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解东坡志林《司马迁二大罪》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东坡汉学选解东坡志林47司马迁二大罪文/宋建江朋友们好！今天晚上讲《东坡志林·司马迁二大罪》。苏东坡离着司马迁一千年左右，离这么老远，他指责人家司马迁干啥呢？咱们不妨听一听，苏东坡怎么说的？苏东坡首先把史实提出来，以商鞅的活靶子作为他的论据。说起来商鞅啊，原本叫卫鞅，卫国人，就是我们豫北淇县——朝歌这一带的人。他因为在秦国实行变法，功劳很大，秦王就封他为商君，给他很大一块封地，所以叫商鞅。我在《朝歌赋》里边对商鞅进行了赞扬。说“卫鞅入秦廷而定律令”，就是指的商鞅。“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变法，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对中国后代的历史影响非常之大。苏东坡说，商鞅被秦国所用，就变法，定律令，实行了十年，秦国的老百姓就非常高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家户户都自给自足，平民百姓就勇于为国家出战，而害怕私下打斗。所以秦人由此富强起来，以至于周天子都亲自制胙（zuo音作）弄了一个猪后腿赠送给秦王。不但如此，诸侯各国都前往道贺。这是苏轼把商鞅变法的史实用非常简略的话说了一遍。“苏子曰”，我认为呀，这些事儿都是战国时代的那些游说家的诡辩，而司马迁对人间的大义又比较欠缺、不太懂，所以就把它取为史料，并且大加赞赏。我曾经认为司马迁有大罪两条，至于说他尊崇黄帝、老子，后来又说到六经，对那些处士不太看重，对那些奸雄大加赞扬，这些都是无所谓的小错误。他的两条大罪是什么呢？我认为他在论说商鞅和桑弘羊的功劳上，是两条大罪。从汉代以来，我们的学者都以说商鞅和桑弘羊为耻辱，但是我们的人主心里边对这两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大多数朝代表面上不说这两个人，而实际上背地里还是用的这两个人的办法。说到这儿，我们要插一个小段儿，苏东坡为什么这样说呢？商鞅我们都知道，名气很大；桑弘羊我们有些陌生，他是个干什么的呢？桑弘羊是汉武帝时代的财政大臣，在汉武帝生前几十年，桑弘羊一直帮助汉武帝料理国家财政。在财政经济政策上，实行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变革，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桑弘羊治国理政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财政税收方面。这个桑弘羊主要实行的变法，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盐业专卖，这就是桑弘羊改革的成果，到现在还在用。桑弘羊当时实行的盐、铁、酒三种商品的专卖，这是桑弘羊第一次提出来“官营”制度，所以汉武帝时代这三种商品被列为官营。包括我们新中国，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发动起来以后，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刚刚建立起来新的国家，我们国家没有钱去开战展，几乎上就实行了桑弘羊的好多办法。这个官营制度一直实行到1996年才大部分解散，但是保留了最挣钱的几个大宗商品——盐业、烟草、铁路、航空、电信、电力、电视等等还是官营。官营制度在新中国大地上实行将近四十年，使得这个国家从积贫积弱能够打赢几场大仗，也就奠定了几十年的稳定基础。当然这个是非功过咱们暂且不论。这个桑弘羊十三岁就在宫廷里陪伴汉武帝，汉武帝对他非常赞赏，他很善于心算。他是洛阳一位大商人的儿子，他很小的时候，心算就闻名全国。所以汉武帝对他非常欣赏，十三岁就把他召进宫里边作为伴臣，伴读，陪伴，到他稍微大一点，就让他掌管财政大权。一直到现在桑弘羊制定的一些财政经济政策还在起着作用。那么商鞅呢，主要是政治和法律方面的贡献，他制定的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一直到现在还在实行。所以苏东坡在这里有这样的议论，表面上大家不提商鞅和桑弘羊，实际上作为人主，控制这个国家的头目背地里还在实行他们的制度。甚至有些君王干脆明着给他们很高的评价，实际也以他们推行的东西为宗法制度。这两个人偶尔取得了这样的成功，司马迁颂扬这样的人，这是司马迁的大罪。咱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苏东坡的议论有点牵强附会。实际上是前言不搭后语，这一篇论证非常勉强。从这一篇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作为中国的大文豪，他也有他的局限性。实际上他写这一篇是含沙射影说王安石哩。包括他爹苏洵也对王安石不太感冒。那么王安石是仅次于商鞅的中国第二大改革家，他跟商鞅类似，也是在政治、法律方面实行了很多改革，对后世影响极大。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激烈的反对王安石呢？咱们往下看苏东坡说了一些什么东西。说呀，秦国本来就是天下的强国，并且秦孝公……，就是任用商鞅这个秦王。当然这个时候还不称王，还是“公”。这个公爵应该是周天子封的。最开始秦国的爵位非常低下，是个子爵。秦国的祖先是跟周天子赶马车的，有一些功劳，就封他为子爵。后来他攻伐四方，成了一个大国。从子爵到伯爵，到侯爵，到秦孝公的时候已经是公爵了。那至于后来他的子孙称王了，那就到了战国时代了，天下七个大的诸侯国就跟周天子一样，都称王，那实际上已经乱套了。这个时候任用商鞅的秦王还称公，秦孝公。苏东坡说了，秦孝公本来是个很有志气的君王，你商鞅到那儿改革政治、法律十年，其实不用你商鞅，秦国照样还是很强大。苏东坡说的这个意思。秦国之所以富强，那是因为秦孝公非常有办法，并非你商鞅流血刻骨的功劳。那么秦国之所以对老百姓非常不好，好像豺虎毒药，包括后来“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指的是陈胜吴广一挥手，使得秦国连种都灭了，这都是商鞅留下来的祸害。苏东坡说这个话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点道理，是有一点道理。他这个法律、政策太过于苛刻，这倒是商鞅留下来的遗产，苏东坡说这个话有一半儿是对的。当然秦国的强大，那一半苏东坡没有说对，秦国的强大确确实实是因为商鞅变法。后边就转到了桑弘羊。至于说桑弘羊啊，就是一个酒囊饭袋，就是一个钻狗洞的家伙，这么低下的智商，根本不值得把他提起来说一说。而司马迁对他非常称道，还赞美他说：不增加老百姓的赋税，但是皇帝的资用很充足。司马迁说这个话到底对不对呢？咱们看看司马光怎么说的。苏东坡在这儿引用司马光的一番话，估计这个话写到《资治通鉴》里面了。你看司马光怎么说的啊，“天下事儿岂有此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的手里，就在官家的手里。譬如下雨，夏天涝了，秋天就旱。你‘不增加老百姓的赋税，而皇帝的资用很充足’，其实还是想尽办法侵夺老百姓的利益，那么他这个害处更甚于增加赋税。”这是司马光说的。司马光说的呢，也基本是胡扯八道。苏东坡之所以引用他的话，他们都是跟王安石公开敌对的保守派。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保守派呢？还是放到最后再说。苏东坡引用了司马光的话还不过瘾，他后面继续说：让商鞅、桑弘羊这样的人天下闻名，实际上他们这些人啊就好像蛆虫那样，就好像大便那样，我们说他们呢就玷污了我们的口舌，我们写他们呢就玷污了我们的书本。“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这两个人的办法，被世人一直用，这是招致灭国的祸害、残害老百姓、倾覆我们的家族、死亡我们的身躯，这样各种灾祸接连不断。但是我们历朝历代的人主还是甘心情愿的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喜欢这两个人的办法对他们非常有利。尧舜禹这样的人主，应该是我们所有人主的父辈、先师。至于说那些谏官、拂士（bi音闭），是我们作为人主的良药；恭敬慈俭、勤劳忧畏，是我们作为人主的准则。假设说让我们这些人主每天挨着尧舜禹，每天吃那些药，每天执行那些规矩。那他们就不高兴，所以他们就要用商鞅、桑弘羊的办法。这样做，肯定会造成尧帝笑话舜帝，舜帝一定会说禹帝很差劲。所以说，所谓的贤主专以天下对自己方便的来用。这就导致天下的人主甘心用商鞅、桑弘羊的办法，而不醒悟。“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世上有吃钟乳、乌喙，用这个办法延年益寿，这些办法开始于一个叫何宴的人，何宴年少而富贵，所以他吃寒食散来满足他的欲望，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这个所作所为，足以使遭受杀身、灭族的人前赴后继，最后都死于寒食散，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儿啊！而我们为什么要效仿他们呢？世人都来吃寒食散，背上生蛆，嘴巴吐血，接连不断。这就好比用商鞅、桑弘羊的办法，这是破国、亡宗者必然要干的事儿，然而大家都不醒悟，都乐于说：“这个很好，这个很方便”。然而他们所造成的遗祸是很惨烈的。这是苏东坡展开这么一篇长篇大论，不遗余力的攻击商鞅和桑弘羊。我说他评价商鞅有一半儿对，有一半儿错。“一半错”是说，给秦王的后代残暴天下造成了遗祸。秦国的人习惯了商鞅这样苛刻的政策、苛刻的法律，而统一六国后，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习惯商鞅那种非常苛刻的政策、法律，所以就容易遭致天下崩盘，造反。所以，他评价商鞅造成遗祸有几分对。至于后边攻击桑弘羊，引用的司马光的说法，引用何宴的例子，这都非常苍白。甚至于用脏话骂桑弘羊，其实是含沙射影骂王安石哩，这作为一个大文豪非常罕见。可见这个政治斗争是如何的惨烈，他自己用“惨烈”两个字，恰恰说明越高层政治斗争的烈度越强。平心而论，王安石并没有说非要跟谁作对，不做对。主要是苏轼、司马光，他们对王安石咬牙切齿。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大家不了解宋代盘根错节的背景，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二。宋代呀，赵匡胤立下的制度，宰相不用武夫，朝堂不杀大臣。这两条很大的规矩一直实行，为什么宋代的思想、文化、科技是个大爆发时代？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辉煌之后，思想、文化、科技等等各方面第二次大爆发，这跟赵匡胤定下的两条制度有直接关系，这个制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管如何的捣鼓，政见如何的不同，总而言之他们不担心杀头的问题，所以说只管干。所以，宋代的文人可以说比武将的胆子还要大，这也是历朝历代非常罕见的。所以就导致一些有思想、有想法的人相继冒出来了，成就了一个文化、科技高峰时代。除了不担心被杀以外，还有一条非常重要。宋代文臣武将的福利待遇非常之高，据研究历朝历代工资待遇的专家发现，宋代的俸禄也是个高峰。这些专家引用包拯的日记，折算了一下，包拯一年的俸禄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两千万。包拯的级别相当于国务委员级别。所以在宋代真正贪赃卖法的官员非常少。咱们看看包拯三口铡刀下面死的人，大多数都是原来穷得叮当响猛地一下爆发起来的人。一般来说，坐稳了官位，即便一个小小的县官，除了丫鬟侍女，一切闲杂人等，包括三妻四妾，还能用自己的俸禄养得起自己私下招来的幕宾。我们现在这个官员为什么一当官就贪，一当官就污？他们的待遇确确实实差得多。比如随礼这个事儿，他当一个县长，是所有亲戚、朋友、同学、战友都以他为荣光，谁家办事儿不通知他呀？他如果每一个事儿都去……，别说九族了，就说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这三大家族，加上自己的同学圈儿、战友圈儿、同事圈儿，如果随礼的话，作为一个县长拿得少了还嫌丢面子，如果不去也不拿礼钱是不现实的，这个人情世故不是哪个人能禁止得了的。他如果每个事儿都去，他那两三千块钱是绝对不够用的。更别说背地里打点准备升迁啦，更不够用，那怎么办呢？只有贪赃卖法。从今比古，苏东坡那个时代，正是因为俸禄非常之高，他可以买田产，养幕宾，等等。那不是苏东坡被贬官到岭南英州的时候，路过当涂，还能供养参寥子么。所以说王安石一变法呢，肯定会损害达官显贵的利益。既然是变法，历朝历代的变法主要触动的是上层，哪一个变法者也不会去挖老百姓的墙角。比如桑弘羊为汉武帝的变法，他主要是针对的大商人，老百姓实际上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实行盐铁酒专卖，趁着盐便宜的时候，大量收购，先囤起来，等到盐涨价的时候，就把政府囤的盐便宜卖给老百姓。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现在还实行着，这是对老百姓很好的一个财政经济政策。但是对那些富商，对那些权贵来说，他们就不高兴，他们要投机倒把，他们要囤积居奇，所以历朝历代的改革者都被骂得狗血喷头。尤其像苏东坡这样的，三苏这个势力非常大，他们的俸禄加在一起……，按包拯的俸禄来算，虽然他们没有包拯的俸禄高，但是三苏加在一起至少也有四五千万，这个不得了。假设说王安石变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当然不高兴了，当然要骂娘了。所以，苏轼也好，司马光也好，不遗余力的攻击王安石。再加上宋朝不杀士大夫，他就可以对一些事儿口无遮拦，胡说八道。胡说以后无非是个贬官，不至于杀头。所以，宋代偏重文人，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使得宋代的思想、文化、科技达到了一座顶峰；坏处就是各种思想碰撞太激烈了，太惨烈了。以至于司马光当那一年半宰相到后来的蔡京当宰相，无所不用其极，整人捏造的罪名非常罕见。我们后代人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乱，也没听说过司马光捏造的那种罪名。司马光去世以后，王安石的徒弟章惇当宰相，章惇之后，一直到蔡京当宰相，由于宋徽宗只知道画画，书法，就把朝政大权委托给了蔡京，导致蔡京权力过大，胆子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于把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捏在一起，搞了个元祐党人碑，凡是元祐年间的这些大干部，全部列入打击的对象。蔡京捏造罪名的办法更是登峰造极，严格的来说，他捏造罪名那一套本事就是跟司马光学的，可以说司马光就是蔡京的老师。这就直接导致水泊梁山晁盖宋江起义，南方的方腊起义，包括北宋、南宋交替时候的杨幺起义，岳飞费了多大的劲才把杨幺平定了。这就是司马光、蔡京之流造成的遗祸，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所以，苏东坡议论的司马迁两宗罪，基本不成立，在此予以否定。司马迁他不是一个儒家，他不信奉儒家，他是独立的一家——史家。据说，司马迁写的许多历史传记，远远不止现在看到的那些篇章，被后代的儒家删减了不少，有些我们永远都看不到了。司马迁在二十四史里面，他作为《史记》的作者，还是比较公道的，对史实的记载是秉笔直书的，他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至于后代的那二十三史不值得一看。所以，苏东坡在这儿借着批斗司马迁赞扬商鞅、赞扬桑弘羊，等于是含沙射影攻击王安石变法。其他没有什么。好，谢谢大家！（整理9.6东坡汉学司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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