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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律正义不可认识，法律本体在于心。就此，笔者赞同牟宗三先生将心学判定为儒学的正宗，将理学判为“别子为宗”。杨泽波先生反对将理学判为“别子为宗”，认为：“我们可以用孔子心性之学的仁性涵盖孟子一系的心学，用孔子心性之学的智性涵盖荀子一系的理学。这样心学与理学都包涵在孔子心性结构之中，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再不为孰是孰非而纠缠，再不为孰高孰低而争论不休了”。 心学和理学在对待“理”的根源这一核心问题之上，是相互冲突的。心学主张“心外无理”，理学主张“理在心外”，理是客观的。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必须二选一，不能和稀泥。从“我不得不扬弃知识，以便为信念腾出地盘”（邓晓芒翻译为：“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笔者认为，二者译文可以相互补充，特别是“信念”与“信仰”的互补）的康德的认识论来看，人文之理，来自信仰，来自四端之心。所以判定心学为儒学的正宗，符合人类的认识论。孟子曰：“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说明心学也是强调说理的，一旦形成价值前置的“致良知”方法，必须通过理论体系予以阐述前置价值的正当性，从而说服别人。也正是王阳明的价值前置，所以在具体礼制问题上，王阳明与朱熹的主张如出一辙。在实际生活实践之中，王阳明也是因为没有排斥智的一面，所以才能建功立业。只有将心学判为儒学的正宗，再加入理性局限性，我们才能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尊重他者的意见，人类才能宽容，才能和谐。 “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这句话也说明了“说理”是人类的先天形式。要达至多数人共识，应当充分利用“说理”这一工具。我国传统儒家的理学与心学，就是一种说理与良知直观的关系。笔者认为，心学是超越理性的，高于理性的，同时，理论的论说也是“心即理”的体现，故“理学尽头是心学”；否则，心学容易误入歧途，走向“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的幻相境地。心学正道是在博览群书之后的良心选择，故岭南心学陈白沙才要求儿子认真读书，而不是“束书不观”，体悟心体，跟着感觉走。对于部门法的价值，就是良心价值实现的概念工具，朱庆育教授在其名著《民法总论》里十分生动地予以说明：“以形式化的逻辑手段整理法律概念，这是19世纪概念法学的努力方向，对于民法典的体系构造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法律问题并非单纯形式化的逻辑问题，真正构成法律思维核心的，恰恰是实质性的价值判断所指引的法律效果之实现。”法典就是理性形式化的逻辑产物，就如一艘船舶，良知就如导航船舶的灯塔，照亮法典前进的方向，一旦裁判者罔顾良知，法典就会迷失方向，出入人罪。任何人为的制度，都需要良知指引，良知高于一切。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摄智归仁，仁以统智”。仁就是良知道德，统帅一切智力行为，包括立法及司法。 “理学尽头是心学”，是从方法论角度而言。理已穷尽，听不听还得尊重别人的心中意见。当然，理穷尽，是相对于特定时空之下而言。实际是否穷尽，还是值得怀疑，因为，理论包括法学理论还是不断创新与重构的。人类思想史上，名家辈出，就是在于重构理论体系，试图说服别人，让他者接受自己的观点。另外，生活中还有不可言说之理，知道，但是说不出来。而这种不可言语之理，往往具有一定杀伤力。 “理学尽头是心学”，我们才能在坚持自己意见的时候，尊重别人的选择。我们才会深刻体会到部门法的不足之处，才能真正认识到审判独立的价值。制定法只是说服他人的法律工具，一旦多数人无法容忍，接受不了，那么制定法某个条文的说理对于特定案件就是无效的。理性够不着的地方，只能让步于超理性（非理性），让步于直观判断。 总之，法治事业不仅仅是规则的事业，更主要是人心的事业，任何规则必须适应多数人的人心；否则，欲速则不达，好心干坏事。 陈忠林、贺卫方：《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载《腾讯网》，2017年1月25日访问。 （宋）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页。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5页。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页。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页。 关于这次论战，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7~63页。 苏晓宏：《法理学原理》，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61~362页。 孙宪忠：《法学家如何能讲真话？》，载《中国法学网》?id=2493。 黄卉：《论法学通说（又名：法条主义者宣言）》，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02期。 王敏远：《王敏远研究员在第七届岳麓刑事法论坛上的致辞》，载《中国法学网》?id=5029。 陈忠林、贺卫方：《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载《腾讯网》，2017年1月25日访问。及朱祖飞：《事实能推出道德和法律吗？与陈忠林教授商讨》，载，2017年1月25日访问。 陈金钊：《法治反对解释》，载《法律方法》2014年第2期 谢晖：《法治思维的九个向度》，载《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3期。 何志辉：《价值主客观之争，律师与学者对话录》，载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这段内容，是笔者与周赟教授私下交流所得。 周赟：《司法决策的过程——现实主义进路的解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8页。 周国平：《有关金钱与快乐的沉思》，载韩惠言总编：《读者》2008年第8期，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高鸿钧著：《走向选择的时代——﹙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中译本导言》，载：学习观察网?ArticleID=28。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1页。 朱 妙 沈品培 姚伟钟 卞爱生：《德国的陪审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20日。 施鹏鹏：《德国参审制：制度与特色》，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19日。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壹），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75~76页。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壹），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80页。 G.B.Sansom：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of Japan,The Gresset Press,1936,p.499.转引自：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页。 黄宗羲：《宋元学案》（第3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66页。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刘文基：《少女杀夫案贯穿大宋王朝》，载《上海法治报》2015年10月21日。 周赟：《法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孟子》，万丽华、蓝旭译注，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16年版，第41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