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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张世英、汪子嵩和何兆武，属于比较尴尬的一代。比起第三代学人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要小十来岁；比起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第四代学人，大十来岁。张世英、汪子嵩和何兆武到西南联大读书时，钱钟书、费孝通已经成为青年俊彦，教书育人。 志浩觉得这种尴尬，最主要的还不是来自年龄，而是来自所接受的教育。李泽厚小张世英、汪子嵩和何兆武十来岁，1950年入读北京大学，尚在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伴随着院系调整，可以与时俱进。张世英、汪子嵩和何兆武则不然，他们完整系统接受的“资产阶级教育”，只有洗涤所曾经接受的观念，“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才有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 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最精彩的神来之笔，就是在外漂泊了十二年之后，二十八岁的何兆武回到北平，在妹妹和妹夫的建议下，来到颐和园以东的西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重新当起了学生，这一次主要不是文化课，而是政治学习。作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曾到过延安取经，不曾在华北联合大学就读，没有一番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改变，怎么可能迎接如日方升的新中国呢？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先生们往往来自华北联合大学，学生们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何兆武在这里遇到了大作家沈从文、批评家李长之先生。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与何兆武曾经读书的西南联合大学一样，也经常请名人讲座，只不过，不能的是缺少了自由，革大的学员，一人一个小马扎，“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这哪里是讲座，简直是在用大炮轰。 何兆武在“革大”有位同班同学，是胡适先生的大公子——胡思杜，胡思杜并没有跟随父亲漂流海外，站在新中国的立场，与父亲划清界限，表态发言批判过胡适先生。不过胡思杜发言批判自己的父亲，到底有多少话是真诚的，何兆武持有怀疑的态度。 何兆武在革大的学习，收获如何呢？“在革大培训了大半年，和联大时候不一样，没有哪位老师或同学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想除了学习时间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解放后的人北大说真话，说的全是标准的、一样的语言，冠冕堂皇而又少了个性”。1950年夏天，何兆武胜利完成学业，在华北革命大学毕业了，毕业证书上有校长刘澜涛的签名。 其实，何兆武还是有收获的，“我是1949年9月初入的革大，算是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恰好搭了末班车，年满以后算离休”。坐地铁不买票，每月可以报销一百五十公里的“打的费”，看起来，这半年多的学习，似乎不像何兆武所说，只赔不赚。 新中国要是等着李泽厚成长起来之后，依托1930年出生的一代建立新中国的学统，怕是远水不解近渴，有些来不及了。所以，比李泽厚大十来岁的何兆武、张世英、汪子嵩，经过各种形式的“洗澡”，还是要为新中国所用。张世英1945年前后，接触了闻一多先生，耳濡目染，也由一位只拉车，不看路的书生，逐渐转化成为左倾进步青年。只不过，历史的纤绳荡悠悠，沉入了地下，已经断线与决裂，在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西南联大给予何兆武、张世英、汪子嵩的学术和自由，历史的归去来，内心深处自由的种子，重新被激活。 随着台海两岸关系的解冻，台湾学人的信息，传到了大陆，“惊呼热中肠”，回首平生，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做过的事，读过的书，上过的课，旧人旧事，也需要一番重新打量了。 殷海光就是这样一位同学。殷海光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叫殷福生。这是一位铁杆国民党的粉丝，以国民党的立场为立场，以国民党的是非论是非，哪位同学，要是说国民党的不是，殷海光肯定迎头痛击，国民党做了那么多没有道理的事，但，这位殷海光同学，百般回护，以至于达到了胡搅蛮缠、荒谬绝伦的地步，令不少同学，怒目以对，在同学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汪子嵩在张建安采写的回忆录《往事旧友，欲说还休》中，专门有一节谈到殷海光。殷海光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之后，读金岳霖先生的研究生，有一段时间，汪子嵩和殷海光同住在联大的一座茅草宿舍，四十个人同住一间宿舍，算得上一间超级宿舍了。志浩初中在路过村上新城联中，住大通铺，一间也就十七八位同学，就觉得拥挤不堪。“拉根钢丝，用布帘子隔开了。住在一个宿舍的人，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汪子嵩接着说：我和殷福生从来没有往来，但他在那边高声谈话，我在这边都可以听见。有几次听见他批评民主运动，批评共产党，我便有了这样的印象：这个人即使不算“反动”，至少也是“落伍”，对他没有好感。后来，他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持特别尖锐的批评态度，因而受到种种压制。他在台湾很受青年欢迎，好多有名的学者都是他的学生。我读了几本他的著作，发现自己过去对他的看法实在是偏见。（《往事旧友，欲说还休》，第62页）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也专门有一节，回忆这位滔滔不绝的殷福生：人的一生很难说，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有一个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叫殷福生，哲学系的，当年在学校里是个大右派，整天骂共产党，而且好几次时事讨论会上都站起来公开地骂。那时候，国民党总骂共产党“游而不击”，殷福生也骂共产党“躲在延安，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等等，和国民党的论调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校园内是非常之罕见的，至少我所见到的只有他一个。同学中左派比较多，自由主义就更多了，大多数人对共产党都有好感。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和感受，并不十分理解，而且真正拥护的人也不多，但大多是同情，认为共产党为国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即使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样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们都讨厌他，认为他就是法西斯。 汪子嵩和何兆武，在西南联大，还是可以代表大多数的，我想汪子嵩的学弟张世英，对殷福生的看法，大体也差不多。这位殷福生，简直是一位“万人恨”了。有一回，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只要冯先生让大家发言讨论，殷福生就滔滔不绝，慷慨陈词，何兆武的印象是，还挺唬人的。问题是殷福生还不止于此，还放大招，讲完之后，还要骂人：记得有一次骂胡适，说：胡适这个人，一点儿哲学都不懂！ 可出人意料的是，殷福生到了台湾以后改名叫“殷海光”，走的却是胡适那条路，反对国民党，成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是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