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爱「席明纳」
来源：谢志浩的自留地 作者：谢志浩的自留地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喜爱「席明纳」 （一） 我对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记得，入学时，系主任是何沁先生，后来，换成了杨先材。中共党史系，可以说，充斥着“有趣”的空气。不少老先生，受党教育多年，百炼成钢，已经成为坚强的“圣斗士”，自我禁锢，自我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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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席明纳」 （一） 我对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记得，入学时，系主任是何沁先生，后来，换成了杨先材。中共党史系，可以说，充斥着“有趣”的空气。不少老先生，受党教育多年，百炼成钢，已经成为坚强的“圣斗士”，自我禁锢，自我封闭。在讲台上，他们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明，不遗余力，进行口诛笔伐。我以前的写作中，曾经描写过这些有趣的“古董”。他们所信奉的逻辑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也就是说，中共党史系的老先生，教书育人，不是“教育工作”，而是“宣传工作”。“宣传”与“教育”，这中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但是，中共党史系的先生，有本领，有自觉，将“宣传”与“教育”，融合在一起。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共党史系，不授予历史学学士学位，因为，中共党史，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教育，简称“政教”。是政治而不是教育，所以，也不能授予教育学学士。这样，我被授予的学位——法学学士，在不少法学家看来，就成为“赝品”，这也是中国法学家幼稚的表现，君不见，中国法学类院校，哪里有纯正的法学称呼呢！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能耐，先把政法大学牌子上的那个——“政”，进行拆除。这才能昭示——法治天下。中国法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法。中共党史系，就是要培养新一代的“圣斗士”。党的怀抱，随时向这些种子选手敞开。学习党史的学生，不靠拢组织，积极入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由于个人的原因，我喜欢在组织之外，在自由的旷野，信马由缰。1989年春夏之交，中共党史系党总支书记，一位特别慈祥的刘老先生，就曾经与我深入谈心，跟我说：“中共党史系每隔一两年，就会诞生一位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感情的学生。”听着老先生意味深长的叹息，内心很不是滋味。1988年暑假，将要升入“大四”，中共党史系组织毕业考察，就很有意思，既可以，在老家附近，集结周围省份的学友，在东北、西南、华南，华东，西北， 进行考察，还可以跨地域进行考察。我来自河北，但，为了看看兰州的大姨，报名前往西北。诸位学友，分进合击，在兰州集结。到了兰州，发现刘书记也过来，在我们小组“蹲点”。刘书记，平易近人，发乎天性，而不是故作姿态，这让我有亲近感。当时，给《读书》杂志，去了一封信，《读书》编辑部，在读者来信栏目发表了。这么一封来信，《读书》既给样刊，还给稿费，很是庄严。这让我有了存在感。令人感动的是，刘书记在一个场合，很郑重的跟我说这个事，看得出来，学友们点滴的进步，刘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由衷的喜悦。刘先生，身材瘦削，慈眉善目。大学四年，惹了那么多麻烦，最后，竟然能顺利毕业。这里面，大概，有两个因缘，第一，中共党史系办公室主任——常老师，是辛集中学校友，回护我，照顾我；第二，党史系的支部书记，刘老师，开明，宽容。毕业之后，不久，就听到刘书记患癌症的消息。这么多年过去了，令人尊敬的刘书记，依然活在我心中。这么多年，见识不少，基层支部书记，这么慈祥的书记，刘书记，是仅见的一位。补充一句，刘老师的名字，叫刘震寰，和当年蒋公率领黄埔军校学员，东征的对象——刘震寰，同名同姓。刘书记那种风范，正好应和了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无形之中，我的胆子变大了，因为，我所面对的“天花板”，很是开阔。刘书记，对我这个“熊孩子”，依然温和，体恤，一直没有失去耐心。写到这里，鼻子有点酸，禁不住对刘书记，表达一位学友，迟到的温情和敬意。人心都是肉长的，感受到刘书记风范的，不止我一人啊！党史系的种子选手，多数从政，为政以德，应该多想想刘书记慈爱的脸庞啊！ （二） 1985—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期间，可有不少老先生主张“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讲课温温吞吞，一到关节点，便顾左右而言他。实在忍受不了“教义”的宣讲，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义愤填膺，真想从座位上蹿起来，进行抗议，表达我的愤怒。这些老先生们，倒不是满堂灌，留出一定的课时，由学友自由讨论。说是自由讨论，其实这些先生，都有自己的规矩。讨论课，学友们再怎么出格，这些夫子们，也不会强行干预，可见，当年的老师，还是有底线的。试想，要是老师不安排讨论课，岂不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中共党史系1985级，说实在的，喜欢讨论的，也就那么几位，江苏沛县的“老王”，江西临川的“小万”，山西洪峒的“大许”，还有，就是河北束鹿的我。“老王”，住在对门的229宿舍，岁数不大，长得有点着急。因此，成为“老王”。“老王”，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止一回，过年从老家带来狗肉，大概，这个风俗，要追溯到大将军樊哙那里，“老王”，读书多，文笔好，入了党，毕业之后，在武汉短暂停留，就考取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留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很早就出书，好像是中国经济软着陆之类的，当时号称“青年才俊”。“老王”的方向，好像是研究朱德总司令，网上有“老王”主编的《朱德大词典》。“老王”，曾给我发过邮件，对我有着很大的期许：咱们班，唯一有可能成为学者的人选，就是你。听了“老王”的话，很受鼓舞，拼命往学者方面努力，到头来，发现，不具有学者的资质，只是一个好学者而已。非要把我化为“学者”，我也能接受，古代的“学者”一词，不就是学习的人吗！我是问题中人，我不是学问中人。江西的“小万”，万学军，有灵气，善筹划，是幕僚的最佳人选，有一年，竞选班长，小万，走上讲台，很有感慨地说：“好多人盯着班长这个位置，我愿意，成为中国的霍普金斯”。一番话，引来大家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也是，“小万”，存留在我脑海里，经典的形象。据说，小万，后来前往北美，不是美国，就是加拿大，从事金融业。这与“小万”成为中国霍普金斯的理想，有着好大的距离。毕业之后，见过一回，“小万”。那是，1998年，教育部在国防大学举办政治课教师培训，在这个培训班，见到一位大学校友，现在中国税务总局党校的“小肖”。“小肖”，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学校友，聚一聚，我呢，也与有荣焉。当时，“小万”，不远千里，从江西开车，前往北京办事，正好见到了。一位北京的“地主”——杨惠玲，开着车，把我和“小肖”，从国防大学，接到“老王”的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胡同口，毛家饭店，吃了毛家经典菜。饭桌上，中央机关的几位处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挥之不去，导致2009年，毕业二十周年庆典，我也没去参加。我晕“官”，见到校友里面的“官”，更晕。因为，这些校友，包括“舍友”，面部肌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异，一位校友，以一种小官僚的眼神，打量我，让我浑身不舒服。我要逃，我有不见的自由。“大许”，许剑波，外语达人，睡在我上铺，1989年，毕业之际，已经出版了译著，八十年代的非英语专业大学本科，就是这么帅气。难的是，这位“大许”，在社会上，喜欢替人出头，“大许”，至少掌握三种语言，不当翻译家，真是亏了）。“大许”，毕业后，分配到了太原，很快回到北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双学位。记得是1990年，开亚运会，我到北京，看望恩师，就住在许剑波那里。这里补充一句，萧先生，对中共党史系一九八五级，最有期许的两位学友，就是许剑波和谢志浩，一对睡在上下铺的舍友。我觉得，毕业之后，“大许”变懒了，还有一个原因，聪明的人，往往“多欲”，许剑波，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喜欢讨论课，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想来，其实，理由也很简单：我需要一个“出气口”和“安全阀”，否则，会把我憋坏的。性情懦弱，不招灾，不惹事，跟小媳妇儿似的。有交往综合征，与女生说话都脸红，不敢打电话。一听到，老师要安排讨论课，像打了鸡血似的，就来精神。在讨论课上，胆子出奇的大，向老师的观点，发起挑战。我也要伸伸脚，舒展一下。老师一般会，提前布置讨论题目。正好，平常没有事，喜欢钻图书馆。我对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开架借书，好处实在多。在社会科学书库里，随便转转，随便翻翻，那种感觉，像一个威严的大将军似的，惬意得很！ 有时候，找到一点对讨论课有帮助的新资料，大喜过望。找不到特别多的资料，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喜欢发言。大概，平常没有出过任何“风头”，这种讨论会的“风头”强烈吸引着我。有意思的是，当时，教党史的老师，都会安排讨论课。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红色传统的有机构成？讨论课，恰值激情燃烧的岁月，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说着说着，活思想，就流露出来了，有助于组织对一位年轻同志，进行深入了解。毛主席，喜欢“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里面，是有深层次原因的。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先生，来党史系进修，见证了我们班讨论课的热闹场面。一位来自河北省委党校的进修生，观念保守，思想僵化，真是没治了，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乎每次讨论会，都要与他进行思想的交锋。讨论课，变成了两位河北人（补注：党史系，1985级，只招了一个班，这个班里，只有一位河北籍学友，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的战场。说来奇怪，在大学生活中，不是一般地懦弱。但是，在讨论课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出尽了“风头”。反正与那些夫子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何其痛快，何其过瘾！老夫子说康有为、梁启超，不如孙中山，我就要大讲康有为、梁启超的贡献；老夫子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就大讲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老夫子聊抗战，蒋介石如何不抗战，摘桃子，我就要谴责汪精卫，附逆投敌。那些老夫子，见到谢志浩，如此生猛，真是没有脾气，还要表扬一番：谢志浩，讨论课，积极发言，值得表扬。只是没有站在党的立场说话，还没有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党的怀抱，随时向谢志浩同学敞开。最后，倒霉的还是我。老夫子，在课堂上，还是可以做到兼容并包的，但，这是指讨论课课堂；结课时，把内心的想法，写到卷子上，不少老先生，容忍不了我的“非圣无法”，给我不及格。教训是深刻的，但，我就没有想到汲取教训。当时，心里想：不及格，大不了，留级，接着对着干，其奈我何！这些没有吓倒我，反倒是，很享受这个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四年的读书生涯，开心的事情，十焉：第一，恩师萧延中先生，第二，听林茂生先生漫谈，第三，图书馆，第四，选修课，第五，听讲座，第六，讨论课，第七，主编《党与共和国》黑板报，第八，逛书摊，第九，游行，第十，校门口的羊肉串（补注：这是2017年1月17日上午，来了一点灵感，突然想到的，以后的回忆录，就按着这个路子）。讨论课发言，成为大学期间，一大赏心乐事。讨论课，无拘无束，可以说出内心的想法，尽管，很粗疏，但，品评百年中国人物，就是从选修课开始的。中国人民大学，四年期间，成为绘制学术地图的重要一环。我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上大学之前，我的作文，一直，很悲催，因为，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大学四年，党史系的老夫子，给我创造了这么多机会，让我在讨论课上，进行自由奔放、酣畅淋漓的表达，让我找到了最真实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老夫子，岂不是功德无量！喜爱《新华文摘》、《读书》，喜爱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我把这些刊物当成一个超级的讨论班。直到今天，还在想，真要感念讨论课，否则，就会走向另外一种人生。还要“感谢”给我不及格的夫子们，是你们给了我离开中共党史而无需回头的理由。要是夫子，给我的卷子，很高的分数，这倒是麻烦了，就有可能感化我，加入到组织，就有可能和“老王”——王均伟，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成为同事。人不可能，有两个人生，在那样的单位，政治正确，谨小慎微，我这样的性格，岂不会是动辄得咎？大学三年级，遇到了恩师萧延中先生。萧先生待我最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一流老师传道，二流老师受业，三流老师解惑。人生有一大事因缘，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大事因缘，就是得遇恩师——萧延中先生。萧先生，上课，敞开心扉，释放激情，展示的是智慧和思想，流淌着使命和担当。这就是一种“亲在的境界”。“亲在的境界”，思想是澄明的。萧先生的课堂，对先贤和老辈，是体贴和温情。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之所以，鲜活地生长在心中，贯注在生命里，原因在此。如果说，老夫子的讨论班，无形中启迪了理性和思考；那么，萧先生的课程，让我懂得了体恤和温情。 （三） 1989年大学毕业后，离开了北京，离开了萧先生。1990年春天，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上了不到十节课，因为，把抗战期间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称为先生，犯了把蒋介石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罪”，“赋闲”三年。1990年春——1993年夏，虽然一直在挣扎，没有了讲台，陷入“失语”状态。想尽各种办法，与学友们交流，但，面对一张无处不在的“天花板”。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我要唱一首沧浪之歌。1993年，有关部门，恢复了我上课的自由，在我心中，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重获自由，很快，恢复了自信，“挤”出来一条缝儿，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聊费孝通、季羡林、金克木、王元化，四位先生，误打误撞，写下《有学问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开满鲜花的田野——播种者费孝通先生》。我的两篇习作，其实都是在与王元化先生、费孝通先生进行对话。这四位先生，现在，我聊的很少，这让小女很不满意：谢老爹，最初，整天跟我念叨四位爷爷，怎么，现在，悄无声息了，这可不大好啊！四位先生，其实，预示着四种可能，费孝通，预示着社会学，为以后的学术地图，提供方法；季羡林，预示着，我有可能与清华结缘，因为，季羡林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金克木，预示着，有那么一天，我要走比较文化的路，果不其然，后来，中文系给我安排了《中国文明导论》和《西方文明导论》两门课程；王元化，有学识、有思想的“老干部”，我对老干部，理解的比较到位，毕竟，我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种子选手”啊！1989年，凄凄惶惶来，来到石家庄，原来打算，在这里暂住。我把一部分图书和用具，放到了班主任王东那里。因为，当初觉得，石家庄这个荒僻的小城，不会有我生存的土壤的。没有想到，我在这里，献了青春，还要献终身。不知从何时开始，喜欢上了这里。因为，正是在石家庄，这么一个荒僻的小城，建构了一个精神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席明纳”，一如尤西林先生所言——精神团契。这个沙龙，在我看来，就是费孝通先生喜欢的“席明纳”。“席明纳”的原意，包含着读书讨论的意思。费孝通先生在英伦深造人类学时，遇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先生。这位喜欢抽烟斗的老头，在星期五经常举办“今天的人类学”主题读书报告会。事前老爷子指定一位弟子，就自己喜欢的课题，进行充分的准备，然后在讨论班上作主题发言。由于语言和学问方面的积累不够，最初，费孝通特别尴尬。经过“席明纳”的熏陶，费孝通不仅适应了这种学习方式，而且喜欢上了“席明纳”。费孝通回国之后，在昆明组织的学术团队，叫做“魁阁”，就是“席明纳”的自觉运用。据说，世界一流学府，学术伙伴都有午餐聚谈的习惯，叫做“学术午餐”，学者一边吃饭，一边聊学术话题，一位学人聊天，其他学人评议。中国不少学者，在欧美访学，学术午餐，这种方式，习以为常，很是受用。但是，学成回国之后，很少有人，有兴趣进行“学术午餐”。这种形式，大概，不大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大陆学者，不适合学术午餐，究其原因，一方面，有午休的习惯，另一方面，大陆校园独特的学术生态，即使在“缩微学术共同体”，比如说，教研室同仁，也未必有自由探讨的习惯。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中国人喜欢小圈子，一个圈子的人，才能带着玩，不是一个圈子，不会带着玩。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一起聊天，不大容易了。那时候，运动又多，不知道哪个运动，就有可能，把一个圈子里面的朋友，一网打尽。比方说，胡风出事了，距离胡凤很远的人，只要有一点影子，就有可能，成为胡风分子。根本不认识胡风，也有可能，成为胡风分子，因为，一切都是联系的。聊着聊着，兴之所至，就把话说出去了，不要说隔墙有耳，与你聊天的人，说不定，负有特殊使命，这类人，“潜伏”的往往很深，当着你，发党和政府的牢骚，其实，就是为了套你的话。有些知识分子，很傻很天真，让人家一套，就给人家交心了，透露出自己的活思想。这位“朋友”，说不定，离开你房门，径直走到领导家，进行告密，你就彻底完蛋了。毛主席时代，搞了那么运动，这种办法，屡试不爽。这种告状，造成的后遗症，非常严重。让不少学者，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这种生态，造成了“反行为”，学术交流，人心隔肚皮，小处也不能随便，说话只说正确的话，最好，照着《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说，保证不出差错。有人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语言腐败”。2006年，志军拉我在长安公园南边的人民会堂，参加燕赵文化论坛，原生态的我，提出取消河北省，受到与会代表的注目，一下台，有位河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就跟我“交心”，说多少年以前，就有这样的想法。我问：为什么，不说出来呢？这位在会上，说的可是另外一套，取消河北省，半个字都没有说。这位，怎么也不向党交心呢？君不见，主席台上，就坐着省委宣传部的大员，这是一种什么文化？这是一种太监文化。学者开会，捡着爱听的说，就没有尽到学者的责任。主事者耳边充斥的都是“语言腐败”，长此以往，恍然间，心里肯定想：知识分子，技止此耳！这能怨主事者吗？知识分子，没有风骨，挥刀自宫，敢问：太监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吗！没有什么能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即使在毛主席时代，也不是铁板一块呀！赵俪生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历史学家童书业最喜欢找赵俪生聊天，一边享受着赵俪生太太烙的大饼，一边将最新的想法，说给赵俪生。在童书业这里，大概，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聊出来的。我总觉得，从最初的“一念”，到写出来，一篇文章，有一个酝酿、加工的过程，不管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照着讲”不容易，“接着讲”，就更难。赞同某种观点，也是需要理由的，反对某种观点，更需要理由。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其实，都是一种对话和交流。假如孔夫子，穿越到今天，那么，不管是小女子于丹，还是大男人李零，孔夫子，都愿意进行交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既然，写文章是一种对话，那么，学问就是，老屋之中，三五个素心人，一块聊天，聊出来的。八十年代，之所以，让人怀念，青年学者，有的是时间，吹牛聊天，不夸张地说，每一所大学，每一座筒子楼，都有两三个学术席明纳。每一次，都少不了“沙龙夫人”，萌萌，就是八十年代，武汉地区，人文知识分子的“沙龙夫人”。萌萌故去后，之所以，让人怀念，就因为，在她身上，流淌着一种精神团契的高贵气息。八十年代，大学校园，朴素，甚至，可以说是寒酸，处处都有筒子楼，但，处处都有精神贵族，我想，每一座筒子楼里，也许，都有一位萌萌似的人物。我想，理解八十年代，就应该走进已经消失多年的筒子楼，筒子楼的小人物，化茧成蝶，成为著名学者，有一些，主持者校务，他们，还记得当年的筒子楼吗？还记得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吗？这一切，鲜活的“当身史”，随着“被招安”，竟然这么快，就被格式化了。 （四） “席明纳”，多数时间，叫读书沙龙（2017年1月18日，补注：正式有名目，从2005年开始，但，席明纳的“史前时期”，要追溯到陈远学友，与我聊天，2001年陈远毕业后，2002年，中文系创立，李玉毕、孙智学友，师生三人，编辑《大学的尊严》，那一段日子，特别值得怀念，在《初心集》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聊席明纳早期的历史。那是我一段鲜活的“当身历史”有着很强的故事性。也许，我已经进入老境，近些年的席明纳，已经无复当年的生气，到了新校区之后，席明纳，似乎已经失魂落魄，徒具形式，问题在于，陈远、李玉毕、孙智，这些学友，可遇而不可求。终止席明纳吧，又怕错过了读书种子，不终止吧，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热忱，又有何意义呢？为此，心里很是纠结。直到有一天，高泽恒学友的出现，让我眼前一亮。大概，一年来，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九点左右，《百年中国历史人物》和《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选修课，快要下课了，教室里，都会出现泽恒学友的身影。下课后，伴我步行，前往新校区门口的公交车站，风雨无阻，就这么三百米的路段，以及在站台等公交车的工夫，泽恒学友，都会向我提问。我呢，只能三言五语，简单回应。我在想，要是录音的话，整理成文字，怕是要达到三十万字。我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行走中的席明纳”。只是，讲课之后，精神一放松，身体疲惫，脑筋有些跟不上），这是我与学友，业余交流学术与思想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成长为我的精神的后花园，也是师生一起建设的精神港湾。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没有“席明纳”名目的“席明纳”，一旦，把时间、地点，固定化，形式上很完备，但，内容就不够充实了。有些学友，进入席明纳，不是为了“服善”，只是一味“逞能”，似乎离我很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的点拨。这样的学友，从形式上看，进入了席明纳，但，在精神和气质上，从来就没有进入。试想，周一到周五，有选修课，在这种情形下，只要身体能行，每两周搞一次席明纳，从家里，穿越大半个城市，来到新校区，乘坐公交车来回，在路上，就要消耗两个半小时以上。一般下午四点半，就出家门，在办公室，一聊，往往就到了九点，回到家中，往往是十点半了，这是公交车顺利的话，不顺利，十一点左右到家。翻阅老辈的学记，比如说熊十力和陈寅恪，两位先生，在家中给学生上课，看到这里，颇多感慨。老辈的这种“派”，只能神游一番而已，哪里胆敢实行呢（补注：其实，也曾实行过两回。第一回，陈远在学校的时候，我在学校堂筒子楼住，有此便利；第二回，李玉毕、孙智两位学友，到我家里，师生三人，组成学术工作坊，编辑《大学的尊严》）？“实用主义”袭击大学校园。忙于考研究生，忙于考“驾照”，忙于考导游证，忙于考教师资格证。诸种情形，不一而足。大部分同学，胳膊拧不过大腿，随波逐流。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大学扩招”的罪过。眼见非常优秀的学生，被束缚在考研究生的战车，迷失自我。我对席明纳的学友们说：尽管形势很严峻，但是，学会自己抓挠东西，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令人遗憾的是，懂得这种道理的大学生，越来越少。自从到了新校区之后，席明纳也挪到了新校区，每两个礼拜，周六，花费五六个小时，不体恤也就算了，谁让咱是自找的呢！可怕的地方在于：既不愿意问我问题，也不愿意听我漫谈。嫌弃我说得多，不让我发言，请问：这个样子的席明纳，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有人私下以为：谢学友，不尊重学友的意见，没有让学友进行充分的表达。有这种想法的学友，怕是，有些想当然，因为，他们不了解席明纳的，所以，2016年，11月26日，有必要谈一谈席明纳的传统了。与陈远、李玉毕、孙智，三位学友的切磋，属于席明纳的“史前期”，这一段，从1998年，到2005年，大体有八年；2005年，席明纳正式成立，李书皓、杨云龙学友，两任干事，席明纳属于“兴盛期”，盛事总是短暂的，大体上，也就两年时间；2008年至2012年，属于席明纳的“顿挫期”，这一段，我与新校区，处于磨合之中，“亮点”不多，但，也不是没有。那是一段重要的时期，评师网，根据学友的评论，寄来了“魅力教授”和“杰出教授”两张奖状，就是在这一时期。只是我的心，还没有静下来。智海同源的张俊伟学友，是这一期的“中流砥柱”，现在，俊伟学友，怕是墓木已拱，想起来，令人叹惋！俊伟是最好的学友，所具有的平常心和悲悯心，是我难以企及的。顿挫期的特点，是沉郁，有一些东西，在沉淀，不要小看了这一时期；2012年至今，属于席明纳的“中兴期”，“中兴期”，是相对于“顿挫期”而言，相对于“兴盛期”，可以说，是“次兴盛”了。“昔日重现”，是不可能的。因为，身处的校园，无论是生态还是心态，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俨然成为一种潮流。一个普通的老师，哪里有力量，挽狂澜于既倒。但是，我不甘心，不抛弃，不放弃。其实，这一段，遭遇了空前的困境。把自己包裹的很严实，不愿意坦露心迹，敞开心扉，进入席明纳很长时间，还在跟我玩“捉迷藏”。每当这个时候，很纠结，很感伤。1997年，遇到陈远，这是一个开始，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因为，陈远之前，也有一些学友，业余到书菜楼交流。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与陈远，一师一徒，所聊的，正是学术地图。李玉毕、孙智学友，2002年入中文系，在书菜楼，一起编辑《大学的尊严》、《北京大学改革文献》，师生在一起，梳理中国大学的问题，直面中国大学的困境。这本小书，所有的方面，我和李玉毕、孙智学友，都聊到了，甚至，要比成稿，深入的多，真切的多。江苏理工学院的刘猛兄，知我甚深，是我的知音。他觉得，我的文字，阅读起来，有亲切感。这里，想告诉诸位读友，这种亲切感，从何而来。 （五） 2005年，担任中文系《人类学》课程，结识了李书皓学友。在我看来，李书皓学友，是一位罕见的天才，他对中国民乐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具有卓识。最好玩儿的是，关于社会和文化，师生具有相似的理念。2005年底，有一天，在学校遇到李书皓学友，建议我成立一个席明纳。正合吾心，席明纳得以成立。书皓学友，担任首任干事，纪涛、范鑫、王娟、张丽、王庆、王远、韩学亮学友，乐于参加。读书席明纳，每次由一位学友，进行主题聊天，然后，由其他学友评议或者补充。学友们交流过“民族音乐”、“达尔文”、“摇滚乐”，等等。没有想到，这些同学都觉得有趣。我的本意，就是办成一个具有水准的“席明纳”。机缘巧合，幸运的是，这些种子选手实力太强了，所以，真就成为具有水准的“席明纳”。第一次主讲由书皓担任，聊中国民乐的历史和现状，都是他自己的思考。说实在的，这是一场水准很高的报告，给我很大的震撼。李书皓学友，有些王小波的气质。不仅具有人文素养，难能可贵的是，还具有科学素养。在文学创作中，保持一颗清醒、冷静、理性的头脑。“席明纳”，记忆当中，范鑫聊达尔文，王远聊西方摇滚乐，纪涛聊崔健、郑钧和许巍，学亮聊水浒英雄，王娟聊中国饮食文化。王庆学友没有专门聊过，但是，具有一颗平常心，每一次，我都会“忘记”王庆学友的存在，可以想见，王庆学友，是多么低调！张丽学友是席明纳的天使，曾在巴山蜀水进行支教，后来，寻找到心灵的皈依，不止一次，从遥远的地方，给我赠送佛学图书；王远学友，长发披肩，很有摇滚范。毕业之后，才剪短了；纪涛是一位民族同胞，回族，很仗义；学亮学友，全名韩学亮，信奉天主教，大学期间，到香港参加过宗教会议，毕业后，在邯郸教区服务，听说，曾在菲律宾学习神学；王娟大学毕业，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现在四川大学任教。2016年4月24日，第二本小书——《梦里犹知身是客》新书发布会，唐超龙学友在石家庄，短暂停留，给王娟代购了一本，命我签名，思绪万千，心中热乎乎的；纪涛，毕业后，在北京短暂工作了一段，就回到老家白沟，经营家族产业。范鑫是河北科技大学，少有的“博物学者”，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对他而言，都有着无穷的魅力，他的视野，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席明纳所有的话题，几乎没有一项在他的视野之外，总是慢言细语、娓娓而谈，要不是我打断他的话，他就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范鑫在席明纳，每回都曲终奏雅。我不得不打断他：范鑫，打住！这里，向范鑫道歉，范鑫聊天，就没有尽兴的时候。2006年9月份，这些学友升入大四，书皓、王庆、王远、学亮、纪涛都要搬入新校区，没有办法兼顾两个校区，席明纳面临断裂的危险。这时候，环境工程学院的杨云龙学友，将担子担当起来，使得席明纳不至于中辍。这时期，我参加了燕赵文化论坛2007年年会，正好机缘凑巧，邀请几位朋友一起来到席明纳。这几位朋友乘着酒兴，高谈阔论，时间很短，但是，有思想的碰撞，特别值得纪念。2007年6月底，席明纳送走了毕业的学友，王娟、张丽、书皓、范鑫、王庆、王远、学亮、纪涛的身影，不时浮现在我眼前。这是“席明纳”“黄埔一期”的骨干力量。可以说，席明纳的习惯、语言、理念、风格的形成，差不多就是由这几位学友互动形成的。2007年8月19日上午，云龙将在校的几位学友，召集在一起，在中校区，一教六楼，组织了一场特别的“席明纳”。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这些朋友，欣喜异常，特别是，还有一位朋友将自己上高中的妹妹带来，席明纳出现高中生的身影，这是破天荒。可有一段，没有聊天了，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岂能不珍惜！一个人占据话语霸权，滔滔不绝，从介绍一位学新闻的学友开始，聊到新闻人的操守，聊到中国记者共同体，聊到山西黑砖窑，聊到黎元江、喻华峰、程益中，聊到石家庄爆炸案，聊到季羡林与金克木，聊到费孝通，聊到涵芬楼讲座，聊到学术的分科，聊到“杂食主义者”……我问云龙，看看几点了，云龙说：谢老师，一点半。这是有生以来，最长的一节课（以后，在新校区，从早晨八点上到中午一点半，时间更长）。也许，学友们分外感觉到：谢学友的寂寞，破例让他多说一会儿吧！第一次讲课，醉了！ （六） 杨云龙学友，担任干事期间，席明纳，所采多姿。如果说，李书皓担任干事期间，席明纳，群星璀璨，才华横溢，个性彰显。那么，杨云龙，担任干事期间，学友们，有团队意识，有心气，心也齐。有不少亮点。其一，通过牛茂今老师牵线，请来了科大几位老先生，到席明纳聊天；其二，这期席明纳学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芳芳、冬雪、陆娟、朝晖、超龙，重情重义。芳芳毕业之后，进入石家庄一家药厂；冬雪毕业之后，考取上海师范大学，席明纳，跨学科的特质，在冬雪身上，鲜明地体现出来，从“食品”跨到“历史”曾经，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担任编辑，现在南通；陆娟和朝晖，人间佳侣，比翼齐飞，一起考取东北一家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之后，也是同行。超龙，全名唐朝龙。唐朝龙，有商业头脑，在大学期间，就进行过创业，经营一家馅饼店，毕业之后，回到四川，开创自己的事业。2016年4月24日中午，得到杨云龙通告：超龙到北京出差，听说《梦里犹知身是客》新书发布会，要在石家庄举办，改变主意，在发布会之前，赶到石家庄，在晴朗文艺书店，见到风尘仆仆的超龙。此种师生情谊，何等可贵！这里，与诸位分享一下，杨云龙学友的故事，聊一聊，杨云龙学友，毕业之后的“际遇”和“心迹”。一方面，破除谢志浩只培养“愤青”的言论，让那些传播这种言论的人，透过杨云龙的例子，看一看：席明纳学友，不仅有着批判精神，同时，更可贵的，还具有建设情怀。杨云龙的故事，在席明纳，怕是聊了不止一回，依然，没有引起席明纳学友的重视。因为，有些学友，不仅不能体会我的良苦用心，甚至，还在心里嘀咕：老掉牙的故事，有意思吗？这些，都是我通过读心术，读到的。岂不知，这些活生生的“当身史”，都是席明纳的光荣传统呀？难道，不值得倾听吗？不值得斟酌吗？席明纳，可宝贵的，就是学友的奋斗呀！聊席明纳的历史，三个学友，是不能不聊的，一，陈远，二，范鑫，三，云龙。陈远，告诉我们，专注于一件事情；范鑫，告诉我们，通才是可以做到的，杨云龙，告诉我们，干一行，爱一行。三位学友的道路，三位学友走通了，我不是非要让其他学友，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三位学友的故事，是否启迪自己，这要看，席明纳的学友，有没有志向和愿心。杨云龙，河北科技大学环工学院，给排水专业2004级学友，2008年毕业，是席明纳第二任干事。该生，有人文情怀，有远大理想，毕业之后，没有从事给排水专业，又不愿意，随便找一个工作，将就一下。云龙具有草根性格，在哪里都能有滋有味的活着。机缘巧合，在老家——行唐文化馆，做志愿者，主要工作，就是对行唐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云龙跟我讲，骑着自行车，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引起云龙的向往。乡土文化，在杨云龙学友心中，有着很重的分量。他爱上了这片土地。出力甚大，用功甚勤，用情甚深。我觉得，云龙学友，写出行唐的乡土志，这是早晚的事情。对此，我深信不疑，我在等云龙的好消息。通过田野调查，云龙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这种训练，不是“科班”、“学院”式的训练，在一般大人先生看来，有些草莽，有些野生：这叫哪门子训练？在我看来，这是当代学界，最缺乏的一种训练。云龙在“田野调查”当中，采风问俗，拜老奶奶、老爷爷为师，获得了极其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接触到了“原生态”的行唐文化。这是云龙的第一锄。 云龙的第二锄，是在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结交了一位老干部，这位老干部官职不高，但，是一位行唐土著，长期战斗和生活在行唐，可以说是行唐的活词典。这位老干部，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愿意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老人的孙辈，倒是有几位大学生，遗憾的是，竟然没有一位合适的倾听者和记录者。恰在这时，云龙来到了这位老干部身边，把老干部一生经历，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最初叫做——《听爷爷讲故事》，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口述历史专栏，非正式出版时，改名叫《追往录》。云龙给我一本，看到之后，大喜过望。2015年，云龙在石家庄尚学书社，讲行唐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做了一个评议。评议中，我特别提起，云龙整理的《追往录》一书，非常可贵，是行唐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绝对值得出版。云龙讲完之后，没有来得及吃饭，乘坐公交车来到运河桥客运站，急急匆匆地走了。无巧不成书，没过几天，云龙给我发来短信，告诉我，三联书店的编辑跟他进行联系，有意出版《追往录》。我想，即使，三联书店出不了这本小书，也不能埋没这本小书的价值。在这本小书里，有着家国天下，有着“潜规则”和“反行为”，有着行唐民众的苦难和光荣。《追往录》，让我真正明白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到底是怎么征兵的。只此一项，《追往录》，就有着巨大的价值，在此，希望《追往录》，早日面世。早一天，让吃瓜群众，看到真实的历史。这是云龙的第二锄。云龙，这位文艺青年，竟然，很踏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每一锄，都精耕细作。也就是说，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一锄”和“一锄”之间，环环相扣，呈现良性循环。试想，没有“第一锄”，在文化馆帮忙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没有“第二锄”，通过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结识老干部，不认识这位老干部，也就没有听爷爷讲故事，《追往录》又从何谈起？保定地质勘察院办公室主任，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伯乐，这位办公室主任，雅好文史，识才爱才，在香港中文大学网站上，看到了云龙整理的《听爷爷讲故事》，有很深的感受。对云龙这位整理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与云龙联系。听说云龙在家待业，还没有正式工作，这位办公室主任，就把云龙调到了保定地勘院工作，与云龙一同到来的，中国地质院校的种子选手，不是博士就是硕士，非地质院校来的，就云龙一位，非地质院校的本科生，更是只此一位。这样一来，云龙，这位文艺青年，就成为“地质战线”的一员新兵，时间不长，云龙就对地质，有了自己的“想象力”。在尚学书社，聊行唐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发现，云龙对丁文江，就有了感觉。当时，我就给云龙说，《丁文江全集》，欧阳哲生先生整理的，也不贵，请来一套，看是不是有感觉？其实，云龙一到地质队伍，我就预感，云龙早晚与丁文江相遇。我说，地质史，有搞头。但，现在，对地质史，特别是晚清民国地质史，有兴趣的，怕只剩下那些地质老人了。这一点，云龙有优势，他善于与老人打交道。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天接触的，不就是老爷爷、老奶奶吗？《追往录》的主人公，不就是一位行唐的老干部吗？所以，我对云龙，追溯中国地质学史，有一天，写一写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有着绝对的自信。时间不长，云龙就给我寄来话剧剧本——《丁文江》，这出话剧，尚未上演，也没有排练，但，我看到云龙寄来的剧本之后，拍案叫绝。丁文江，这位民国人物的风采，让云龙给写的绘声绘色，别具魅力。这是云龙的第三锄，为中国地质调查所一百年献礼。遗憾的是，云龙的《丁文江》，没有排出来，但是，邮政总局，发行了丁文江的邮票，这让云龙，感到一丝慰藉！云龙在行唐县文化馆时，热心牵线，这样，有了行唐中学的讲座。天气太热，全校的学友，闷在食堂里面，音响效果不好，尽管大汗淋漓，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讲座之前，云龙陪着我到文化馆转了转，见到了馆长，向馆长爱重云龙，表示了感谢。顺便说一句，馆长是一位画家，主题就是太行山。一般学友，下不了基层，更受不了基层之孤寂。如果，有下基层的，也是没有办法，更有甚者，经过“下基层”这个流程，增加了“往上走”的砝码。云龙与这些人迥异，在这里，发现了新大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就是说，在云龙心中，“基层”属于自己的港湾。云龙正是在“基层”，找到了精神的根脉，发现了丰富的“文化矿床”。云龙毕业之前，我很担心，怕云龙，只顾仰望星空，不能脚踏实地。通过云龙，这三锄，看到了云龙踏实的品格。无论做什么事情，云龙都会，精神饱满，全力以赴，这种程度，只要敬业，一般都能达到，但，云龙，干一行，爱一行，放在哪里都发光。在“职业”之中，总能找到自己的“志业”，总能发现“职业”的“情趣”，把必须完成的工作，变成了自己喜爱的事业。有滋有味，富有情趣，这就是爱业了。观察云龙的这三锄，每一锄，都那么结实，这样，我对云龙的基本面，就有了信心。 （七） 1997年至2017年，二十年中，席明纳前后相续，有四个时期——“史前期”、“兴盛期”、“顿挫期”和“中兴期”，就席明纳“四期”，整体上看，学友所达到的精神刻度，大体上，有了深切的感受。我还是我，在席明纳这个精神领地，不断耕耘的农夫。陈远，七零后，这一代，赶上了刚刚兴起的互联网。2017年的今天，网联网不复二十年前的“粗糙”和“幼稚”，但是，要我说话，今日学友的精神刻度，特别值得注意。陈远上大学，办理“个社”，主编《书生意气》，开设书店，这一切，都需要“闲暇”，试想，今日的学府，不是没有陈远这样的学友，但，现今的学友，已经很少有“闲暇”了。给我的感觉，今天的大学，由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手工作坊”，变成一个现代化大生产的“车间”。九十年代的学府，节奏舒缓，老师们，没有项目、课题的束缚，学友们，有闲暇，也有自主精神。李玉毕、孙智，这是2006年毕业的学友，有闲暇，也有兴趣，经常来到书位于青园小区的“书菜楼”，师生之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送走李玉毕、孙智，来到新校区，学友们依然具有自主精神，就我个人而言，一年搞二十次讲座，是很平常的。可惜，那时候，我本人由中校区，到新校区，患上了过渡期综合征，待我慢慢静下来，有一天，突然发现，学友们已经不大需要我了，有时候，甚至连一回讲座，都没有进行。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大学校园里面的“舒缓之致”和“闲暇时光”。大学的气质，在二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大学气质，已经发生巨大变异，席明纳，进入“中兴期”，得益于王渊、李鹏、李云飞三位学友的操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印在脑海里的，往往是十多年前的事情，近些年的事，很是朦胧，记不大清楚。林经军、张欣浩，两位学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林经军学友，好学深思，在他身上，有一点吕维可学友的影子；张欣浩，有悟性，有仁心，学雷锋，不留名。这就是席明纳的历史。有前世，有今生；有萌芽，有壮大；有光荣，有梦想；有快乐，有忧伤；有兴盛，有顿挫。“席明纳”在我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席明纳的学友，不应该掂量掂量吗？坚守“席明纳”，我的动力，来自哪里？我觉得，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如果，有那么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席明纳学友，不要伤心，不要难过，谢学友，此生，乘愿而来，了愿而归。席明纳的学友，懂得我的心思，那么，就开一次席明纳，说一说，心里话。有学友，从心里以为，席明纳就是一种精神团契，那么，余愿足矣！ （2007年8月20日初稿，2017年1月21日定稿，选自《叩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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