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帝国、全球视野与口承史料
来源：法政边缘 作者：法政边缘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文史杂谈 在慵懒的夕照之下，随意翻读搁置很久的一本旧书——印度知名历史学者Sanjay Subrahmanyam的扛鼎之作：《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 政治和经济史》（何吉贤译，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出版，1997年版），脑洞大开，受益极深。这书最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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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谈 在慵懒的夕照之下，随意翻读搁置很久的一本旧书——印度知名历史学者Sanjay Subrahmanyam的扛鼎之作：《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 政治和经济史》（何吉贤译，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出版，1997年版），脑洞大开，受益极深。这书最初是十年前在澳门大学东亚图书馆特藏文献室看到的，当时抱出一大堆图书，翻到这部，眼睛一亮，看了几页，知难而退。因为那时置身于偏狭的法科，更匮乏全球史观的训练，面对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纷繁复杂的欧亚国际关系史研究，根本无从把握要领。何况当时还抱着急功近利的想法，奢望从各类资料中搜刮与澳门法制史相关的信息，结果自然大失所望。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部关乎制度考溯的著述，法学界在兹念兹的法律制度研究在如此立意恢宏的全球史性质的著述中被忽略不计，一如搬砖师傅之被关注宇宙大爆炸的天体物理学家所忽视。于是，虽然知道这是一本重要文献，终究不过是翻翻而已，止于皮毛的知道书名。再次与此结缘，是在渐渐有兴趣而接触全球史方面的著述之后。某次与学者闲谈而涉及16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的澳门法律制度变迁问题，脑海突然电光一闪，记起那个与法看似无涉的书名，知道这一定是值得我认真拜读的类型。随后如有神助，闲逛一家旧书店，居然就从积满厚厚尘埃的书堆里搜出它来，刺鼻的霉味虽让我喷嚏大作，那种缘在即来的惊喜，却委实难以形容。店家对我这样的老主顾，态度当然客气，价格可没优惠。好在当晚搜索孔夫子旧书网，发现网上仅有某店在售，以为奇货可居，自是漫天标价，竟拍出了与民国二十五年初版《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的同等高价，便感觉自己简直白捡一个金元宝，平添无限窃喜，躲进被窝还在笑。——藏书是种病，不治真要命，治了更要命。然而，就像所有藏书癖患者一样，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这本旧书塞进书架，转眼也给忘到脑后，拖呀拖啊，转瞬至今，哪根神经搭错线路，鬼使神差抽取出来，立刻产生浓厚兴趣，不免后悔这些年之暴殄天物，居然有眼不识泰山，险些错失如是精彩。这部经典给我的启迪是多元的，区区札记无法面面俱到，那就挑选第一印象深刻而感触特别的地方谈谈。首先触动我的是导言——《葡萄牙亚洲殖民地的神秘面孔》，它是关于该书要旨及方法的概述。Subrahmanyam 自称，该书许多章节是综合性、阐述性的长篇论文，而非百科全书式的史事记述。的确，它只是一本关于葡萄牙帝国在大航海时代纵横亚洲海域的政治-经济史著作，而且重心旨在考察16-17世纪两百年间葡萄牙人从好望角到日本列岛之间殖民扩张与跨海贸易的活动情况。如此小众而偏狭的题材，正统的法学界（包括素以制度考溯或思想流变为正统的法制史学界）估计不会怎么加以特别留意。我恰似误入藕花深处，无意中而深刻地意识到，这类题材一旦改以全球史观叙事，真有独具一格而气势恢宏的惊世之美。该书真正有思想价值的地方，也许同样就在这里——因为该书作者把早期葡萄牙人的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活动深深嵌入1500年以来全球大变局之下的亚洲、东非和欧洲（尤其是伊比利亚半岛）背景，促使我们必须借助全球史观这一天文望远镜的理论工具，重新审视数个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在“欧洲中心论”和“偏离中心论”之间基于不同立场所作历史阐释而生的种种争执，并借以认真反思16世纪以来欧洲诸国的帝国争霸及在此期间竞相海外殖民扩张的性质。Subrahmanyam 在导言中还委婉地提醒一切矢志于史的读者：意欲撰写一本关涉葡萄牙帝国殖民扩张之“公正、全面”的历史，历史学家可依据什么材料？在作者看来，当然首先必须求助于葡萄牙人书写或流传的资料，但又绝不能局限于此，更不能迷信于此。因为，即使是葡萄牙历史档案所存的文件，也因材料文体的不同（如书信、记叙性书籍或编年史），作者社会地位的不同（如同属编年史的编者，编著因所属社会阶层的不同而不同），撰写年代的不同（如16世纪早期作者提及1540年代时，一定没有1620年代作者提到时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自豪感），而不可避免形成抵牾。他由此顺便一提，同在葡萄牙传教士向东方世界的传教过程中，针对同一事件存留下来的文件，也往往会因传教士们所属教派的不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史事文本，更遑论各在其位、各事其主而产生的思想歧见。因此，他特别提示那些以为垄断葡语文献就可万事大吉的学者/读者留意一点，研究葡萄牙帝国海外史的史料还应扩及其它语种和其他文本，诸如由其它欧洲人写成的游记，从17世纪开始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文件（煌煌巨著的5卷本《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足以印证这类史料的价值），居住在葡萄牙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欧洲商人回忆录或往来信函，以及亚洲和非洲保存下来的各类文献。在这里，Subrahmanyam 顺便提及史料学的根本问题，也由此触及史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带出一个让我颇受启迪的看法。因为作者不仅仅强调了亚洲和非洲存留至今的多语种书面文献的价值——诸如编年史、游记或信札，还特别提出一类向来不登史家大雅之堂的口承史料/民间文学文本——民间神话、历史传说或其它口头形式的资料。口承史料/民间文学文本——不是口述史——历来不为正统训练的史家所重，这不仅因为它们分布零散、形式多样，需要很高的语言技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们一直被视为不靠谱的底层文化之大杂烩。事实上，对口承文献的研究另有学科，这是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者常驻其间的正宗领地。附带说明，我曾攻读的第一个硕士学位课程，便是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可惜资质驽钝，身在宝山，无功而返。然而，口承史料/民间文学文本作为史料一种，就真的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不可取吗？关于这个问题，Subrahmanyam 先不作答，而是不惜笔墨，详述了一则流行于东南亚民间社会的、大概是17-18世纪有文本记载的、无标题的马来语传说。它娓娓道来的故事是：早期葡萄牙人如何到达位于马来亚半岛顶端的东南亚大港口城市马六甲，如何通过进贡（以及贿赂）讨好国王苏丹，如何借助国王的承诺而订定口头协议，如何“机智”地通过“请求”一块“干兽皮那么大”的“一小片领土”而骗取到了硕大的一片领土，如何在此筑城设炮，如何通过夜半偷袭夺走了整个马六甲，又是如何将其巩固成为他们贸易的中心，以及最终他们又如何被马来人与荷兰人联手赶走。显然，这个民间故事关于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兴衰史，在文献学上其参考意义/史料价值是不靠谱的，因为葡萄牙人根本就不是从马尼拉来到马六甲的，葡萄牙国王也根本不在果阿而远在欧洲的里斯本，1511年葡人攻克马六甲城也根本不是这种民间传说所言的方式，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停驻的时间也根本不是40余年而是比这多得多的130多年，等等。该书作者拖住我们问：在这种看似不靠谱的传说背后，潜伏的观念和潜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作者笔锋一转，如同16世纪葡萄牙旅行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遗著《远游记》（金国平译，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在平托所记的稀奇古怪的各种历险见闻中，严肃的史学者从未奢望从中探寻有证明力的史料，甚至“平托”这个名字还被调侃成了众所周知的“吹牛大王”的代名词。但是就在这里，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极为善意而意义非凡的提醒：这些不靠谱的见闻（以及其他与史事曲折关联的口承史料/民间文学文本）对葡萄牙在亚洲的行动“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道德批判：因此，他的论述不应被忽视或者被扔进史学著作的垃圾桶中”（导言：第21页）。远游记作如是观，口承史料/民间文学文本也可作如是观。该书由此而展开将其纳入史料一种的独特价值的文化阐释，并对所谓正统史料被正统学者视为解读历史/社会的正统渠道作出了极具内涵的文化批评。后续更多精彩，这里不再剧透。转念至此，已是天黑，合上书本，又到新闻联播。这是最具正统地位的官方媒体，有着雷打不动的三部曲正统节奏：前面十分钟，领导会议很忙；中间十分钟，人民生活很爽；后面十分钟，世界各地很乱。而我宁可凭栏远眺，阳台之外有暮色沉沉，云层之间有星光掩映。刹那间，神经短路，思维跳闸，嘶地一声，冒出科幻巨著《三体》关于“地球往事”与“宇宙法则”的种种幻象。不知未来世界若解析地球往事，看到正统史料之如新闻联播者，是否真就以为那是打开中国观察的唯一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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