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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点关于过年的事儿。其实在写之前，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想一个问题：现在的年味儿怎么就越来越淡了呢？揆诸缘由，每个人的答案自然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小时候忻忻然悬盼的年与节，总是和“吃”物质性地勾连着的：中秋是可以吃月饼的，端午可以吃粽子，重阳可以吃花糕，到了春节，自然更可以大张旗鼓连轴地吃，鸡鸭鱼肉之类，自是不可少的。即便到了元宵，亦赓续春节之余绪，可以吃到各色的汤圆——至于里面有啥文化与焉，自是那些高冠博带的专家们的事儿，咱且不管它。当然，过年更隆重一些的，便是穿新衣裳。每俟阴历十二月时分，家家户户便会扯好了各色的布，把村里的老裁缝延到家来，给家人里里外外做身过年的衣裳。衣服做罢，孩子们便在大厅的火盆旁兴奋地试穿，个个兴高采烈，上蹿下跳，其情其景，堪比西游里的佛衣会矣。 贴春联自是过年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小的时候，我家的对联大多是集市上购买的，很便宜，一两块钱一对。偶尔我们兄弟也亲自写，先排好红纸，折好字格，蘸好墨汁，再气运丹田，一挥而就，煞有介事也。除却大门、后门，屋内的每间房都要写。即便是各色常用的器物和设施，亦要隆重地贴上一条：倘是食厨，便写“五香六味”；倘是筷子筒，便写“添丁进口”，倘是牛棚或猪栏，便写“猪牛顺序”，倘是鸡窝，便写“金鸡报晓”……这些都是常见的程式了。偶尔我们也会雅兴大发，胡乱应着些景儿，压着些韵儿，“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搜索枯肠，原创出一些对联来，再用毛笔在红纸上写就，隆重地张贴于门，再倒背着手，挺胸叠肚，在门口左右地看，“意气扬扬，甚自得也”，堪比发了一篇SCI A区论文矣。 除了春联，大门和后门上还要贴门神。门神一般是尉迟恭和秦叔宝之类，刻画得确实彪悍，手里擎着剑和锏，威风凛凛，恍若扑克牌里的老K。不消说是妖魔鬼怪之属，即便了孩子们见到，亦要敬凛二、三分呢——至于门神的来历，后来读《西游记》，讲到唐太宗被泾河龙王的魂魄追着索命一节，才约略地明白。贴了春联、门神，最让孩子们兴奋的，就是贴年画了。在我记忆中，村里人家贴的年画，要么是伟人们的画像，皆是神采奕奕，天庭饱满，印堂发亮。尤其是那眼睛，端的炯炯有神，无论你从大厅哪个角落望过去，都像在凝视着你，着实神奇。记得里面也有几个大胡子，小时候便经常自己疑：这些人早上怎么喝荞麦粥呢。但疑归疑，似乎一直也没问起过。还一种就是电影明星的日历画，记忆中先后荣登俺家墙壁的明星，有李玲玉、林芳兵、龚雪等，个个明眸善睐，温情脉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当然，人气最旺的，还是那些当年流行电视剧的图画，一格一格的，类似九宫格。印象中极为拉风的，有《霍元甲》、《再向虎山行》、《八仙过海》、《上海滩》、《雾锁南洋》，等等。年画除了增添喜庆外，亦有美化之功效。众所周知，乡间的老屋，墙上本不大干净，趁势在上面贴上几张年画，如梁实秋先生所言，颇可“收补壁之效”也。因之每俟除夕，年画一贴，屋内立马蓬荜生辉起来了。 想象一下吧。平素里单调枯燥的景象里，经过一个下午的装扮，整个宅子，乃至整个村子都焕然一新了，年的味儿热腾腾地旺起来了。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整个村子如此这般地装饰过后，倏然地“陌生化”了：老宅便不是旧日的老宅了，牛棚亦不似昨日的牛棚，鸡窝上贴上了“金鸡报晓”四个大字，亦不似昨日的鸡窝了，竟有一种新奇的美感与焉。到了傍晚，村子里便陆陆续续开始放爆竹了，敬过了天地祖宗，家家户户便开始忙碌起年夜饭来了。年夜饭无外乎是鸡鸭鱼肉之属，因为这些菜肴平素都难吃到，因此一旦齐斩斩地团聚起来，热气腾腾地摆放在桌上，在我们孩子们眼里，甚或在大人们的眼里，端的是相当地丰盛乃至奢侈了。记得母亲把菜往桌上端时，还会仔细地数数有多少只碗。里面大概有啥讲究吧，我竟没问过。但饺子啥的，确乎是没有的，南方不兴这些。因此每年春晚，主持人总要兴高采烈地说：此时此刻，每家每户都围坐在一起吃饺子，云云。里面的节目亦动辄谈年夜饭吃饺子。这个还真没有。
年夜饭吃过，孩子们便要换上新衣裳了。上衣，裤子，袜子，鞋，都是簇新的，散发着新布料特有的香味。当然，所谓新者，倒未必是当年新裁的，有些可能是旧年做的，过完年，便濯洗干净，仔细地收藏起来，待来年再取出来穿。鉴于此，村里的父母给孩子们裁做的新衣裳，往往要大一号甚至两号，套在身上，个个长袖善舞，恍如那少林寺的小沙弥，袖子要卷起好几卷，才能见其小手哩。但待到第二年再穿，倒刚刚合适了——这也是农家的一种生存理性吧。那时候，我们整个家族的好几家都聚居在祖传的一间老屋里，换好新衣的孩子们个个面带腼色，舞之蹈之，兴高而采烈地来到大厅。爷爷早已将一个硕大的树根在大堂中间点燃了，红通通的火焰映红了他苍老的面孔，映红了四旁的木壁，映红了门外的夜色，整个大堂里竟弥漫起了一种安徒生童话里所特有的温暖而神圣的情愫（令人扼腕的是，那间老屋，多年前——大约是1984年左右吧，遭遇了一场回禄之灾。一番祖业，几多童趣，竟成灰烬矣，一叹）。 除夕的晚上，大人们照例是要给孩子们压岁钱的。之前，父母都已经把崭新的压岁钱准备好了，都换成一角一角的一沓，簇新簇新的。按上海话说，叫“擦刮勒新”。我们家有四个孩子，起先是每人两毛钱，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地变成了两块五块十块，不等。即便再少，我们都极为珍惜，捂在贴身的口袋里，总不舍得使用。记得有好几年，过了元宵节后，便是开学报到的日子，哥哥姐姐还会把珍藏了十几天的压岁钱恋恋不舍地贡献出来，做为一年的学费——那时候家里真的是太穷了。偶尔我们也会花上一毛两毛，从挑着货担走街串巷兜售的“李老爷”那儿，买上一两只彩色的小气泡吹着玩儿：先是把气泡使劲儿吹大，再吹大，再慢慢把气放掉，气泡尾端的小竹管便会发出清晰悦耳的声音出来，端的有趣。至于李老爷为何叫“李老爷”，我竟忘了，似乎一直就这么叫着。李老爷有个外甥，和我熟识，年纪大我一些。我在华东政法学院读本科时，他在读研究生，每次老乡聚会，他总是慷慨地买单，现在在沪上某法学院任教授矣。除了音乐气泡外，我们偶尔也会买一小挂爆竹，用烟头点着，候着有人经过，便扔向墙角或屋顶，随后便听到蹦的一声，将路人唬得周身一震，乃至一声惊叫，孩子们便在旁边十一分开心地大笑起来，这便是过年极畅快的娱乐了。记得林语堂先生曾经提及过年，说：“每人都假装着庆祝，一点没有真感情”，这其实是极不确的。至少至少，对于孩子们绝非如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