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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第31条规定，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笔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9 条与《侵权责任法》第31条关于紧急避险法律责任的规定基本相同，后者较前者稍具操作性而已。从归责原则来看，抽去法律条款中紧急避险的责任豁免内容，单就“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这一规定来看，说到底奉行的还是过错责任原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项规定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第76条第2项规定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可见，《道路交通安全法》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责任体系——即对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123 条规定：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人身损害属于一种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责任成立要件,只要造成人身损害,即成立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紧急避险引发的交通事故属于民法意义上的侵权损害赔偿范畴，又不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尽管法律规定不同，但对于交通事故类紧急避险案件而言，其归责原则仍然应当按照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来衡定。 就本案而言，不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新法与旧法之间的竞合选择问题，只需要在“一般侵权”的法律责任与“特殊侵权”的法律责任之间做选择，即首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的责任”，继而适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按照引起险情的行为人各自的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确定赔偿责任。 一般情况下，享有通行权利（即所谓的“路权”）的一方在使用道路时，他人必须依法避让，以确保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不享有路权一方行为人的交通违章行为危及享有路权一方行为人安全使用路面时，不享有路权一方行为人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当各方当事人都享有路权时，没有优先通行权的当事人违章行为危及享有优先通行权的一方正常行驶时，没有优先通行权一方行为人是引起险情的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路段位于某小区门前，可以认为公交车和骑车人都享有通行权，且由于该路段未设置信号控制灯和斑马线，又无法确认哪一方有优先通行权。因此，依照交通安全法规赋予的“路权”与“优先通行权”尚不足以确定谁是引起险情发生的人。但可以确定的是，驾驶员与骑车人的行为均具有民法上的过错，即他们都违反了各自应负的安全注意义务，他们的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损害后果均具有因果关系。特别是驾驶员一方除存在疏忽大意的过错外，还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规章中有关速度、跟车的技术要求，较之于骑车人，其行为在引起险情造成交通事故的作用力方面似乎“更胜一筹”。所以，公交公司作为主要致险人（引起险情发生的人），应当承担本案的主要赔偿责任，而不得以自己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为由“避重就轻”地主张法律条款中的“适当补偿”责任。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本案险情是两个行为人各自独立的行为相结合导致的，貌似符合无意思联络数人共同侵权的外观，但究其实质仍然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因为二人主观上不具有共同故意或过失，行为不具有统一性，危害结果不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应当由两个行为人共同负连带责任，而应依据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其各自所应负的责任。鉴于骑车人事后没有下落，只能由公交公司承担大部分赔偿责任。 以上是在原告选择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起诉的前提下，笔者对案件的定性、定量问题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如果原告撤诉后以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另行起诉，则另当别论。 四、结束语 在辩说紧急避险时，人们总喜欢引用“紧急时无法律”这一古老的欧洲教会法格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急时刻谁都可以任性而为。在危险面前，人们不应该幸灾乐祸，也不能过分地损人利己。紧急避险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必须严格依法，并尽可能体现人道主义原则，这样才能有助于实现法律与人情、秩序与自由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2016/01/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