是了解、记忆和判断；而评论者则由于他所评论的事情有时牵涉到那些喜欢与不喜欢的感情问题，所以要和感情打交道。法律是什么，在不同的国家中有差别而且差别很大。然而，法律应该是什么，在所有的国家中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因此，解释者永远是这个或那个特定的国家的公民；而评论者则是，或者应当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解释者要说明的是，立法者和他手下的法官已经做了什么；而评论者则建议说，立法者将来应当做些什么。”重温的结果是：虽然我并未认同乃根教授对我的批评，但对边沁这段话，以及边沁在《政府片论》中的整体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可以肯定，我在以后引证这段话时，不大可能会出现明显的错误，也不大可能因为这段话的出处何在而挠头跺脚。提及这桩往事，我是想说学术批评对于克服以讹传讹的重要性。学术可以像梁任公所言那样为“天下公器也”，但更多时候，不过是圈内两三学友自娱自乐的事业。惟其自娱自乐，才能抵达学术的真境界，才能经由自娱自乐的“游戏”过程而凸显“游戏”内容的真假得失。而参与“游戏”的人，必须认真对待游戏：无论从“游戏”规则，到“游戏”内容。对学术“游戏”而言，真诚的、不留情面的学术批评，是收获学术真知，强化学术记忆、避免以讹传讹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八九”以来，吾国学者的天下担当不但深受打击、屡被摧残，而且学者之间对学术是非的执着越发罕见。前些年，还有一位来自海外，且招人嫉恨的方舟子冒天下之大不韪，蔑天下人之指指戳戳，为学术挑刺。可如今，当局连这样一位人士也忍受不了，关其网站，封其微博。这对已显疲弱的学术批评之挫伤，可谓是根本性的。没有了学术批评，放任种种学术造假、学术硬伤的存在，其结果必然是放任以讹传讹。所以，如何在体制上开放学术批评、容忍学术批评、保护学术批评，怕是在我国克服学术研究中以讹传讹的重要功课。【附：相关讨论】【谢晖】我契而不舍地连发这一组话题，有一层重要的想法是借此启发我正在指导的学生们。可好遗憾，这些学生们宁可对毫无意义的晒吃晒喝晒哈哈的行为点赞甚至评论，但对这种较为严肃的文字似乎明显“麻木不仁”。三份文字下，居然没见到一位正在指导的学生留有“足迹”。有时候不觉很失望！【廷君】谢师，不必在意，没留足迹，不一定没有认真学习。【谢晖】不是我在意不在意，而是学生们的留言，往往是老师了解其所思所想、兴趣爱好，并进而有针对性地指导的根据之一。特别是当老师和学生间见面机会本来就不多的情形下。我也知道，我在这里的留言大多数我直接指导的学生会看的，但只看不说，见到我也不说，我就只能处在黑处，对学生们的具体情形缺乏深入了解，自然不可能有针对性地指导。说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当年在法律博客上耕耘时，那批学生的素质，恨不得每天缠着我，把他们的想法给我一一道来——无论是我亲自指导的学生，还是其他老师指导的学生；无论是当时山大的学生，还是其他高校的学生，都是如此。学生间相互辩驳，也与老师认真互动、辩驳。正是这种认真，才有那么多堪称优秀、甚至杰出的学术人才产生。而这些年，在学术素养方面，学生们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的很。这或许不止是我的感受。人大、吉大、海大法学院一些教授或拒绝招博士生，或对招博士生看的很淡，他们告诉我的理由也与没有好的生源相关。有时我在反思，学生学术质量的直线下降，究竟出自我这位老师，还是学生，抑或出自我现在供职的学校？一句话，有时很劳神！【旭东】我的猜测，一是好的生源被国外大学抢了。二是现在说话的环境不好，老师不说，学生思想也不会活跃。三是生存压力使得学生已没有朝气和过于广泛的责任感，自己活都没能力，那些太远。四是代沟，不知道怎么和老师互相沟通。五是蔑视那些吧，不理睬比理睬更是无视。六是，学生确实说也无益，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谢晖】有种说法是：“一流出国了，二流保研考研了，三流就业了。结果是：三流发财当官了，二流从教了，一流变成痴呆（不懂国内规矩）了。”不知有无道理？【旭东】您呢，本来应该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可非要听从召唤背叛自己的阶级。这对维护个人体制地位是非常不利的。【少彬】谢老师，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很多翻译的书很粗糙，国内翻译过来的有一本哈贝马斯的书，被人指出关键概念就有很多处错误。德国人表达本来就比较抽象晦涩，而关键概念多处翻译错误，我们不懂德语的也就只能各自理解了。不光是翻译错误，任意以自己个人风格表达被翻译的著作的一些关键表达，英文所指与汉文所指有很大不同也是一个问题。【谢晖】少彬这个说法我同意。但即使如此，也应有个相对的标准。翻译问题可作例外，在语言学界，本来有一派就坚定地主张语言的不可译性。【少彬】嗯，谢老师说得很对！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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