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呼声也注定只是呼声
来源：静法允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 作者：静法允公惟其允公，才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法静亦水 质疑税收的必要性 政府聚敛大量财富并不意味着公共服务真的需要这么多钱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f=wctid=217459boardid=1id=12080450 前段时间，财政学家李炜光教授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企业税负过重，并提出“死亡税率”的说法。一石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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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静亦水 质疑税收的必要性 政府聚敛大量财富并不意味着公共服务真的需要这么多钱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f=w&ctid=217459&boardid=1&id=12080450 前段时间，财政学家李炜光教授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企业税负过重，并提出“死亡税率”的说法。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展开了对企业税负的大讨论。 死亡税率的说法，很快就遭到税务部门反驳。国家税务总局的官网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2012-2015年的税收收入仅占GDP的18.5%左右，并且在逐年降低，可见中国的总体税负并不重。 李炜光教授 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企业负担并不仅仅是税负，还有社保、各类政府收费、罚款、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金等等。这些负担对企业的压迫效果，和税收没什么区别，都可以归到“宏观税负”。国家税务总局的反驳，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很多人从理论上质疑税收的必要性，从现实层面看，税收难以避免，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政府保障和平秩序的成本，公民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所言：税是文明的对价。然而，税收又来源于公民的私有财产，它是一项暴力权，是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强制获取。美国另一位大法官米歇尔说：“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 征税就是这样，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在法律伦理上，又面临着重大质疑。由于征税是基于暴力，非常容易泛滥，因此，为了调节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的矛盾，所有法治国家的征税权，都有着一项根本原则：征税是议会绝对保留的权力，征税必须征得公民同意，并制定明确的法律。 布坎南 财政学家布坎南认为，未经同意的征税与抢劫并没有差别。这就是“税收法定原则”，这是税法的最高原则，与刑法中的“罪行法定原则”一起被视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两大枢纽。依照“税收法定原则”，征税是立法机关独享的权力。政府机关不管其级别有多高，都无权开征税收，政府部门只能按照立法机关决定的税率与程序进行收税。 中国1949年后的四部宪法，都没有关于征税权的规定。 2000年全国人大颁布《立法法》，第一次明确规定，税收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然而，目前中国18种税收之中，仅有3种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在内的15种税，都是国务院以暂行条例确立。这些税收从立项到税额，都有很大任意性。 除了国务院暂行条例，财政部与税务总局发出的涉税“细则”、“文件”和“通知”，可以说数不胜数。其它中央部委与省级部门，发出的涉税项目，也可说是成千上万。 低层级政府的罚款和收费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政府收费、罚款和政府性基金的设立，也非常随意。哪怕层级非常低的政府部门，也能轻易自立收费与罚款项目。 政府的所有收入，都是取之于民。但是，大量政府收入没有通过民意机关批准，没有经过严格程序，没有任何公开讨论，也没有听证辩论的过程。行政机关一纸通知，就调整税率；一纸行政决议，就收费、罚款、集资、摊派；一个政府会议就能设立政府性基金。这些现象非常普遍。 征税权不受限制，表面看起来税率不高，实际上宏观税负沉重。这就不难理解，中国的表面税负，远远不如发达国家高。国家税务总局的声明，在数据上很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却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体会。 赵路 征税权过多，宏观税负过高，它的一大恶果是：无论税务机关还是部分舆论，它们只看到企业显现税负，并且理直气壮地声明：中国的税负并不高，还有增税的空间。 政府聚敛大量财富，并不意味着公共服务真的需要这么多钱。 2015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官员赵路讨论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时，就解释了“年底突击花钱”的问题。钱花超了违法，多数是花不完，可是又不能差太多，“2014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是14万亿，就不能花10万亿，其它4万亿留着。否则无法向纳税人交待，你为什么多收4万亿。” 阿克顿曾说，一切权力都有腐败的倾向，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征税权不受限制，征税再多，也没有止境的那天。如果不限制征税权，减税呼声也注定只是呼声。（原刊公号自由市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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