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是马玉东犯罪还是办案人员犯罪？

舆论监督拷问：是马玉东犯罪还是办案人员犯罪？　　马玉东的所谓“受贿案”，称得上是中国最奇葩的腐败案：国土局长收了开发商法人代表任树平11.5万元“贿款”，却一年接一年、一次又一次地对“送钱人”任树平的违规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处罚，而更“奇”的是，这种悖情悖理的行为，竟然得到澄江办案人员和审判人员的认可，这不由得让人怀疑玉溪和澄江的某些“制服人”不用脑思考问题，而是用脚在“想事”！　　国土、规划等部门，是国人心目中的“肥缺”，马玉东作为澄江县国土资源局的局长，他如果有贪心的话又何必收受这区区11.5万元呢？我接触过数十起国土官员贪腐的案子，这种“小儿科”我还是第一次接触！恕我直言，恐怕玉溪和澄江某些“制服人”的贪腐金额也远远不止于这点钱！从马玉东本人的申辩和马玉东律师的辩护词来看，这11.5万元“贿款”压根儿就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然而，马玉东案的办案人员很任性：假的可以做成真的、虚的可以做成实的；红的可以说成绿的、白的可以说成黑的。如此“办案”，自然是你无罪也能将你“办”成有罪！你看：马玉东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头7天里，办案人员可以不办理和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抓了就抓了、关了就关了；马玉东的申辩，办案人员和审判人员可以不予置理、不予核实；“行贿人”和“受贿人”相互矛盾、对不上号的供词，办案人员和审判人员可以作为定性定案、定罪量刑的依据......尤其是办案人员为了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证据，对马玉东实施超越人体忍受能力的刑讯逼供，让马玉东两次昏倒、小便失禁、神志不清、精神崩溃。马玉东为了保住性命和不被逼疯，不得不违心地承认收了任树平的钱——先承认收了5万元，办案人员一声吼，说马玉东没说实话，当马玉东承认收了10万元时，办案人员才开始做笔录和进行同步录相，最后按办案人员的要求写了伪证和所谓的悔过书。如此办案，焉有不冤之理？马玉东案的办案人员信不信？我要是采用你们的违法办案手段，也同样可以将你们办成“受贿犯罪”，你们敢试试吗？不过天性善良的我，即使成了“制服人”，也干不出那种伤天害理、损阴缺德的事体来！　　我说马玉东没有收受11.5万元，办案人员肯定不服气，甚至公众也难以服气，因为“无官不贪”四个字已经沁入到了公众的潜意识里，公众认为只要是官员都或多或少贪了、捞了，那好吧，退一万步讲，就算可以质疑马玉东收受了11.5万元，但没有确凿证据证实马玉东收受了11.5万元，就不能给马玉东定罪，最高检多次强调检察官在办案中要贯彻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如2015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检副检长孙谦就媒体所提的“针对这几年发生的冤假错案情况，检察机关有哪些改进措施”时作了这样的回答：一旦认为有罪的证据有问题的时候，宁可不追究！然而，澄江在办理马玉东案时，却反其道而行之，搞的是有罪推定和疑罪从有。习主席发狠话强调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玉溪和澄江检察院公然对抗习主席的指示该当何罪？！　　话到此处，本博主忍不住提出一个问题：在马玉东案中，究竟是马玉东犯罪还是办案人员犯罪？如前所述，办案人员在审讯马玉东时，让马玉东生不如死——仅此一条，马玉东便不够构成犯罪，因为新的刑诉法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对于马玉东来说，一旦排除了采用刑讯逼供手段获取的无效证据，构成犯罪的人便倒了个儿——办案人员犯有滥用职权罪和刑讯逼供罪，而马玉东则无罪！　　值得指出的是，在反腐声浪中，一些地方的执法机关和反腐机构带着“政绩饥渴”办案，这就难免为政绩、为数据而办案；难免打着“反腐”旗号随意抓人“做”案；难免借着“反腐”口号实施打击报复。近两年我发现一个怪现象：有的地方所查处的贪腐案件，其贪腐金额都只有十几万元乃至几万元，如江苏淮安我接触的4个贪腐案，其金额都在10万元左右，马玉东的金额也在这一水准上，且每一起“小儿科”案都是办案人员用刑讯逼供手段“做”出来的，这就让人感到纳闷了：难道江苏的淮安和云南的澄江都只有这种级别的贪腐官员？事实上，两地都有百万级、千万级乃至亿元级的巨贪，而当地的执法部门和反腐机构却不敢去查处，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表明有的地方是在办“政绩案”——既然公民的自由不如办案政绩重要，那么多少错案假汝以行？多少公民的自由在政绩的驱使下被无视并被随意剥夺？可怕的是本应高高在上、无比神圣的法律，却被一些人以政绩为名踩在了脚下，法律的尊严何在？司法的公信力又在哪里呢？玉溪和澄江检察院违法办案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正直的人们在追问：谁来“检察”玉溪和澄江检察院？　　反腐与维权博客罗修云　　13013778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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