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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回答有两个问题。第一，效用主义者承诺的不是遵守效用主义立法者偏好的规则，而是按照效用主义根据作出的决策。惩罚的效用主义体系限制其选择，他不愿来破坏这些规则，只是因为害怕167破坏遵从它们的可欲后果。但是他对于这些规则并没有更强的承诺。只有通过限定这一理论，把效用主义决策限制在立法层次上，效用主义才能避免这一点。但这样做的意义是，无限制的效用主义在道德上是可反对的，从而承认反驳的意义。第二，如果冤枉无辜者是错误的，其错也不在于这样做是反效率的。效用主义者即使得到了正确的结论，也是出于错误的理由。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其理论在此宣称给予的充其量也只是部分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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