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大学之道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8
摘要：论文 浅谈大学之道闭其良【摘要】大学对于当下学生来说已非遥不可及，较之上世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盛状，今时将近80%的大学录取率已算奇迹。我国当下在校大学生有将近2500万人，相当于一个北欧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数目之大堪称世界之最。但伴随着大学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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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浅谈大学之道闭其良【摘要】大学对于当下学生来说已非遥不可及，较之上世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盛状，今时将近80%的大学录取率已算奇迹。我国当下在校大学生有将近2500万人，相当于一个北欧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数目之大堪称世界之最。但伴随着大学及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其发展的问题也随之变得复杂。大学愈加成为纯粹的岗前技能培训基地，大学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自由精神、研究精神也逐渐迷失，大学是该适应社会，还是引领社会，这是大学发展不可规避的问题。【关键词】大学精神；大学与社会；大学的作用；大学之道 一、 何谓大学涂尔干认为，研究大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回溯这个机构的起源，考察它是如何逐步形成的，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出现，是哪些道德力量造成了这个后果。我们要考察发出这颗嫩芽的那粒原初种籽的构成，细究组成它的各种成分，看看它们是如何聚集并组合在一起的，这样，我们便能够指明，在怎样一种精神的激励之下，这个机构确定了自己的取向。”[1]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其本质、存在目的、存在意义及其内核精神，进而在保证不“变质”的前提下把握其发展规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词算是舶来品，其由拉丁语“UNIVERSITAS”派生而来，原为“团体、行会”之意。被认为是近代大学雏形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最初形态就是以名师为中心形成的游学团体和学者相互交流的行会，它“没有固定的授课地点，教师家里有地方的，就到教师家里上课；教师家里没有地方的，就由学生租用私人住宅，或是四处筹款，筹款建造教室”[2]。其出现的根本原因仅仅是求知者对真理和知识最纯粹的渴求，其实质就是一个知识的共同体。中国本土的“大学”指的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原编于《礼记》，后独立分出被列入《四书》中。宋朝朱熹曾将其纲领提炼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大学章句》），大儒程氏也提到“《大学》是初研究道德的门径”，足见，“大学”一词在中国代表的是一种自我完善和治学研究的精神。近代，由“西学东渐”而来的“university”被译为“大学”而非译成中国古代具有相似性质的“太学”，想来其原因应该包括时人在对这种相对较新的“洋物”有充分认识后对其具有或者应有中国“大学”精神内涵的肯定。欧洲的大学是不断组合演进逐渐形成的，从“行会”到博洛尼亚大学再到柏林大学，大学都在不断地变迁和完善以使自身逐步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而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机能。最初的大学是在浓厚的教会主义氛围之中产生的，其主要教学及研究的内容就是神学和较少的人文社会科学且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因此有“象牙塔”之称。也因此，有学者将大学的世俗化和其教学内容中自然科学的增加视为近代大学的开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洪堡的柏林大学。大学的世俗化和自然科学教学研究的增加意味着追求人性和理性的回归，它不可能是骤然而成的，而应该是在不断继承和演进中的质变突破，这就说明大学从产生伊始就可能孕育了自身独立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既包含了对自身受不合理控制的不屈，也包含着对社会不合理的批判，更包含着挣破社会枷锁牢笼为真理而战的信念。中国早期的大学大多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略去教会学校不论，中国近现代的大学都产生于“内忧外患”之际，因此大学的精神内核在中国较之欧洲自产生之日起就多了一项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爱国主义。这种且可羞腆称为中国特色的精神，是中国自古以来儒家经典思想的外现，是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不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儒家圣贤们所倡导的“先社会，后个人”的社会本位主义思想的体现。由此可看出，中国早期的大学不仅在努力突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追求理性真理，也在将中国的部分优秀传统文化在加以析分地继承并实践。这一精神在近代中国反帝反侵略的进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概言之，“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3]。大学的产生与演进、变迁的过程即是大学精神产生和完善的过程，大学传承的是其精神而非其物质虚表。 二、大学应有之作用大学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机能，其作用应然且必然是巨大的。笔者认为可以将其作用以是否由自身本质属性而生为标准分为内生性作用和外生性作用。内生性作用是指由其本质及精神内涵决定的应然产生的作用，外生性的作用则是指由社会发展或者国家统治阶级需要而产生的依附于内生性作用的作用。内生性作用主要包括：传承文明、人才教育、科学研究、孕养自由、明晰情理、社会先导等作用；而外生性的作用则包括：人才选拔、阶层流动、安稳社会、维护统治阶级、引领社会主流价值等作用。现在大多学者痛惜大学的学术氛围日趋羸弱，虽然学生和学校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学校的硬件设施也越来越好但是学生的求学意识研究精神却每况日下。诚如梅贻琦校长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如果失去了求知的精神、研究的精神，即便这个大学硬件再好、生源再好，那么这个大学也只能算空有其名，而名不副实了。笔者认为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因素中学校、学生以及社会对大学作用的期待偏差占据大部分。当下中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也致使实际运行中出现了偏离最初目的的弊病。不可否认，大学的行政化管理确实对大学产生了一定好处，但不能忽略的是它确实也对学术的自由造成了一定的限制，一旦将学校与行政等级相挂钩，将官场那套引入学场，对教学、科研的冲击是巨大的。不是说学术的魅力不够、教授的信念不够坚定，而是影响因素太过重大，没有人是圣人，自然鲜有人能够完全不受影响。在上世纪，一度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准比之基层劳动工人的还低，但他们仍然能够坐的了冷板凳，潜心搞研究，除了他们自身的高尚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只尊知识、只尊学术，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份学术成果的荣誉远比虚职官位大，那是知识分子的信仰，是知识分子的傲骨。对于造成而今的学术氛围骤淡的原因，笔者认为学校过度偏重于外向性作用对其仕途的影响在其中占据很大部分。当下对于学生而言，读大学的意义不外乎就是拿到一纸文凭，而拿到这纸文凭则太容易了，只要“不挂”就行。这样一来大学多少就成了他们混日子的地方，中国有近2500万的大学生，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其中只要一半的人是在混日子（笔者认为尚不止），那就意味着大学在白白浪费着半个欧洲中等国家的社会资源。能读大学的同学必然在中等教育阶段占据了足够的教育资源，但如果在大学他们以混日子的心态度过的话，那对那些因贫困而无法占有足够资源以致无法上大学的孩子们来说是不公平，并且更是会加强他们的悲痛感和对社会不公的恨意。同时这样也会使得社会对大学乃至知识的期待值和尊重程度降低，大学在未来会愈加难行。中国学生就没能培养出学术研究能力吗？中国近年的学生的学术论文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质量却难以保证。中国大多数高校的研究生毕业条件里面都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的规定，当下中国在校研究生约有180万人，这意味着他们顺利毕业的话就会产出180万篇核心期刊论文，其中的水分有多少，很难去鉴定。笔者作为一名学生，也时常感叹道：世上最难做的职业不外乎就是大学老师了吧，每天面对着一群没有思想和灵魂的行尸走肉，却仍要想方设法帮他们过考试。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以后你的生命交给一名只求“不挂”的医生手中，你该有多么恐惧，同理，中国未来的命运呢？之所以会这样，笔者认为就是因为学生们普遍的过度偏重期待大学能给他们镀金的外生性作用，仅仅将大学作为一个岗前培训机构和就业的敲门砖。社会对大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世纪“象牙塔”的经验告诉我们完全地脱离社会搞研究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大学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需要服务于社会发展，但服务于社会发展并不等于迁就社会，大学的批判精神实际上就是服务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内容。可如今，“适应社会已成为当前中国大学的主要办学目的和重要评判标准”，“大学忙于回应政府和社会提出的各种要求:如应付各种检查、评估、验收，以及响应并落实政府各个时期提出的号召等。但这种不成功的适应反而使大学的品质支离破碎，风格也变得大同小异。大学的发展通常是按照政府要求和大众心理塑造着自己，在政府要求与大众心理的一致性后面便是大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4]这样的大学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也很难孕育批判精神的，更是难以产生创新性思维。相较于此社会对知识的尊重程度的下降更是大学举步维艰的重要因素，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金钱至上”、“娱乐至上”的思想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唯钱论一度盛行，人们打着“自由”“张扬个性”的幌子在不断地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学者被认为是“砖家”，大有世间讲理无用的趋势，也致使知识分子再度濒临“九儒十丐”的境地。这是社会过于强调和重视大学“外向性”作用的弊病，过于期待大学的维稳作用，不免导致大学鱼龙混杂、秩序紊乱，大学的质量自然下降，若如此，社会的发展状态也难言其健康。“内生性”作用和“外生性”作用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二者相辅相成，“内生性”作用的正常发挥是“外生性”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外生性”作用的有效发挥是“内生性”作用得以实现的保障。“内生性”作用的实现是根本前提，也是大学的本质需要，更是大学之所以称大学的根本依据，其实现必然也自然随带“外生性”作用的实现。因此，过于偏重期待大学的某一方面的作用是不必要的，否则其所导致的可能是一种病态和畸形的发展，要实现大学为社会系统提供效能的最大化，就应该要认清大学的本质及其社会关系，协调期待各方面的作用。 三、“三道”并轨齐驱大学之道狭义上讲是学校发展之道，广义上则应当包括学生发展之道和社会发展之道。大学与学生、社会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不可能单独侧重其中某方面，而应当相辅相成齐头并进。 中国大学一直致力于挤进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而现实中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是文化底蕴和极其丰富的资源堆积而成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绝大部分的大学并没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机会。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绝大部分才是该解决的大头问题。宏观上来说，笔者认为在中国的大学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应该注意一下两个问题:其一，加快推进实现专本的有效分流。推进实现专本的分流即要实现人才资源配置科学化和合理化。根据教育部2013年统计数据中国当下有2491所高校，其中本科院校1170所，高职（专科）院校1321所；约2500万的大学生中有14944353人为本科院校学生，高职（专科）院校仅9736373人。不难看出，专本的人才分配差异巨大，明显失调。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国家重视程度的倾斜、高职（专科）院校教育科研水准低下等，但笔者认为其根本还是在于社会职业平等观严重缺失情况下的国人产生的“大学者，业贵；高职者，业贱”观念。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人才的配置病态失调，造成才不尽其用的社会资源极度浪费。专本的有效分流，可以实现学习从业技能学生和学习学术专研技能学生的分流，如此一来更可以分清学生状况而因材施教，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这个设想的实现，不妨由国家主导严格大学学生毕业条件开始，从根本上打消学生在大学“镀金”的思想。其二，促进私立高校的有效发展。私立高等院校的增加即通过增加民办高等院校以达到国家节省国家资金，资金集中有效利用，激励学术繁荣的效果。国际上将私立高校办的有声有色的典型代表就是日本和美国。“日本是私立教育主导型的国家，高等教育中，私立大学比重超过70%。”“日本的私立大学不仅数量多，还有若干名校，像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学术水平不比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差。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日本的私立大学扮演了重要角色”[5]。在美国，根据“2000年的统计资料，美国共有私立大学2484所，超过全国大学总数的50%。更让人惊讶的是，排名前20位的大学中，私立大学占绝对优势”[6]。我国诸如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名校，原本也为私立大学。由此看来，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将私立大学办得优秀的案例，而这些着实值得我们借鉴。从微观上来说，并非每一所大学都有顶尖的学术水准，也并非每一所大学都能做到学术世界一流。但是都可以做到的是，让大学的精神回归。无论是哪一所大学，即便是三流的大学，只要这所大学包含着大学的精神内核，那么它与世界最顶级的院校都是平等的，都是值得尊重的，都应该是社会所需要的。大学精神的回归，伴随的必定是学术的自信，学术的自信激发的将是大学学术的繁荣。笔者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不妨先将人文科学的位置摆正，略微淡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功利。大学生不应将大学看作一个岗前技能培训基地，而应将其看作是德行的修炼场，争取在大学让自己变成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学生是学校的根本，是学校精神内核的载体，同时也是其精神的传承和完善者。诚如马相伯在就职北大代理校长的演讲中所言：“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7]。作为一名大学生的根本追求应当是道德之高尚、学问之渊博。但反观现在，大学之中自大一入学起便开始大做就业、职业的规划，惶恐自身无业，而将就业作为大学的终极目标，如此难免舍本逐末了。在大学中如果做不到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那么，培养出来的人即便专业素质再高，那么他也极有可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中利弊笔者亦难以言明。何为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并不以其具有精致的知识为衡量标准，而应以其是否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是否具有对社会及人文的责任感为标准。作为知识分子的必要前提是，他们拥有“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8]。他们“是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之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能够依循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进行独立思考、敢于批判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并努力推动人类基本价值充分实现的文化人”[9]。笔者认为，当代大学生要做到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具体上应当正视两个问题：第一是过度娱乐化的问题；第二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问题。现在这个时代是经济空前繁荣的时代，经济的繁荣带来的既是生活水准的提高，也是享乐主义的盛行，古人言：“饱暖思淫逸”即如是也。“娱乐至上”的观念致使学生将张扬个性作为自身过度娱乐的挡箭牌，把知识作为娱乐大众的资本，将践踏知识藐视知识作为张扬自身个性的荣耀，如此不免使人痛惜。所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防止娱乐过度是极其必要的。在对待老师上，要提倡“尊师重道”的回归。钱穆先生曾说：“新学校兴起，则皆承西化而来。皆重知识传授，大学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这是不是一种健康的常态，老师的作用并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传道”、“解惑”，一名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用心与学生交流，用自身的魅力感染学生以达到教育目的的老师。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有这么一段话足以言证:“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0]如果不是这样，那老师早已没有存在之必要，而应为高科技所取代了。大学和社会的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关系:真正的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对社会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与社会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但大学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有对社会有不可缺失的依赖性；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大学的推动，但大学作为思想的争鸣地却极易成为社会又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在二者对立性和同一性的衡平是实现大学和社会齐头并进的重要因素。同一性是绝对的，而对立性是相对。同一性关系即大学和社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就整个社会的历史维度而言的，在和平时期体现最为明显，理想的状态表现为大学引领社会发展；对立性关系即大学与社会因思想进步性不同而产生的利益相悖的关系，之所以说它是相对的，是因为这种关系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的，当大学中孕育的自由思想有悖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时，这种对立表现得尤为激烈，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乃至社会的发展，所以统治阶级会尽量让学校去适应社会。在整个衡平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合理的包容度，因为大学独立思想的载体是人，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个人不可能独立存在，他需要依赖于社会生存，最直接的表现是他需要一份工作。也就是说，社会虽然无法左右学生的思想，却可以控制其物质需要。社会的包容度大，就会认可先于社会的思想并其提供滋生的土壤，反之就会抑制其发展。二者互有利弊，前者有利于大学精神的生长，却又容易失控；后者利于社会的稳定，却极易磨灭大学的创造力，使大学趋于平庸。大学精神的回归既需要学生精神的养成，也需要社会认可与支持；而学生精神的养成则需要大学对自身精神的坚守和传承，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认可；社会的发展则需要大学推动和学生的劳动。可以说三者道路应有其交汇点，但是实施中诚如陈平原所言:“在讲求学历的现代社会，没有文凭，即便有名师的推荐，也不见得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今日，一切讲究‘符合程序’，那些学有专长且特立独行之士，还能获得大家的普遍尊重吗? 还能凭借自身能力得到固定的饭碗吗？”更何况大学精神的回归又容易失控，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呢？所以当下要实现三者并轨而行，关键的前提应该是改善社会对知识的认识并明确提高之后的社会容忍度，即要告诉大学及学生们他们可以无顾虑地去追求真理了。 四、结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12]“大学最根本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本质，应该是作为知识的殿堂，大学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为知识分子而存在，并把所有知识加以统合的地方”[13]。因此大学之道，不仅要实现大学自由、独立、批判、理性等精神的弘扬，更要实现学生内在素质的完善，理性思维、创造思维的养成。虽然德里达说过，“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其实是十分艰难的。[14]“但是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致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15]大学有时可能会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但那并不代表是针对那个统治阶级，而是大学的精神内核决定了它只认定理性，一切的行为只为了知识分子心中的真理，而那时比他们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大学有时候更需要社会的宽容，以理去解决社会与大学的摩擦是最有效的方式，一个只尊理性的“人”不可能不讲理、不听理。大学在适应社会与引领社会之间更要认真权衡，大学的本质内核是传承文明、科学研究，而非绝对的批判，绝对的批判是对真理的背离，是将真理工具化的可耻行径。 2015年6月15日于中南民族大学[1] [法]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2] 罗红波：《博洛尼亚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3] 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4] 上官剑、李海萍：《“外生性”与“内生性”：中西方大学起源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5] 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6 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7] 刊载《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申报》1912年10月29日，转引自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40页。[8]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9] 刘亚敏：《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10] 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12]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50页。[13] 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探索》，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40页。[14] 杜小真、张宁:《德里达中国讲演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15] 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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