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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东 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并不存在“文化学”这门学科。因此，在很多人眼中，“文化”似乎是一个没有专业门槛的领域。不仅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可以谈论文化，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的专家，乃至任何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民众，都可以讨论与文化相关的各种问题，比如文明复兴、人文精神、文化软实力、教育改革等话题。于是乎，“文化”既显得重要无比，又在作为文化再生产之核心的学术研究中处于妾身不明的尴尬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为此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文化”的这种超越学科的地位，使得它更具有公共性，与之相关的问题亦更易进入公共商谈（public discourse）的领域。在现时中国，与“文化”（特别是文化重建）有关的话题，正在成为官方、知识界和公共领域共同关心的公共话题。 历史地看，至少有三个历史契机的相互交叠使得当下中国的文化重建——或曰“重建文化中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 一是当下世界日益显现的非西方世界整体崛起的“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文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即对现代性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全球性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贡献世界”的契机。随着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等“金砖国家”（BRICS）及其他非西方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全球结构或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已然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历史性变化，并正在推动西方国家过去五百年主导世界的格局受到挑战。作为非西方世界整体崛起的领头羊，中国的文明复兴及其世界性作为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上被寄予了前所未有的厚望。近年来兴起的“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刻”甚或“中国统治世界”等等论说，正是对中华文明“贡献世界”之历史契机的洞察和回应。 第二，中国自晚清以来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轴心”时代文明遗产的自我超越带来的历史契机，即对中国“轴心”文明遗产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其实现自我超越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实现“自我转圜”的契机。从历史上看，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和肇兴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是中国煌煌数千年文明史上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外部文明挑战。然而，后者带给我们的挑战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均远胜于前者，因为这种挑战不惟关涉生活世界的个性（自我认同和信仰）和文化（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和内容）领域的根本变化，抑且涉及社会领域，以及以社会为背景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运行机制的根本转型。这种挑战自晚明时期（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传教士进入时已然显现，但彼时主要在生活世界的个性和文化领域产生影响。晚清以还，随着中国在中西方多次正面交锋中节节败退，它开始全面蔓延至社会领域，以及以社会为背景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中，从而给中国带来了具有“亡国亡种亡教”之危险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华文明“自我转圜”的实质内容，如何“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对当下中国来说显然仍是未竟之业。 第三，20世纪以来为回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选择的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下为我们带来的新的历史契机，即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起承”进行反思与对其实现自我超越的未来“转合”予以期待之间的相互交叠，为中华文明带来了“自我整合”的契机。正如笔者在本书第七章指出的，改革开放所承诺的文明前景是一种社会主义新文明体系，而这种新文明体系应由现代文明体系、中华文明的“轴心”文化遗产、中华文明的其他文化遗产及毛泽时代的社会主义遗产，在现时中国社会主义共同政治文化（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铁律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的范导下形成。这种文明前景，既勘定了现代中国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建构的基本框架，即以社会主义新文明体系“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现代文明秩序，亦给中华文明带来了“自我整合”的历史课题，即如何在社会主义共同政治文化下，把现代文明体系、中华文明的“轴心”文化遗产、中华文明的其他文化遗产及毛泽时代的社会主义遗产整合为相互兼容且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Chineseness）的新文明体系。 显然，上述三个历史契机本身不仅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而且为我们带来了相互交叠的复合文化结构。这种相互交叠的历史契机和复合的文化结构，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重建的清晰理路：建立在中华文明“自我整合”基础上的“自我转圜”，为中华文明以何种形态“贡献世界”提供了文化前提。惟有经由基于中华文明“自我整合”所实现的“自我转圜”，我们始能形成国民认同、社会认许和国际认可的现代中国文化认同，进而始能为中华文明“贡献世界”提供深厚的文化基础。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中华文明内部的“自我整合”，还是以此为基础的“自我转圜”，其实均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既体现了现代性的一般性特质，亦具有中国情境的特殊性。归结起来，这些挑战至少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现代性的“反思性”，使得文化传统既成为反思特定现代性模式（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思想资源，其本身亦成为被反思的对象。正如“反思性现代性”（reflective modernity）理论揭橥的，现代性的内在精神是反思性。现代性是一种以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和能动态度，反思性地创造理想社会政治秩序的谋划。通过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现代性塑造了一种以“反思性”为核心的新型意识结构：“某种正确的主张，理论上总是有被修改的可能，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也有被抛弃的可能。”正是这种反思意识，使得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方案可以脱嵌于现代性所原生的西方犹太—基督教文明传统，而对像中国这样有着“轴心文明”传统的国家来说，自身的轴心文明遗产即是这种反思意识的主要思想资源。但必须进一步看到，经由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现代性也在价值上扭转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是回归过去的传统，而是面向未来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支配着当下的选择和行动。换言之，维系传统本身已不再是现代政治和生活的目的，传统是否值得传承和延续，要看它对现代人关于未来的“社会想象”和生活规划是否有价值，以及有多大价值。故此，就现代社会而言，传统其实是被建构或“发明”出来的：“‘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由此可见，在现代条件下，传统既是反思的凭借，亦是反思的对象。对传统之守成和开新的“反思性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罗尔斯语），指向了现代性之反思性的基本维度。这其实为中国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内在的历史课题：必须根据我们对于未来的“社会想象”，把传统文化中值得延承的方面与应当反思的方面区分开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