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

读书心得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保持漠视态度，认为中国法制典籍关注实用价值而非理论价值、中国传统社会历来不是法律来调整等。但也有西方的汉学家们则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与西方截然不同，并且前者的发挥作用及适用时间，远比所有现代国家的历史更悠久，在认识中国社会最具有说服力。西方列强曾以坚船利炮打开闭关的清帝国，但却没有阻挡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法律的热情，一度形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现象，就在上个世纪曾有一大批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的书籍被介绍到国内，其中美国学者卜德和莫里斯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中信出版社，朱勇译，2016年6月最新版），一版再版，成为经久不衰的法律传统研究书籍。（图片来自网络，为1995年8月版，江苏人民出版社）纵观《中华帝国的法律》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中国法律初论、清帝国案例评析、清帝国法律的司法解释，囊括了作者对中国法律发展脉络把握、重点评析《刑案汇览》中190个清帝国的经典案例，并分析了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在清帝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通过这些连续性和权威性法律，展现读者面前的是一幅中国社会发展场景。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基本脉络是什么样的？一条清晰的线索，即“一准乎礼”的法律儒家化。历史上的大秦帝国依靠法家的力量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却短命而亡，后世儒家思想逐渐取代法家成为正统思想，《中华帝国的法律》指出：“法律儒家化，意味着由儒家的“礼”所确定的社会准则被吸收进法典之中。这样，中华帝国的法律便发展为兼容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的混合物。”作者十分精妙地考察到中国人的法律观与小至家庭观、大至社会观、乃至国家观紧密相连的，实现整个社会的良好的秩序化，并实现了“天人合一”的法律“自然化”的过程。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作者用一半的篇幅将清人祝庆祺和鲍书芸著的《刑案汇览》作为研究对象，并精选其中190个案例加以明晰，为什么选《刑案汇览》？案例选择有何标准？作者认为中国最早的案例汇编可能是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但该书早已失传，此后的如《棠阴比事》等多是逸事、杂记等，不乏传奇性内容，不是司法记录，而《刑案汇览》是篇幅最大、范围最广、分类最细的一部司法实录。文中精选的案件绝大部分发生于1812-1831年间，涵盖家庭状况、社会民风、政府运行，正如作者所讲：我们所考察的是具有2000年历史的中国法律传统的最后一个阶段、中华帝国的“常世”的最后一个阶段、一个未受西方影响侵蚀的固有的法律传统。透视案件，传统中国社会在法制下如何运转？其一、社会成员的惧讼观念。作者通过案例挖掘犯罪者的人员构成发现，清代社会的官员和享有豁免权的特殊人群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从法律上得到过多的优惠，同样得到严惩。作者也说明了“法家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战胜了儒家，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涉足中华帝国的刑法，即陷入灾难之中，法律通过威慑作用，让人们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而非恢复被破坏的宇宙和谐。”其二、司法程序严格，刑部审核量刑建议更加谨慎。作者指出，在其收集的案件中，刑部对于原审判决作出改判的至少25例，刑部堂官对于部属清吏司改判就有4例，其都是在解决如何“罚当其罪”的问题。其三、等级制的家庭观念与法律制度结合对人束缚力极强。《中华帝国的法律》指出这造成了极为反常、违背法理的现象：与人通奸的父亲杀死批评自己的儿子，仅被判处徒一年之刑；误伤致死公公的媳妇则被判处凌迟刑，即使宽宥，也被判处斩立决刑。儒家学说在家庭与社会中承担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控制手段。也正如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所言：“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始终是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它们代表法律和道德、伦理所共同维护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亦即中国古代的纲常名教。”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一度出现向西方学习的热潮。然而我们在关注西学同时，西方人也已同样的视角研究中华的法制传统，毕竟在法律移植或东西方法律融合过程中，会出现各种“水土不服”现象，卜德和莫里斯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强调2000多年的中华历史长河中，法典的制定一直遵循罚当其罪原则，并且古代中国执法者亟待发现法律条款的真意，更甚者，中国传统以来司法官员依法办案的理念较西方更过之。抛开封建性束缚，看到西方学者研究我本土法律之精深，吾人不得不汗颜。与其热衷西学，不如反观自我深厚的法律传统底蕴，援法断狱、天人合一、德礼为本始终是中国法律传统的基础，正是这种传统支配着中国司法理性，最终渗透在司法文化之中。中国法律在全球性发展富有兼容并包性同时，更应保持独特的自主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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