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曲阳王处直墓被盗武士浮雕案
来源：兰理工法律人 作者：兰理工法律人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案例 河北曲阳王处直墓被盗武士浮雕案1994年5月，位于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西坟山上五代时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被盗。经查，该墓为双室结构，青石砖砌。墓室内绘有包括奉侍、山水、花鸟、云鹤等精美壁画及武士、生肖、散乐、奉侍浮雕。这些壁画和浮雕继承了
|
案例 河北曲阳王处直墓被盗武士浮雕案1994年5月，位于曲阳县灵山镇西燕川村西坟山上五代时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被盗。经查，该墓为双室结构，青石砖砌。墓室内绘有包括奉侍、山水、花鸟、云鹤等精美壁画及武士、生肖、散乐、奉侍浮雕。这些壁画和浮雕继承了唐代的艺术特点，在目前我国北方发现的五代时期墓葬中十分罕见，为研究古代绘画、雕刻艺术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犯罪分子洗劫了前室及左右耳室室的随葬品，同时盗走浮雕10块（浮雕总计18块）。2000年2月23日，河北省文物局接到报告，美国佳士得拍卖行拟于2001年3月21日在纽约拍卖活动，其中一件武士浮雕可能是王处直墓中的物品。为此，河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浮雕进行了研究，在经过了尺寸比对和艺术风格等分析后，认定该拍卖品正是王处直墓被盗浮雕中的一块。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1989年和1983年加入《巴黎公约》。国家文物局依据《巴黎公约》就佳士得拍卖行在纽约拍卖中国被盗文物一事照会美国驻华使馆，希望在友好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公约，采取必要的手段，阻止佳士得拍卖行对209号拍品的拍卖活动，并将被盗文物归还中国。美国司法部门最终按照司法程序审理了这起案件，根据联合国1970年《巴黎公约》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将文物没收，然后无偿归还中国政府。2001年5月23日上午，美国海关总署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办公室举行仪式，将2000年查获的河北省曲阳被盗的“五代王处直墓石雕彩绘武士像”归还我国政府。此件国家一级文物于5月26日运抵北京。这是中美之间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条约妥善解决被盗文物的首例案件。王处直墓两块武士浮雕像是中国政府首次从境外成功无偿追回古墓被盗的文物，开创了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合作，打击非法出口文化财产，返还被盗文物的先例。[] 美秀美术馆 (Miho Museum) 位于日本滋贺县甲贺市，属于私立美术馆。创办人为小山美秀子，美术馆由贝聿铭设计。藏品丰富，馆藏包括日本、中国、南亚、中亚、西亚、埃及、希腊、罗马等古文明的艺术品。1994年，一尊北魏佛像在山东被盗。1995年，美秀博物馆从伦敦大古董商埃斯凯纳（J.E.Eskenazi）处以200万美元购得该佛像。博物馆主张该古董商信誉良好，且购买时查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被盗文物数据库，没有发现该佛像为被盗文物，因此主张善意购买。日本当时还不是1970年《巴黎公约》缔约国。经过近半年多次交换意见，中国国家文物局与美秀博物馆于2001年4月16日签定归还协议，将佛像主权无偿地正式归还中国，为补偿美秀博物馆的损失，国家文物同意将北魏佛造像借给博物馆展至2007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强调，因为“美秀博物馆不是这件文物的偷盗者，也不是盗运走私者，更不是非法销售者，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购了这件文物，是善意的持有者。但对于一个新兴的博物馆，收藏被偷盗的文物是不光彩的，也是国际博物馆的职业道德所不能接受的，这对贵馆的名誉是极不利的，所以我们和你们都是被害者，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件事上也有不妥之处，一是在文物的保管上存在漏洞，使文物盗窃犯能够得逞，二是在文物失窃后，没有及时向联合国有关组织申报，这对我们也同样是个教训”。 2006年2月，丹麦警方查扣了一批可疑的中国文物，并及时向中国驻丹麦使馆通报了有关情况。我国国家文物局根据丹麦警方提供的照片资料，判断这批文物属于中国出土文物，于是通过我国驻丹麦使馆与丹麦方磋商，要求返还这批中国文物。2007年8月，中国政府委托代理律师向丹麦地方法院提出了将这批文物返还给我国的要求。为了收集更有力的证据，国家文物局随后派出工作小组赴丹麦对警方查扣的文物进行了现场鉴定评估，并会同公安部迅速查清了文物的被盗地点，并及时地将相关的材料和追索的法律依据提供给代理律师。最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国出示了大量充分有力的证据，并得到了当地社会力量的支持。2008年2月28日，丹麦地方法院宣判将这批156件文物返还给我国政府，4月4日完成接收手续，4月10日这批文物正式抵达北京。[1] 近年来中国政府以法律手段处理的文物追索代表案例：1998年从英国成功追索3000多件走私出境的中国文物，2001年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掘的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这两个案例在知名度上或许还不如圆明园的兽首诉讼，但它们都堪称中国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史上的典范之作。 “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诉讼在海外追索文物而且得到比较完满的解决。”亲身参与指挥了1998年英国走私文物追索案的前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亚太地区委员会名誉主席张文彬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1995年2月20日，中国驻英使馆发回一份密电，密电中说：英国警方于前一年破获了一个走私埃及文物团伙，清查赃物时警方发现了数千件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文物，于是通知了中国使馆。1995年4月，中方指派两名专家前往伦敦，确认英方查扣的文物中有相当多的中国文物。由于有英方一名警官涉嫌此案，英国警方着手刑事立案，并于当年7月派人来华实地调查，准备刑事起诉。1996年3月1日，国家文物局致函英国内务部，表明中国对这批文物拥有所有权的主张和要求归还中国的立场。 “我们希望通过刑事诉讼解决问题。如果刑事诉讼成功，就可以判定它们属于走私文物，根据英国当地法律是可以无偿返还中国的。”现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道。事件发生时，马先生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负责英国第一线的指挥协调工作。 英国警方虽然积极主张刑事诉讼，但英国皇家检察院以文物走私发生地在香港地区而不是英国本土为由，拒绝刑事立案，还认为这批文物履行了正常的报关手续并缴纳了税费，进入英国属合法入境。由于不能进行刑事诉讼，英国警方考虑退出此案，并提出：如中国不参加民事诉讼，警方只能将文物归还给走私嫌疑人。 “主要是中国和英国之间还没有签订有关追索文物的相关协议。”张文彬回忆说，“1996年9月，我到英国去出席会议，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苏格兰场。苏格兰场说没有参与这起事件的义务，但我说中国和英国都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一员，你们有义务也有条件帮助中国追索。回来以后我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李铁映国务委员。他很重视，成立了有关追索的领导小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文化部、文物局共同研究。具体工作由国家文物局来负责组织协调，希望通过政府和法律两个渠道来追索。” 然而，就在张文彬到达英国的同时，走私嫌疑人公开致函中国使馆，要求中国承认对这批文物没有所有权，或者进行民事诉讼。同时，他们还起诉警方非法查扣财产。英国法院没有理会中方对于案件延迟审理的要求，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将一些文物判归走私嫌疑人。 “1996年12月1日，我率领一个专家组赶赴伦敦，同英国有关方面广泛接触，并聘请国际知名的福尔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代理，寻找走私案的解决途径。”马自树说，“同时我们对被查扣的中国文物进行了全面清点和鉴定，查清总数量为3494件。这批文物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远古时代的恐龙蛋到清代的瓷器，应有尽有。空间范围也非常广，从中原的山西、陕西、河南到西北、东南地区。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旦启动民事诉讼，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解决问题的，可以说遥遥无期，而且几乎没有把握，因为为涉案文物逐一寻找来源地取证根本不可能。” “过去对出口文物的界限限制是1795年，也就是乾隆六十年，乾隆六十年以前的文物是不许出口的。现在规定到1911年，1911年以前的文物不许出境。这是一个硬界限。”张文彬说，“另一方面，凡是要出境的文物，必须经国家文物局及各地口岸的文物鉴定站许可。如果认为文物可以出口，文物鉴定站会开具证明，同时打上火漆印。没有这些证明就属非法出境。在规定时间界限之前的文物，无论有无购买证明，都禁止出境。在英国发现的这批文物没有任何凭证，因此绝对属于非法持有。至于举证，原则上是哪里丢失的哪里出具证明，但3000多件文物全都找到证明实际上做不到。因为这批文物是被盗掘的，数量和品种都不容易说清楚。” 为了追索文物，公安部向香港派出了侦查人员，希望找到文物从内地走私到香港的证据，但久久没有结果。最后中方确定了策略：希望对方主动把文物返还。但这一计划首先需要的就是时间，而此时伦敦一家地方法庭应走私嫌疑人的要求开庭，裁定中方必须在1997年1月17日之前取证完毕，启动民事诉讼，否则将把文物归还对方。1997年1月8日，中方代理律师以英国地方法院蔑视国家豁免权为由，要求将案件移交英国上诉法院，以此迫使地方法院不得不对文物进行冻结，直到中方正式参加民事诉讼。 “我们告诉他们：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他们能与国家资源对抗吗？用多长时间、花多少金钱我们都奉陪。”马自树对本刊记者说。 1997年1月15日，两名走私嫌疑人表示了谈判和解的意向，英国法庭也提出了庭外和解的建议。漫长的交涉持续了一年，中方委托的英国律师行每天都从北京发传真给对方，加上之前的交涉，后来清点时发现前后发了三四千份传真。1998年1月22日，正式谈判开始。24日，双方达成协议，对方承认中国对全部涉案中国文物的所有权。1998年2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法律文件，这起长达三年的文物追索案终于结案。 “最后外交部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使馆不断与英国官方交涉，并且通过在当地的资源向对方施压，走私嫌疑人真切地感觉到了是在与一个国家对抗。”马自树说。 “从文物工作者或收藏家的角度看，这批文物不算最珍贵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主要在于维护民族的尊严、维护文物所有权。”张文彬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物，不管它是什么，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记忆。” “没有记录、没有登记，就没办法在追讨时提供资料。”马自树说。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本国被盗文物数据库当属意大利文化遗产宪兵的TPA数据库，每一件意大利的被盗文物几乎会以即时的速度出现在这一数据库中，为各国相关组织提供该文物的基本信息。文物法专家李晓东认为：“中国有一种传统观念，出现文物盗掘案时匿而不报。这一观念应该改变，应及时公布被盗掘、走私的文物清单，提供被盗掘时间、文物基本情况等信息，为申请国际海关、国际刑警组织协作提供有利条件。”曾与意大利文化遗产宪兵有过接触的宋司长相对谨慎：“意大利的TPA数据库起步很早。我们目前还是从个案开始着手，逐步积攒材料，希望能成熟一件再做一件。” 2001年，国家文物局直属下的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成立。“搜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有关资料、建立专门的信息数据库”便是中心肩负的多项职能之一。有关数据库的现状，宋新潮司长介绍说：“目前的核心工作还是支持一些学术机构、研究机构进行流失文物清查方面的研究。信息中心会将各学者、学术机构以前的和现在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为中国在海外文物的总目。这是一项基础工作，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各国对自己文化遗产有明晰了解的要求。这样一个数据库既可以作为未来专题研究的依据，也会为以后的追索和国际合作提供基础材料，但一定要把它纳入真正的学术研究领域。” 圆明园兽首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