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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日】虚拟历史的意义与价值

来源:向往 作者:向往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虚拟历史的意义与价值——读尼尔·弗格森编著:《虚拟的历史》及其他 “如果甲午战争中国胜利会怎样”、“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会怎样”、“如果中山先生活过70岁,中国会怎样”,这些假设是我中学学习沉重的中国近代史时的臆想,在政治课上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后
虚拟历史的意义与价值——读尼尔·弗格森编著:《虚拟的历史》及其他 “如果甲午战争中国胜利会怎样”、“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会怎样”、“如果中山先生活过70岁,中国会怎样”,这些假设是我中学学习沉重的中国近代史时的臆想,在政治课上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后,觉得这些假设很幼稚,多想无用,不如向前看,就再也不去想。因此我一直认为,当“如果”遇到“历史”,充其量只是文学上的演绎或者逻辑上的娱乐。直到我看到陈弘毅先生在《宪法学的世界》一书中将“虚拟历史”与“宪法时刻”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概念联系起来,并举1946年1月召开的旧政协为例。陈弘毅教授认为:“‘宪政时刻’的概念可与‘虚拟历史’的概念一起理解。…从‘虚拟历史’的角度看,某些时刻对某个社会、国家或文明的历史轨迹或历史发展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在这个时刻,某个国家或民族就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它(或它的某些领导人或关键人物)在这里选择的一条路便成了它实际的历史,它没有选择的另一条路便构成了一部‘虚拟史’。当有关的道路是宪政史时,这个关键时刻便是一个‘宪政时刻’”。(陈弘毅:《宪法学的世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陈弘毅教授在此专门提到了尼尔·弗格森,我才有机会发现尼尔·弗格森编著的《虚拟的历史》(颜筝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它的姊妹篇:安德鲁·罗伯兹编:《假如日本不曾偷袭珍珠港:史上12起关键事件的另一种插曲》(黄煜文译,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安德鲁·罗伯兹是《虚拟的历史》的撰稿人之一)。尼尔·弗格森编著的《虚拟的历史》并不是一部虚拟历史的小说,而是由英美严肃的历史学家合写的一部历史著作,对若干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反事实的假设和推理。在本书导论中,弗格森历数历史学界对“反事实虚拟历史”的批判,如“无关痛痒的室内游戏”、“海阔天空的侃大山”、“表现的是一种失败者的心态”、“非历史的废话”、“事后诸葛亮的表现”等等。弗格森则将“混沌”理论引入历史学研究。他说: “对历史学家来说,什么是混沌?历史学家关心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理解过去。…混沌理论的哲学意义在于它调和了因果性与偶然性,不仅让我们从…观念论者完全不提因果关系的荒谬世界中脱离出来,也可以防止我们落入决定论者基于法则且预先存在因果链主导下的同样荒谬的世界。混沌——决定论系统中看似随机的行为——意味着即使是一连串事件存在因果关系,也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弗格森书,第69页)按我的理解,弗格森反对完全不讲因果关系的历史观,也反对预设结果的必然性历史观。如何认识历史事件中的因果关系,是历史学家所要面临的难题。罗伯兹也说:“如果我们不认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与预定说,就应该放弃对政治的冷漠——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因为这意味着人类事务充满了各种可能”。(罗伯兹书,第11页)巧合的是,弗格森指出了法律人与历史学家的相似之处。他说:“研究因果关系的法律理论家也和历史学家一样关心对过去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的除了相同的结论。…因为律师寻求责任、义务、赔偿和处罚时,必须确定(一场火灾或死亡事故中的)众多原因中哪些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这也同样只能通过提出‘若不是…那么’的问题或者必要条件才能确定:如果被告没有做出被指控的不当行为,伤害是否成立,通过这个推理过程来说明该行为是否是造成伤害的原因”。(弗格森书,第71页)按照弗格森的观点,原来法律人一直在运用“反事实虚拟历史”的思维和逻辑!也就是说,“虚拟历史”的思维推理是法律人的基本功之一。这一叙述扭转了我之前对“虚拟历史”的偏见。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弗格森在本书导论中特别指出:“我们要进行的反事实设想不能只是幻想,而应该是以混乱世界中合理可能性的估测为基础对过去进行的设想,也就是《虚拟的历史》的由来”。(弗格森书,第74页)因此,这本书不是科幻小说,而是在严密论证和确信史料记载基础上的推理。正如弗格森说的那样“实际发生的事件在当时大多数的智者看来,常常不是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反事实设想的场景对关键时刻的决策者来说,比实际发生的事件更为真实……虚拟历史是对决定论的必要矫正”。(弗格森书,第76-77页)罗伯兹也说:“我们只是调偏一根琴弦,而非让小提琴完全走音”。(罗伯兹书,第12页)这是一部有趣的历史著作,而不是有趣的历史小说。根据英国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查理一世完全有能力赢得1639年对苏格兰的战争,而避免1640年的革命。而反对查理一世的核心成员绝大多数在1640年之后不久即自然死亡。如果查理一世能够坚持下去,斯图亚特王朝或许能够延续更长时间,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弗格森书,第92页,第106页)而如果英国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并不会比真实的1918年更糟糕,欧洲大陆或许会发展出一个和现在的欧盟类似的组织,英国的海外势力也不会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而遭受巨大打击。俄国还可能不会陷入恐怖的内战,在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一个正常的君主立宪制或议会共和制更有可能得以确立。美国的金融、军事势力也无法大量侵入欧洲事务,进而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法西斯主义仍有可能出现,但极端民族主义者更有可能出现在法国而不是德国。如果威廉二世能够赢得战争,德国成为中欧的核心,希特勒可能会因为艺术事业的失败而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士兵,心满意足地过完一生。(弗格森书,第241页)当然,有些历史趋势仍然无法避免。严肃的历史学家分析认为,即使美国没有原子弹,没有对苏联的刺激,冷战依然无法避免。(弗格森书,第324页)而无论日本是否空袭珍珠港,美国也一定会对德国纳粹宣战,日本只是德美两国达成目的的工具。(罗伯兹书,第186页)这也体现了“虚拟历史”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严谨。可惜的是,弗格森和罗伯兹的书中并没有中国元素。虚拟历史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虚拟历史的尝试。孔老夫子就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杜牧在《阿旁宫赋》中说:“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在《题乌江亭》中为项羽假设:“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也为隋炀帝假设:“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当代最重要的虚拟历史命题之一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这些命题都深刻影响到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虚拟历史本身体现出的是历史的厚重感,通过对历史负责任地虚拟和推理,更多时候得出的结论是现在人的担当。因此,虚拟历史就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中国当代的学者或者作家也尝试了各种形式的历史虚拟。石之轩在《假如光绪皇帝不死》(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对光绪的遭遇和君主立宪机会的错失表达了同情惋惜,章永乐在《旧邦新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批判了民初南北双方(似乎主要是南方)不懂妥协的非理性态度。作家梁衡在其政治散文《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中则提出,如果毛泽东在1965年按照计划沿黄河骑马上溯至源头,一定会对中国的现实有更真实的认识,做出更正确的决定,从而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对于近代和当代中国而言,一切重大事件的历史虚拟似乎都可以归为对宪法时刻的虚拟。如上所述,如果光绪皇帝没被毒死,十九信条或许可以提前出现并落实,如果民初南北懂得妥协,哪怕抓住众多机会中的一次,民国的多版本约法或宪法总有一款适合当时的中国。如果毛主席他老人家真的在文革开始前去骑马考察民情,五四宪法的寿命或许能够更长一些,中国现当代的宪法史也可以少一些曲折。这些虚拟的历史并非没有可能,而恰恰是与真实历史擦肩而过的种种可能性,离我们似乎近在咫尺。通过虚拟历史来反思历史,更体现出改革机遇的宝贵。中国近现代史乃至当代史中都存在着太多的宪法时刻,对这些宪法时刻进行理性的虚拟假设,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遗憾和悔恨,还有一种宪法精神的磨练和养成,更重要的是珍惜改革机遇的态度。有些弯路我们可能还无法避免,但代价可能会小得多。很难说中国当下没有处在一个宪法时刻。如果现在真的是一个宪法时刻,虚拟历史带给我们的思考,则是有意义的。从宪法学的角度而言,珍惜宪法时刻,抓住眼前的机遇,不要让机遇再次溜走,就是虚拟历史最有意义的结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所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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