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渚子：过年记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思想碎片想写点关于过年的事儿。其实在写之前，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想一个问题：现在的年味儿怎么就越来越淡了呢？揆诸缘由，每个人的答案自然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小时候忻忻然悬盼的年与节，总是和“吃”物质性地勾连着的：中秋是可以吃月饼的，端午可以吃粽子，重阳可以吃花糕，到了春节，自然更可以大张旗鼓连轴地吃，鸡鸭鱼肉之类，自是不可少的。即便到了元宵，亦赓续春节之余绪，可以吃到各色的汤圆——至于里面有啥文化与焉，自是那些高冠博带的专家们的事儿，咱且不管它。当然，过年更隆重一些的，便是穿新衣裳。每俟阴历十二月时分，家家户户便会扯好了各色的布，把村里的老裁缝延到家来，给家人里里外外做身过年的衣裳。衣服做罢，孩子们便在大厅的火盆旁兴奋地试穿，个个兴高采烈，上蹿下跳，其情其景，堪比西游里的佛衣会矣。贴春联自是过年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小的时候，我家的对联大多是集市上购买的，很便宜，一两块钱一对。偶尔我们兄弟也亲自写，先排好红纸，折好字格，蘸好墨汁，再气运丹田，一挥而就，煞有介事也。除却大门、后门，屋内的每间房都要写。即便是各色常用的器物和设施，亦要隆重地贴上一条：倘是食厨，便写“五香六味”；倘是筷子筒，便写“添丁进口”，倘是牛棚或猪栏，便写“猪牛顺序”，倘是鸡窝，便写“金鸡报晓”……这些都是常见的程式了。偶尔我们也会雅兴大发，胡乱应着些景儿，压着些韵儿，“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搜索枯肠，原创出一些对联来，再用毛笔在红纸上写就，隆重地张贴于门，再倒背着手，挺胸叠肚，在门口左右地看，“意气扬扬，甚自得也”，堪比发了一篇SCI A区论文矣。除了春联，大门和后门上还要贴门神。门神一般是尉迟恭和秦叔宝之类，刻画得确实彪悍，手里擎着剑和锏，威风凛凛，恍若扑克牌里的老K。不消说是妖魔鬼怪之属，即便了孩子们见到，亦要敬凛二、三分呢——至于门神的来历，后来读《西游记》，讲到唐太宗被泾河龙王的魂魄追着索命一节，才约略地明白。贴了春联、门神，最让孩子们兴奋的，就是贴年画了。在我记忆中，村里人家贴的年画，要么是伟人们的画像，皆是神采奕奕，天庭饱满，印堂发亮。尤其是那眼睛，端的炯炯有神，无论你从大厅哪个角落望过去，都像在凝视着你，着实神奇。记得里面也有几个大胡子，小时候便经常自己疑：这些人早上怎么喝荞麦粥呢。但疑归疑，似乎一直也没问起过。还一种就是电影明星的日历画，记忆中先后荣登俺家墙壁的明星，有李玲玉、林芳兵、龚雪等，个个明眸善睐，温情脉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当然，人气最旺的，还是那些当年流行电视剧的图画，一格一格的，类似九宫格。印象中极为拉风的，有《霍元甲》、《再向虎山行》、《八仙过海》、《上海滩》、《雾锁南洋》，等等。年画除了增添喜庆外，亦有美化之功效。众所周知，乡间的老屋，墙上本不大干净，趁势在上面贴上几张年画，如梁实秋先生所言，颇可“收补壁之效”也。因之每俟除夕，年画一贴，屋内立马蓬荜生辉起来了。想象一下吧。平素里单调枯燥的景象里，经过一个下午的装扮，整个宅子，乃至整个村子都焕然一新了，年的味儿热腾腾地旺起来了。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整个村子如此这般地装饰过后，倏然地“陌生化”了：老宅便不是旧日的老宅了，牛棚亦不似昨日的牛棚，鸡窝上贴上了“金鸡报晓”四个大字，亦不似昨日的鸡窝了，竟有一种新奇的美感与焉。到了傍晚，村子里便陆陆续续开始放爆竹了，敬过了天地祖宗，家家户户便开始忙碌起年夜饭来了。年夜饭无外乎是鸡鸭鱼肉之属，因为这些菜肴平素都难吃到，因此一旦齐斩斩地团聚起来，热气腾腾地摆放在桌上，在我们孩子们眼里，甚或在大人们的眼里，端的是相当地丰盛乃至奢侈了。记得母亲把菜往桌上端时，还会仔细地数数有多少只碗。里面大概有啥讲究吧，我竟没问过。但饺子啥的，确乎是没有的，南方不兴这些。因此每年春晚，主持人总要兴高采烈地说：此时此刻，每家每户都围坐在一起吃饺子，云云。里面的节目亦动辄谈年夜饭吃饺子。这个还真没有。年夜饭吃过，孩子们便要换上新衣裳了。上衣，裤子，袜子，鞋，都是簇新的，散发着新布料特有的香味。当然，所谓新者，倒未必是当年新裁的，有些可能是旧年做的，过完年，便濯洗干净，仔细地收藏起来，待来年再取出来穿。鉴于此，村里的父母给孩子们裁做的新衣裳，往往要大一号甚至两号，套在身上，个个长袖善舞，恍如那少林寺的小沙弥，袖子要卷起好几卷，才能见其小手哩。但待到第二年再穿，倒刚刚合适了——这也是农家的一种生存理性吧。那时候，我们整个家族的好几家都聚居在祖传的一间老屋里，换好新衣的孩子们个个面带腼色，舞之蹈之，兴高而采烈地来到大厅。爷爷早已将一个硕大的树根在大堂中间点燃了，红通通的火焰映红了他苍老的面孔，映红了四旁的木壁，映红了门外的夜色，整个大堂里竟弥漫起了一种安徒生童话里所特有的温暖而神圣的情愫（令人扼腕的是，那间老屋，多年前——大约是1984年左右吧，遭遇了一场回禄之灾。一番祖业，几多童趣，竟成灰烬矣，一叹）。除夕的晚上，大人们照例是要给孩子们压岁钱的。之前，父母都已经把崭新的压岁钱准备好了，都换成一角一角的一沓，簇新簇新的。按上海话说，叫“擦刮勒新”。我们家有四个孩子，起先是每人两毛钱，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渐渐地变成了两块五块十块，不等。即便再少，我们都极为珍惜，捂在贴身的口袋里，总不舍得使用。记得有好几年，过了元宵节后，便是开学报到的日子，哥哥姐姐还会把珍藏了十几天的压岁钱恋恋不舍地贡献出来，做为一年的学费——那时候家里真的是太穷了。偶尔我们也会花上一毛两毛，从挑着货担走街串巷兜售的“李老爷”那儿，买上一两只彩色的小气泡吹着玩儿：先是把气泡使劲儿吹大，再吹大，再慢慢把气放掉，气泡尾端的小竹管便会发出清晰悦耳的声音出来，端的有趣。至于李老爷为何叫“李老爷”，我竟忘了，似乎一直就这么叫着。李老爷有个外甥，和我熟识，年纪大我一些。我在华东政法学院读本科时，他在读研究生，每次老乡聚会，他总是慷慨地买单，现在在沪上某法学院任教授矣。除了音乐气泡外，我们偶尔也会买一小挂爆竹，用烟头点着，候着有人经过，便扔向墙角或屋顶，随后便听到蹦的一声，将路人唬得周身一震，乃至一声惊叫，孩子们便在旁边十一分开心地大笑起来，这便是过年极畅快的娱乐了。记得林语堂先生曾经提及过年，说：“每人都假装着庆祝，一点没有真感情”，这其实是极不确的。至少至少，对于孩子们绝非如是。大年初一，是整个村子内部相互拜年。一早，吃过象征着顺和的面条，大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先在大厅里燃起旺旺的炭火，再在桌子上摆放好各色自制的点心，大略是爆米糕、花生、葵花籽、薯片之属。隆重一些的，会上一盘辣椒酱饼，那便是孩子们的最爱了。我小的时候，大年初一每家每户都要去拜年，成群结队，挨家挨户，就像查户口一般。顺序按照亲疏，略有先后：先是同房同族的，再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涟漪论，一圈一圈推开去拜。即便是平素大不往来，甚至有些芥蒂或过节的人家，此刻亦会相互上门拜年。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里讲到拜年，云：“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相互往拜于门”，堪为佐证。孩子们的拜年，往往结伴上门。推开门，嗡地冲进去，无论识与不识，见人便拜。记忆中，拜年本身倒不难，最为艰难的，竟是琢磨各种称呼：哥耶？叔耶？爷耶？太爷耶？殊为伤神。众所周知，中国的村庄，大抵是单姓繁衍而来，高老庄，祝家庄，李家屯，即是也。各房各支，因繁衍速度各异，以致同龄老庚，同窗发小，排起辈分来，竟是叔侄，乃至爷孙矣。记得俺的同窗兼发小张小兵，便高我一辈，即便我们从小一道摸鱼儿，粘知了，抓糯米虫，“无恶不作”，但因他和父亲一辈，我就得叫他叔。至于班上同学，例属爷爷奶奶级别的，亦不乏其人矣。因之，每年大年初一拜年之前，父母对一些辈分较特别的人（譬如年纪不大，辈分极高之类），总要给孩子反复演练之：记着，村头的三根，村尾的四女，不能叫叔，应该叫爷。其情其形，颇类拙内期末考之前给小儿排不规则动词表矣。拜年的礼仪，总是先从尊长开始。因之，俟大年初一，老人们往往便穿戴整齐，端坐在厅堂圆炉前的睡椅上，等候着一拨一拨登门的拜年者。偶尔遇到有老人尚在灶间忙碌的，倘古派谨严一些的大人，便要小心翼翼地把老人先牵到厅堂，再庄肃地跪下来拜。但孩子们是不拘这些的，发现目标后，便一径地杀向厨房，朝着正在灶间添柴的老人冲过去，端的是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唬忙的老人家们赶忙放下手里的火钳，一一将他们扶起，嘴里忙不迭地念叨着：“就是了，就是了，学习进步哈”；也有些人家的男女尚未下床，正恹恹地穿戴之中，孩子们亦是不管不顾，径直掀开布帘，嗡地挤进去，在床头胡乱地厮拜完，便一窝蜂地离去了。这番情形，现在想来，依旧令人忍俊不禁。后来我读《水浒传》，看到梁山泊里的好汉们动辄纳头便拜，便会油然想起那番火热的情形来。按照家乡的风俗，孩子们拜过年后，大人们便会从烟盒里抽出烟来分发给他们。家庭富裕一些的，烟会贵一些，这往往是孩子们争相炫耀的内容了。往往谁家发出了好烟，消息传开，各路英雄便闻风而动，一齐杀将过去，一时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也。当然，派发出好烟的人家，日后提起，往往也极自豪，说：“想当年，大年初一，俺家发的可是某某烟呢”，其言止与神情，与今日之开宝马奔驰的土豪，不遑多让矣。记得我读大学那年的初一，父亲还特地给我准备了两包好烟，郑重地说：“放在口袋里吧，倘有孩子给你拜年，你可以发发”。现在想来，这两包香烟，庶几近乎吾人之成人礼矣。记得很多年前，我表哥还特地以递烟的题材，写了篇作文，题目叫《我们错怪了他》，说他们村里有位万元户，过年时孩子们结伴去他家拜年，都巴巴地以为他家散发出的，定然是土豪级的香烟了，讵料居然是大前门，一时恚怨不已，目之守财奴也。不承想，不日村里修桥缺钱，“守财奴”竟大方地捐出了大笔钱的钱，表哥便有感而发然：“我们错怪了他！”情节饶为有趣。此文当时作为优秀作文被县里编入文集，油印出版，一时声名鹊起矣。按照家乡的风俗，拜年是有一定程式的。按照当地的说法，“初一逛逛（邻里），初二外甥，初三舅仔，初四郎仔（女婿）”。即，大年初一，主要在村里相互拜，初二便上外婆家，初三上姐夫家，初四便是姑爷上岳父母家，不一而足，拜到正月十五，才鸣金收兵。我的外婆家在山区一个叫倾溪的村子，从家里出发，步行过去，大约要走一个半小时。每年初二，吃罢早饭，我和哥哥姐姐们便步行出发了。越沟过坎，穿村越寨：溧溪，堆背，黎溪，王溪，何家坊，路溪，城田，最后成功到达倾溪。一路都是崎岖的乡间小路，颇有跋山涉水之慨，略观一路之村名，即可知也。倘遇到晴天，乡间曲曲折折地田埂上，逶迤着的都是上外婆家拜年的人。大人们相互寒暄问候着，孩子们则穿着簇新的衣裳，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草狗们也摇着尾巴欢快地尾随着，待主人们到了，它们便继续欢快地摇着尾巴原路返回了。想象一下吧。在冬日的阳光底下，清凉的山风夹杂着田野的泥土气息，和刚刚吐蕾的油菜花的清香，从附近的松林里吹拂过来，端的让人心旷神怡矣。倘若遇到雨雪，却是另一番狼狈而可悯的情形了：一不小心，便滑倒在泥田里，于是挣扎着从泥泞里爬起，浑身湿漉漉的，一路嚎哭，一路抖索，返家去换衣服了——对于孩子们而言，这该是多么悲伤的经历啊！外婆家就在一座不高不低的山脚下。至于这山叫啥名，现在已经忘却了——似乎也没有啥名字。老家山多水多，处处皆是，似乎没有必要像海子诗里发愿的那般，“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这都犯不着。记忆中村子前头有一条小溪，那是我暑假经常洗澡的地儿。再前面，就是一片稻田，按照贾平凹的写法，此处应该省去五百字。毕竟，传统山村的模样，国人稍微闭眼都能想象到，自不消在此赘述。外婆家较简陋，房子是用江西农村常见的土砖砌成的，里面是木制结构。记得每年春节，我们一到，无论时间早晚，外婆便立即去灶间起火，给我们每人煮碗面条，面里笃定卧着三个荷包蛋，以及几块白斩鸡。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外婆煮的面条端的是人世间少见的美味了。按照母亲的说法，外婆烧菜特别“舍得本”，也即猪油和味精都放得比较足，佐料亦丰富，因之味道也就与众不同了。当地的妇女们提到某某烧菜好，往往誉之曰“舍得本”，高深莫测的厨艺问题，居然被解构成了原料与佐料之问题，端的令人哭笑不得。不过想想亦是，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倘若炒个青菜，若能用锅铲勾一点点猪油佐进去，青菜便立马熠熠生辉其味无穷矣。但外婆之“舍得本”里面，彰显着对于外孙们的关爱，却令我们感念于心的。过年之乐，除却吃和穿之外，还能见到一些常年不见的亲戚和朋友，这在交通与通讯不便的年代，亦是一种至高的快乐。我有四个舅舅和四个姑姑，表兄表妹非常之多，规模颇有红楼贾府之盛矣。每年过年，相互厮见着，其欢乐与热闹之情形，自不难想见。当然，孩子们自然有孩子们的游戏，现在似乎都很难想起来了。在外婆家做客这几日，记忆最深刻的，是深夜上厕所。山里人家，茅厕大多是在背山的坡上，也是用土砖垒砌成，就置于牛棚或猪栏里。倘若半夜不幸，要上厕所，便要颤抖着牙关，披上厚重的冬衣，开门出去，借着微弱的上弦月色，沿着陡峭的土坡，上得猪栏解决。如此这般，自然要搅乱了猪先生的好梦，以致引发二师兄们的不快，便哼哼唧唧拱着栏圈表达着抗议。记得多年以后，看到“老顽童”黄永玉老先生的系列画《出恭十二景》，里面有幅人在猪圈里方便之速写，不禁哑然失笑了，里面的情形与气象竟大略的类似，当然厕所的结构倒是大异其趣的。——深夜的山村静寂无声，远处荒凉的田野和黑黢黢的矮山，在月光底下显得格外的森寒，偶尔有夜鸟在背后的树林里扑棱着飞起，间或枭叫几声，竟让人凛然生发出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畏”来。过年用的酒，大多是农家自己酿制的土烧，或者老酒。印象中，烧酒倒不大喝，老酒颇为流行：在木炭火上稍微地温热，再加入一点姜丝，或者蜂蜜，便是极佳的美酿了。但老酒的后劲很大，喝的时候固然豪迈焉，伟岸焉，两肋插刀焉，一旦酒性发作，便恍如毒性发作，一时面若桃花，不省人事矣。在家乡，过年的宴请，不拘早与晚，即便是早晨起来，亦要隆重地收拾出满满一桌来，白酒黄酒，觥筹交错，“将进酒，杯莫停”，推杯换盏，其乐融融矣。倘若是初四，姑爷们上门的日子，路上摇摇晃晃推着自行车，或干脆扛着自行车的，一无例外，皆姑爷矣。倘是新姑爷上门，自有更严格的程式，按照风俗，泰山泰水们若未能将之灌醉，或未能在酒桌上把他镇压住，其后果，按照古代罗马法的说法，实在无异人格大减等矣，女儿在夫家之人格与地位亦难以确立也。于是泰山泰水，大小舅子，新老连襟，端着酒壶，轮番上阵。待到新姑爷大醉伶仃，摇晃着返到家里，那番前世不修、跌跌撞撞的情形，被新妇们见到，自然又是一通声色俱厉的抱怨矣。但这些都是假象，女人们的内心还是极欣喜的：“咱娘家还是有人啊！” 老家人喝酒，醉酒，乃至发酒疯，都是极为单纯的，兴之所至，直抒胸臆矣。过年见到了，就高兴，就喝，就喝多，就喝醉，就随意找个地儿倒头便睡，“今我不乐，日月其迈”也，绝无古代文人骚客笔下的“酴酒聊驱万古愁”、“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之类幽思与豪情与焉——这些都是臭氧层的东西，挨不着。当然喝完了，如何趁着月色跌跌撞撞地返家，却是极有趣的事儿：有的半路就歪了身子，斜倚着老屋的墙角，酣然地入睡了；有的中途莫名地踅进牛栏，一头扎进了干燥的稻草堆里，接续起古人的黄粱美梦来；还有的竟钻进了村北那颗古樟的树洞里去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家人们最后总能顺利地将他们一一找到，毕竟这些都已是醉汉们常规的路线图了。但醉后发酒疯的，确乎极少。记得前些年，村里的一位远房堂叔来上海，我请他吃饭，席间提及其年轻时醉酒后倚靠在田埂上胡言乱语之情形，他竟一脸赧色：“这事儿你还记得！”。我的家人都不善饮，记得小时候，过年来了客人，酒菜上罢，父亲便打横陪着聊天，酒是照例不喝的，惟间或筛酒点烟而已。前面要么放一杯茶，要么放只一空碗。有时候顺序也会倒过来，他自己先把饭盛好，再快速地吃完，再陪客人聊天、筛酒、点烟。“我是滴酒不沾的。我们家都是不能饮的”，他总这样地讲。过年也者，对于农村的人来说，是一年里难得的休息时光。即便是最为勤劳的人，在这几日，也要稍微地停下来，张罗着接待客人，但也有一两个例外。村里有个老人，叫大女仔，是个男的。记忆里他是村里最为勤劳的人了，几乎从未见他在家里闲坐过，要么在田里，要么在地里，甚至最淡的冬季，亦要上附近的山里转转，待到夕阳西下，竟扛一根硕大的老树根悠悠地下得山来了。即使下雨落雪，也要在屋里搓出一根长长的草绳来。村人便揶揄：你没日没夜这般地劳，也不休憩些许，这辈子岂不白活了？他答曰：“习惯了，每天总要做点事，不能闲着吧？”因之，每年春节，除了初一初二要略作周旋外，待到初三，他便笑眯眯且精神抖擞地下地了。村人便以各色的眼光看他，情形仿佛是大学的宿舍，当小伙伴在周末关起门在四国大战，竟有个人从上铺跳将下来，夹着本《思想品德与法律基础》上图书馆去，好不煞风景也！——但勤劳的人总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我的外公也是极勤劳的人。记忆中每次去外婆家，他总不在，中午时分或傍晚时分，便见他从田里或山上岣着背疲惫地回家了，但脸上总挂着沉静和蔼的微笑，见到我，便亲热地招呼：斌仔来了。接下来便继续去忙其他的家务活儿了。在他的眼里，总是有忙不完的活儿，“昼尔于茅，宵尔索陶”，可谓极尽劬劳。即便是过年，亦大抵如是。外公的话不多，耳朵也不大方便，性格却极刚毅坚韧，绝不输人后。印象中，我和外公交流很少——其实，这里用交流这个词儿，似乎有些过于正式，乃至有些奢侈了。更确切些，就是说话——每次见到，他似乎就是这么一句：“斌仔来了”，然后，然后便是沉静和蔼地笑着。后来，外公外婆随着小舅住到了县城，房子坐落在附近的一座山脚下。外公甫住下，便“总不能闲着吧”，乃上下物色之，四处求索之，竟然孜孜矻矻，在附近的荒地里辟出了一块齐整的菜地来。按四季之轮回，种上茄椒芹蒜之属，浇水焉，施肥焉，心与血兼之，竟换得了屋前屋后一片的郁葱。其风范与品质，令我景仰。粗略算来，外公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春节，总是和春晚勾连在一起的。但因为在乡村，电视普及较晚，因之早些年的除夕记忆，春晚总是缺席的。到了稍后的几年，家境较为殷实的叔叔，在村里率先吃螃蟹，发狠买了台黑白电视机回来，我们的人生便算是正式进入电视时代了。但电视信号总不稳定，看一集电视剧，总要让人牵着天线，各个方向尝试着旋转，上下求索地找信号，才能差强人意地看完。其间身体扭曲之幅度，非有积年的瑜伽之功而不能胜任也。记得那时候黑白电视机流行贴一种叫三色片的膜儿，上中下，三层色儿，便买来郑重地贴在屏幕上，庶几算是看上彩电了，精神于是完胜。但其观感却实在不敢恭维，好端端一只碧绿透亮的青蛙，经过三色片的过滤，屏幕上色彩杂陈，竟恍若那非洲变异蛙一般，可谓触目惊心。每俟春晚，舞台上五颜六色的背景和道具，三色片更是无能为力而功效不逮矣。堪堪数年过去。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村里买了一台东芝牌彩色电视机，放在一间晒谷场旁的仓库里，聊作村级放映室。每日晚饭罢，全村的人便各自拎着椅凳，一路说笑，聚到仓库里看电视。村里有啥事，也是趁看电视的当儿，由村长现场布置之，讨论之，情形颇类哈贝马斯笔下之公共领域矣。记得那时电视台在放一部墨西哥电视剧，叫《卞卡》，前前后后，凡二百集，端的比小脚老太的老款裹脚布，还要长它七八公分呢。村人们硬着头皮几个月扛着看下来，个个看得奄奄一息，鼻血都要流出来了：这个杀千刀的！但其时的《射雕英雄传》、《再向虎山行》之类，便广受欢迎，颇有万人空巷之慨。孩子们晚上看完，次日便在学堂里哓哓地叫喊：“南沧海，北铁山，一岳擎天绝世间”，煞是威武。但春晚与春节，因着这简陋的仓库，在我的记忆里便渐渐清晰地勾连起来了。记得1987年，费翔在春晚上唱《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就是在仓库里看的，那种热烈而娇娆的舞姿，至今记忆犹新。看完后，便迅速颠儿颠儿地赶回家去。按照家乡的风俗，凌晨前各家各户都要放爆竹封门的，一旦封门，便再不能出入，须等到次日放鞭炮开门后，方能进屋。据父亲讲，在旧的时代，穷人家为预防债主除夕上门来讨债，往往一家早早地吃罢年夜饭，便放爆竹封门大吉也。而此时临门的债主，即便是恶霸豪强，亦得遵守此公序良俗，不得破门而入，只好悻悻地作罢。西谚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云云，亦不过如是。待到次日天光开门，债务却已顺利捱过一年矣。记得丰子恺先生曾在一篇忆文里，饶有兴味地提及债主们除夕讨债之情形：“街上提着灯笼讨债的，络绎不绝，直到天色将晓，还有人提着灯笼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去。灯笼是千万少不得的。提灯笼，表示还是大年夜，可以讨债；如果不提灯笼，那就是新年，欠债的可以打你几记耳光，要你保他三年顺境，因为大年初一讨债是禁忌的”。——其情形大抵类似也。以上种种，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过年记忆。“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如今蓦然回首，二十多载，竟已草草厮过了。其间之世事人事，白云苍狗，令人感慨系之。而关于过年的这些片段，亦如吉光片羽，鸿爪雪泥，似乎再难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图景来了。记得黑格尔曾经说: “一切事物并不是在时间中产生和消逝的，反之，时间本身就是这种变易”——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宿命！但那些关于过年的意绪与情事，却总还在时间之流中草蛇灰线地或隐或现着，坚韧地揭橥着它们的存在（being），此洵为伟大而不朽的历史图景。——但，这些都是题外话了。回到过年。其实，关于近年来年味的浓与淡，每个人都会据着各自的经历与心态，得出各自的论断来。在孩童时代与贫瘠时代的人看来，过年也者，总是和吃美味，穿新衣，亲友团聚等勾连在一起的。但时过境迁，昔日的稀罕物，业已成了今日的新常态，按照母亲的说法，现在“天天像过年”矣。即便亲友之间的相聚，由于交通与通讯的便利，也变成了触手可及的事儿。也即，过年背后承载着的诸多物质性功能，都已日渐被侵蚀乃至抽离，并蜕化成了一种单纯仪式。但是，即便作为一种仪式，过年，按照迪尔凯姆的说法，亦有其极为重要的功能与焉。毕竟，仪式之运行，端在不断唤醒着我们内心深处所共有的那些观念和情感，型塑着我们的“共同体”意识，进而沟通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并在此进程中不断建构与证成着整全而自洽的自我、民族与国家。其功莫大焉。 ——但，这些都是大人们的想法，孩子们却未必这般地想，因为这几日，我的孩子总要推开书房的门来，探头地问：“爸爸，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张海斌 2017年1月20日于五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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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渚子：过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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