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在中国搞总统制也不是没有可能（2）

汪玉凯：在中国搞总统制也不是没有可能2016-07-11 12:45:54来源：凤凰网-大学问　作者：汪玉凯我要评论点击：29743次摘要共产党执政也可以搞总统制，如果这样的探索和改革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加快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我认为就可以大胆探索。　　三.中国改革要时刻防止颠覆性错误发生　　刘昱含：不认真看错误怎么发生，不注重纠错，颠覆性错误就可能重现，当下还有发生颠覆性错误可能性吗?您觉得哪些领域需要警惕?　　汪玉凯：颠覆性错误的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后提出的。我理解的颠覆性错误就是系统性错误，就是全局性错误、战略性错误。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我认为过去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颠覆性错误，反右大跃进也是颠覆性错误。当下虽然大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也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首先，执政党要慎用执政资源。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所以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源的时候要慎之又慎。防止使用不当对国家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　　其次，要注重分权和集权的平衡。在现实中，经济性分权、行政性分权，对激活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很重要，这样才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社会或多的干预。但政治方面往往又要防止过度分散，损害执政党或者领袖人物的权威。所以，处理分权和集权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困扰执政党或者政府的重要难题。从当下的中国来说，似乎也正在面临这样的考验，如何使二者得到平衡，对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依然十分关键，值得注意。　　第三，就是防止左祸再起，再次危害中国。应该看到，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似乎一直存在一股反改革的力量，他们一直认为改革开放路线错了，方向错了，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甚至认为中国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从薄熙来在重庆发动的“唱红打黑”就能看到些端倪。这几年，这股思潮似乎有进一步发酵的趋势。如果中央在1981年通过的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否定，如果改革开放的路线被否定，中国有可能天下大乱。所以今年五月《人民日报》发长篇文章指出中国不可能再重复文革错误，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讲话中国重申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重大意义，都使出现这种颠覆性错误的风险，降到了低点。但必须引起高层的高度关注。　　刘昱含：对待文革，现在中国存在完全迥异的呼声，一方面是绝大多数人的坚决抵制、彻底反思，一方面是怀念、致敬文革时代，这两种声音在官方和民间都有。很诡异的现象。　　汪玉凯：确实是有老百姓怀念过去，认为过去虽然穷，但是社会相对公平，没有贫富差距，没有严重的社会犯罪，这是中国老百姓善良愿望所致。但还有一个必须明确的观点，这就是:上述严重问题的出现，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带来的问题，而是我们在改革发展中，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特别是如收入分配不公、社会问题突出等，可能是因为在某些方面改革力度还不够大，还没有深入下去导致的。　　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要退回到文革时代，而是要有更大的改革力度，才有可能。这种更大的改革，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　　四.总统制是中国可考虑选项之一　　刘昱含：所以如果您认为政改力度不够，您认为该往哪个方向走?您之前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曾谈过中国总统制改革的思路，为何认为中国政改可以往总统制方向走?　　汪玉凯：下一步中国政治是必然要改革的，我们过去改革更多的是政治体制下端的改革，我一直认为政治体制分上端和下端，下端主要是行政改革，比如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成本等，而政治体制上端还有三个更关键的要素，那就是宪法权威，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这就是我说的政治体制上端改革“三要素”。中国这么多年的政改主要集中在下端改革，而上端改革明显有不足，这样就导致执政风险上升，党政公信力下降等。我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年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三个四”，我以为都是在讲执政党面临的严峻形势：第一个是四个重大：即应对重大挑战，防范重大风险，排除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第二个是四种考验：即执政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外部变化的考验;第三个是四种危险：即精神怠懈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贪污腐败的危险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在我看来，要应对上述种种风险、危险，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就必须在政治改革上端有所突破，这种突破我认为应该从三方面来推进：一是主体价值取向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民主法治大潮流。这就是说，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但我们仍然要坚持民主法治大方向，只是中国民主法制有自己的实现形式，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不搞多党制，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搞民主化，不搞法治化。这一点我们同样需要与世界说清楚，避免国际社会误解和误读。　　二是国家权力结构，一定要认真处理好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的进程中缺一不可，但一定要突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主体地位，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一定意义上都是为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体地位的。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的，“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应该是把问题说到家了。　　第三，就是要构建一个好的制度框架，提升老姓对我们政治体制的认同度，提高体制竞争力。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可以借鉴的，比如新加坡模式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行之有效的做法。新加坡的“三位一体”模式运转的很成功，有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新加坡司法的相对独立，为“三位一体”的制度框架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至于有人说，中国也可以借鉴总统制的一些制度形式，我以为也是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　　刘昱含：在中国当下推行总统制的可能性有吗?具体改革方法有哪些?　　汪玉凯：今年三月我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在“中国正走在历史大变革前沿”的专访中我曾说过，总统制只是一个形式，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如果在中国实行总统制，不只是变动一个岗位，即把国家主席变成总统这么简单，而应该是一个系统性改革，要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职责权限、政治体制、司法体制、行政体制等多个方面，进行系统化设计。具体来说，如果总统成为拥有国家实权的元首(目前我国的国家主席，总体属于虚位元首)，随之必将带来一系列其他政治体系内部的调整，比如所涉及到的党的体系、行政体系、立法体系，司法体系等与元首变更关系都比较大。　　比如说在党的体系中，我们还要不要党的常委制?从历史上看，从1934年到1956年中国是没有常委职位的，只有政治局委员，后来有了书记处以后，书记处从职能上就替代了政治局常委的某些职能。目前我们是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这两个部门并行，有职能重合之嫌。搞总统制要首先考虑到党内体系的配套改革，常委制和书记处，是都要，还是保留一个?这是我认为第一个有必要进行认真思考的改革问题。　　在立法方面，现在人大是国家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如果改革的话应该加强立法机关的权威，甚至在一些必要领域保留人大代表的常任制，给人大更大更稳定权力，以保证立法机构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至于总统这个职位的产生，从国际社会看，可以是直接选举，也可以是间接选举。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当下不能直接选举，可以通过人大间接选举产生也是可以的。　　关于行政机构，如果总统不像新加坡那样是一种礼仪上的国家元首，而是具有实权的国家元首，那么国家行政机关的总理职位，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现在的法国。法国的政体比较特殊。在戴高乐时代，改革的议会内阁制，吸收了美国总统制的某些做法。所以，法国的政体可以说是间接于美国和英国之间。既保留总统制的一些运作机制，也保留议会内阁制的某些运作方式，所以法国现在既有总统，又有内阁总理，而总统权力大，内阁总理相对权力要小。如果说中国也要探索实行总统制的政体的话，总统权力和总理权力如何设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司法体系来看，关键要建立起司法相对独立的架构。比如新加坡，尽管在国家权力结构上体现出“三位一体”的特征，但新加坡的司法独立是有保障的，这种独立不仅来自于宪法，也来源于其不受执政党权和行政权干预的独立审判和检查制度。在这方面，我国的司法体系也要按照总统制的架构，进行必要的调整，保障司法体系的独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总统制必将是一场系统性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意味着共产党执政也可以搞总统制，如果这样的探索和改革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加快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有利于提升人民的福祉，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竞争力，我认为就可以大胆探索。　　刘昱含：如果沿用总统制，是否引入多党制也是应有之义?　　汪玉凯：我认为不会。作为执政党，中共在政改方面是非常审慎的。因为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当然，这种政党政治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作形式，是可以进行改革的，比如如何在新政治体制架构下，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提升其对执政党的监督能力。但在短期内，或许还不会改变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形式。　　我以为，即使中国借鉴新加坡选举模式时，也不会一下全面铺开，可以在县乡两级搞一些直接选举试验，为将来的全面选举工作积累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上一页 1 2 下一页阅读全文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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