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璟超：义理的扩展.续论
来源：逸斋文存 作者：逸斋文存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义理宪法论 如果说文化是具体呈现的物，那么在张君劢阐发的生命哲学乃至陆王心学那里，物又是以行为做细胞，所谓“物者即一时的行为也”（张君劢《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在张君劢所访问的柏格森看来， “天下无所谓物，但有行为而已。…..由人类行为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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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宪法论 如果说文化是具体呈现的物，那么在张君劢阐发的生命哲学乃至陆王心学那里，物又是以行为做细胞，所谓“物者即一时的行为也”（张君劢《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在张君劢所访问的柏格森看来， “天下无所谓物，但有行为而已。…..由人类行为施其力于空间，而此行为之线路，反映于吾人眼中，则为物之面之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张君劢的民族新文化实践是分别建立行动哲学的理论基础与行动规范的制度基础，通过理论和制度来引导具体行动的现代理性化，实际是向公民行动的转化；且因为从柏氏说，以变动为根本义，动而成物，故张君劢也注重投身历史变迁中的具体实践，在应对时局变迁的行动中促成具体思想与制度之文化物，文化实存的生成。文化的两面，一是制度文化，二是心智文化，或者说法律政治之制度，一是人生观哲学之观念，观念是行动的内在导引，制度的是行动的外在规范，行动之开展即为生活世界之实态，而其所受的导引与规范则影响行动开展的形式，进而影响生活世界的状态，此亦即文化的具体呈现。因此，张君劢的民族新文化实践即可从涉及精神自由的人生观论战、新宋学运动和涉及宪法政治的组党活动、宪政民主运动两方面加以考察。这一行为成物的思路可以使我们将张君劢的生活史与著述史更好的联系起来，加深对其整体精神史的理解。在我们所见的张君劢文献之内，之外，是张君劢的政治生活，生命体验。当年的地下党不只是中共，青年党、国社党在上海办刊建校、组织党务，也是地下工作，党员、领导多遭逮捕。张君劢也是地下党，办政治大学被查办，办新路杂志也是秘密发刊，自己还被秘密绑架、软禁；这与其在德国可以将警察拒之门外的另一种日常生活-政治体验又相互对照起来，构成一种生命体验上的精神印记。阳明所谓致良知是从千难万死中体悟而出，张君劢所谓生命哲学、义理学、新文化也不仅是几句话头，虽然思想-语词仍然是一个环节，一个接引。从这重生命体验的精神史演进路径来看，人生观论战就不仅是单纯的科学理论、文化概念的论辩。当张君劢指出人生观问题乃文化转移之枢纽时，不仅是指向一种概念的切换，同时也指向与生命体验、精神演进相接的行为成物的指向。人生观由此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中性的认知领域，个人内在的品性修炼除了命题化外在体系表述的教理和实践指导外， 还应该包括不能被这种概念命题和实证实验化约还原的部分，也就是张君劢在人生观论战中强调的直觉、生命本能的一面。如果说近代的科学主义是基于特定阶段的摆脱教会和神学的宰制而产生的一种科学理解，那么在当代的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不需要再强调这种与教会和宗教的对抗性，再强调科学对世界的理解的价值反而会变成一种狭隘化、一元化的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单面技术与功利的冷冰冰刀刃反而带来对社会的危害，这样一个时代反而需要强调宗教的适度回归，强调心性中不可被技术化约的部分，要超越近代特定条件需求下产生的科学主义理解。现代性被窄化为技术文明，科学被窄化为对宗教的反抗，但如吉莱斯皮所见，现代性本身并不抗拒宗教，宗教反而可以涵育科技，引导科技，但宗教本身也并不需要靠科技来证成，依赖科技证成反而对宗教有长期的隐患。精神自由、生命哲学涉及的是后者，宪法政治、政党政治涉及的是前者，而在张君劢那里，两者是连贯而非对立的，这涉及到对现代性的起源的不同认识，现代性是来源于与宗教玄学对抗的一种世俗化技术化努力，还是来源于对传统宗教精神文化的一种变革性的重新理解。张君劢在《明日之中国文明》提出，今后吾族文化之处理，有一总纲领曰：“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为什么是精神自由为基础？因为精神自由必然是个体性的，正是在这种个体性的持存上生命哲学、康德哲学与宋学两系精神哲学相接。但宋学义理中蕴含的精神信仰的个体独立性因为缺少一个外在的多元政治秩序与社会结构的保护，始终存在被宗法礼教吞噬遮蔽的情况，这也导致在近代被反宗法礼教求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连同倒脏水一样倒掉，张君劢要做的，就是捡回这个不该倒掉的婴孩，而与另一位新儒家复兴先驱梁漱溟不同的是，他要赋予这个精神婴孩一个新的多元的外在保护架构，而非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法礼教秩序，他求的是“再生”，而非简单的复原，他要这个精神婴孩在新的制度环境中成为出新的人格，而仍然保养这个婴孩本身的基因。在这种新的内外关联结构中，才可以有生机的演化出中国的人权观念，进而确立分权政治秩序，也即多党政治，宪法政治，议会政治的精神认同基础，由此，精神自由与宪法政治是一种前后相续又双向互动助益的关系。在这一相续互动的运动开展过程中，张君劢逐渐形成对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两个根本判断取向：精神自立与宪政引导，前者是针对科学派，处理的是道德与知识，直觉与理智的认识关系问题，经人生观论战而激起，经后期反思而修正，由倭肯生命哲学走向康德的德性知识学，由此重新认识梳理传统宋明理学，进而倡导新宋学运动；后者是针对革命派、乡村建设派，处理的是建国与人权的关系，现代制度与本土社会的关系。这两个领域的取向和实践思路，链接点在于人权，人权的双面神结构，一方面连接道德意涵，精神上的道德自主，一方面连接法权结构，制度上的宪法保障。前者与儒家义理的传统主张可以呼应、会通，后者则使张君劢的思路走向将宪政置于整体建国、文化建设的核心引导位置这样一个不同于其他流派的思想范式。由此，义理扩展的第一层，即张君劢观念结构中的贯通理路这一层被揭示出来。但义理的扩展第二层，即贯通的观念结构要在时局的应对中形成社会运动的实践意志，具体的展开为公民行动，这是义理扩展的第二层，从而指向具体的建制构造。宪政的要义在于宪政落实在生活世界，落实依靠民众的自主实现，自主实现要求相应的政治能力，政治能力需要制度环境的熏养和心智结构的重塑，制度环境需要宪政的建制，心智结构需要精神的自由，前者指向沟通行动，后者指向多元会通，由此，需要明确根本的实践准则，由此，提出基本命题，精神自由，万物并行不悖，宪法政治引导的民族新文化。通过三大命题，贯通中西，贯通学政，贯通观念与社会，贯通概念文本与生活世界，实现多元沟通的宪法生活，此即为义理的扩展。贯通之具体措施，即“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增益其所本无；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光辉其所固有”（张君劢《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增益本无，光辉固有，这是一体两面，是为再生，所谓中西体用，相互循诱滋长。增益本无，是宪法政治，精神哲学，光辉固有，是儒家义理，治平政论。精神自由加上宪法政治引导的民族新文化，宪法生活，就是人格化社群，即由一个表达了融贯的公平与正义观的作者创设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精神自由确立了作者创设的主体性，宪法政治确立了新的创设内容即法律规范表述的权利和义务，而不再单纯是传统的礼法仁义，虽然仍然是在这个传统义理的基础上。而这样一个法权创设者的人格化社群，显然不能单靠所谓科学技术来加以把握和建立。这里需要不仅是自然规律的把握，而是自由规律的把握，不是理论理性，是实践理性，需要做一个界定区分。由此，我们走向人生观所需要的特有学问，走向新宋学，义理学的再生和改造，以及宪法政治的行动实践和话语实践。我们将新宋学运动与立宪运动联系起来，将义理传统与宪法政治联系起来，不是为了将人在获得法权的解放后重新投回到以道德律令直接约束自主人格的旧宗法的窠臼，而是在破宗法不破义理的思路上，将义理改造从而再生为可为宪法政治提供人权的道德论据的新义理，一种可以使人权宪法获得普遍有效性的正当性的理据支持，因为作为宪法的基本构成要素的基本权利如果要获得一种普遍有效性的权威效果，那么它就需要也只能从道德的角度获得论证，从而需要确保一种道德普遍有效性的存在氛围，而不能像倒脏水一样统统倒掉，在这样一种改造的再生的义理宪法观的思路上，宪法政治仍然保持其法权形式，仍然保有宪政原教旨主义者忧心忡忡的权利结构，可诉化结构，但同时提供一种正当性方面的有效性支持，而非仅仅是实际制度架构上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义理在这一面向宪法政治的扩展过程中，也获得了一种新的支撑，其在近代权力结构变迁中失落的普遍有效性的论证的权威，在被设置为宪法政治整体结构中的正当性理据的同时，反过来获得了一种来自法权的有效性的依据，从而，义理与宪法呈现为一种良性互动的相互支持的文明再生演进的历史结构。这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结构的底色。当儒学在汉代后走向封闭凝固化，不足以应对时代社会变迁，就有新进入的强调批判消解的佛教来将其打破。但佛家走向凝固的法相唯识、华严天台的新封闭化，凝固化，又需要打破了，回归平实了，于是有了禅宗。禅宗到人间佛教的在世修行，打破固有佛理的实践化思路——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化，西方哲学的分析哲学化、诗意化、生命化异曲同工。但后者走向极端，又变成观念斗争论，语词逻辑游戏，新的小圈圈，从而又需要被破掉，需要新的打开，新的生活化的表述和思路——当自由解放的禅意再次收束为宗门的谱系，于是有新起的理学来做新的自由论辩。当两宋的论辩又被收束到朱门的统系，成为新的科条，又有心学来做解放。当理学内部的开拓不足以破除宗法的罗网，当传统宗法-礼教封闭、凝固化已加剧时代的危局，就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乃至三民主义、五四运动来将其打破。当新文化与旧党国开始脱离广大社会，成为新的封闭圈，就有新的社会革命和文化运动起来提出生活世界的要求。当革命理论成了干枯的教条，生活所起的要求被再次封闭凝固化，就有毛主义将其打破。当毛主义在建制后走向封闭的阶级血统论、观念斗争论，邓主义就将其打破。邓理论的出现，实践检验真理的时代命题的提出，就是要打破走向封闭了的毛主义，但邓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又引出封闭化、流俗化、扭曲化的新右翼，从而又出现新左派重新强调毛主义的与社会大众实际联系的打破-回归思路，回归生活世界的思路。儒家的复兴，正也因为当中蕴含一种实在的生活化的要求，一种对人与生活世界、自然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强调。一旦它再次走向封闭化、凝固化，又会有新的思想出现，将其打破、回归、再造。法律学的建立也是如此，法解释学、教义学的凝固化、封闭化也将引起新的反动，新的打破，新的再造。人间秩序就是这样不断的更新着。中国思想史就是不断的打破、回归、重构、再生。因此，理论的左右沉浮，此起彼伏，也意味着会出现一次次的凝固化，封闭化，也需要一次次的被打破、再回归、新建立。自由、多元、动态的结构-机制才是人间秩序的本意，而作为义理的扩展，作为中土世界的公民行动，行为成物的表述结构、实践指向将有助于保持住这样一种自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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