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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哲学清醒有时颇让人恼火。这位固执而睿智的古希腊哲人站在美德理性一端审视和批判现实政体的精神缺陷，对民主政体毫不留情。有人批评柏拉图是西方极权主义鼻祖，但这种批评很难切中哲学要害，而主要是一种基于当代流行之民主意见的政治化表达。柏拉图提出的政体衰变难题成为后世政治思想家普遍分享和回应的问题意识。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政治的本质到底是美德理性还是大众意志，这是政治哲学最困难的地方。大众民主理论对“一人一票”的合法性论证主要是基于一种普遍化的道德平等及政治的同意伦理，但无论是平等还是同意，都无法严格保证决策的理性。比如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50.6%的脱欧派是否真的代表了该项决策的理性一方？是否周全考虑和反映了英国的公共利益？如果是，为何很快出现了留欧派的大请愿、英国法院与议会的复杂辩论以及英国知识界的深切忧虑？此外，意大利宪改和土耳其宪改均寻求公投，但公投是否可以作为理性政治的根据？ 若从政治哲学上严格推究，这类大众民主的投票，无论是选举还是决策，都与政治的美德理性无关，而是精英集团之间的一种政治游戏：其一，作为一种人民授权机制，为后续改革提供终极合法性；其二，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有力武器，否定对手的政治立场，剥夺对手的政治利益。既然大众民主与政治决策理性并无直接关联，而主要是一种共同体授权与政治论辩策略，那么政治决策的理性就需要另外的程序和机制来加以保障。这里就涉及到了代议制政府的本质问题。在民主历史上，大众直接民主的存活周期不长，表现亦欠佳，较为成熟的民主模式是代议制民主。这一民主模式成熟于英国。 那么，我们来看看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怎么看待代议制政府中的代表与大众？在宽泛的意义上，民主政治就是将个体自由意志整合进整体权力架构与决策之中，一人一票的选举或决策是最为直接的形式，但往往陷入激情冲动与不可捉摸，也容易为野心家蛊惑，导致对共同体利益的严重偏离及损害。代议制的好处在于，选民只负责选择代表，而代表们组成政府进行实际治理。这里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政治组合：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英国在历史上并不接受严格的人民主权，但其代议制及其民主选举程序隐含了某种人民主权观念，今日之公投程序的引入更强化了人民主权在英国宪制中的地位。柏克对大众民主显然并不热心：其一，他本人虽然长期担任英国下议院议员，但其议员资格主要来自于恩主之“口袋选区”的包办操作，而不是真刀真枪的拜票选举；其二，柏克属于保守派，认为议员代表是“自然贵族”，代表与选民的关系并非委托指令关系，而是实质化的精英代表关系。 柏克在处理议员代表与选民关系上的实际作为可能让人大跌眼镜。他曾作为布里斯托选区的议员进入下议院，但他在下议院的提案和辩论较少涉及该选区利益，甚至在该选区选民来信请愿时回信严厉驳斥。柏克颇为深沉亦不乏骄傲地宣称： “但是他不应当将其公正的意见、成熟的判断和启蒙的良知牺牲给你们；也不应当牺牲给任何一个人或任何在世的一群人。他的这些禀赋并不来自你们的喜好；不，也不来自法律和宪法。它们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他应对这些禀赋的滥用深深负责。你们的代表欠你们的，不仅仅是他的勤勉，更是他的判断力；如果他将自身的判断力屈从牺牲给你们的意见，那么他就是在背叛你们而不是服务你们。” 这就是柏克的“实质主义精英代表”理论。在如今的大众民主政治环境中，这样清醒而不乖巧的言论无论理性基础如何，绝对是票房毒药。这样的候选人也绝对会受到选民的抛弃。与柏克之民主代表观相对立的是19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一种“形式主义程序代表”理论，一种大众民主时代内含民粹气质的政治风格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效果：大众民主时代的政治家，一方面极其媚俗和民粹化，唯民意是从，另一方面则极其不负责任，缺乏战略眼光和决断能力，也缺乏说服大众的意愿和能力。选举民主以周期性为游戏特征，做不好就换人更成为家常便饭，但谁为在这种游戏中失去的代表责任及共同体发展利益负责呢？下台并非最好的问责，真正的责任是政治家的代表自觉和内里的责任伦理。选举民主意欲建立一种政治问责机制，但却并未有效建立一种更负责任的政治伦理，而是诱导政治家以竞争选票和获取连任为最主要政治目标。当代政治家普遍丧失了柏克式的精英代表自觉，将自身的专业判断与心智屈从及牺牲给大众意见，但所有的后果却仍然是大众整体买单。 大陆新儒家承续古典“贤能政治”，力图矫正民主政治之弊。但这一阵营内部亦有不同主张，有偏于原教旨的蒋庆式“王道政治”，也有调和中西的白彤东式的“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更接近白彤东的版本，代表了一种关于中国理想政治模式的整合性想象。实际上，孙中山在思考西方民主政治中国化方案时，曾以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相区分，对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加以分殊和保障，是颇有远见的。中国古典政治偏重于“选贤与能”，科举制就是其中一大制度陈设。钱穆亦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吸纳全国人才、提取多方忠诚的政治宪法效果大加肯定。贝淡宁以西学的实证研究来验证中国政治中“尚贤制”的古今连续性，是坐实了“治权在贤”的中国模式。柏克式的“自然贵族”与中国式的“贤能”在功能与理念上均具有相似性，但也都受到后起之“形式主义程序代表”模式的极大挑战。“一人一票”在当今的民主世界几乎具有压倒性的意识形态优势，极大满足了所有群体平等参政和分享权力的意愿和欲望，将政治决策中的理性一面横加压抑。英国政治文化与宪制程序对公投的接纳，是其精英主义代表观的异化与突变，其在脱欧后的政治重建真实命题为如何重新激发政治精英的代表自觉并通过制度性努力抑制大众民主的激情。美国政治总体上一直较为平稳地沿着精英政治道路前进，有效保障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定力和政策连续性，1787宪法及《联邦党人文集》奠定的“贤能政治”基础是最重要保障。但在绵延一百多年的民权运动及多元主义民主价值观下，美国也面临着“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僵局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的趋势。特朗普趁势崛起，或者是美国民主复兴之王者，或者是美国民主败坏之僭主，何种前途取决于美国民主的保障体系而不是民主本身。西方民主故事告诉我们，不能轻率地抛弃“贤能政治”，不能忘记“治权在贤”的普适经验。 民主遭遇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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