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十一载（杨云龙）
来源：谢志浩的自留地 作者：谢志浩的自留地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8
摘要：师门十一载杨云龙我2004年考入河北科技大学，2005年大二开学后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闯入谢志浩老师的课堂。从此以后，上选修课、参加沙龙，后来更是登堂入室、耳提面命，受谢老师谆谆教诲不断，至今竟已有十一年了。（一）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在外面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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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门十一载杨云龙我2004年考入河北科技大学，2005年大二开学后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闯入谢志浩老师的课堂。从此以后，上选修课、参加沙龙，后来更是登堂入室、耳提面命，受谢老师谆谆教诲不断，至今竟已有十一年了。（一）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在外面逛街回来，走的累了，就坐在北门一教阶梯教室的窗户下休息。那时天气还比较热，教室的窗户洞开，里面灯火通明。我们坐下没多久，就听见从教室里传出阵阵笑声和掌声，我们好奇地站起来向里观望，窗户太高，看不到教室里面。于是，好奇心驱使我们进教室一探究竟，我永远也忘不了推开教室门看到的场景，那个阶梯教室应该有二百个座位的样子，满坑满谷的都是学生，过道上坐满了学生，后面窗台上或坐或站，也全是人，当然，门口也站满了人。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慢慢地挤到前面，才发现原来讲台上也坐了一圈人，大家背对着黑板听。我这时才终于看清了老师的样子：身材不高，微胖，稍有秃顶，戴一副眼镜，讲起课来声音洪亮，激情满满，同时配有丰富的肢体语言，可惜他只能上半身活动，下半身无法走动，因为脚下都坐着学生。我从未见过如此震撼的上课场面，立刻被这种浓厚的氛围吸引了进去，站着听完了那节课。那是谢老师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那天是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去世，老师聊的是巴金。当时我对于巴金的认知仅限于语文教科书里面的几篇课文，除此之外，一无所知。那天，我知道了“现代文学馆”，“文革博物馆”和《随想录》。那天选修课的最后，谢老师说，他还有一个读书沙龙，每两周举办一次，地点在文法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面都是一些喜欢读书的“种子选手”，大家互相交流读书心得，希望喜欢读书的学友可以参与进来。我那时虽已大二，喜欢文学，但读书并不多，听说有这样一个社团组织，便默默地记下了时间地点。于是，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我敲开了那间会议室的门。现在想想，我真是幸运。按照后来谢老师的说法，那时的沙龙，已经过了“史前时期”，正式进入“黄埔一期”。沙龙的活动惯例是，每期由一位学友主讲，内容不限，可以是读书心得，可以是电影观后感，也可以是音乐赏析，总之，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拿到沙龙上来讲。“黄埔一期”的沙龙，中文系的学长学姐是主力，他们个个出手不凡，文笔好，口才好，读书也多，一上来便开启了沙龙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我，虽然只能坐在后排默默地听，但是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志同道合的学友们在一起，学习切磋，不正是大学本意之一部分吗？我感觉到我渐渐地摆脱了自上大学以来焦躁不安的情绪，慢慢地从之前那种僵化无趣的教育体制中解冻出来，摆一摆尾巴，抖一抖精神，活动活动僵硬的身体，跟在谢老师和诸位学长后面，游向更加宽广的江河海洋。（二）我出生在冀中平原的一个农村，求学经历具有典型的农村八零后学生特征：村里上小学，乡里上初中，县城上高中，省城上大学。当然，一小部分聪明刻苦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城市的重点大学，还有更多的孩子考入专科学校或者在中学阶段退学，我属于中间部分，不好不坏。我从小并没有在任何方面有超出常人的表现，比较听话，很少让家长和老师操心。只是上了初中之后，受“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影响，开始对文学写作表现出兴趣，记得当时订有语文报之类的报纸，中缝里会有征文比赛的通知，天真如我，便涂鸦一篇，周末蹬自行车跑到县城邮局，满怀希望地把信件邮寄出去，不几日便接到回信，通知我的作品进入复赛，需缴纳评审费若干元，那时我身上没有钱，更不可能向家里要钱，便忍痛放弃了。后来又有几次这样的事情，我琢磨出点味道来，便不再投稿，但是喜欢写东西的习惯却延续了下来。我高中时上的是一所全封闭的私立学校，学生的时间被排得很满，我第一次感到了对环境的不适应，题海战术以及隔三差五的考试排名，现在想来都不知当时的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些倒还可以坚持下来，最让我不能适应的，是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不允许或者不鼓励你有独立、自由的思考。因为他们觉得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最重要的是，学生考不出好成绩，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理由之一是，学习之外的事情，等你们毕业了，自然就慢慢明白了，可是果真如此吗？那所学校是我们县最好的高中，所谓最好就是升学率最高，创立初期靠一批复读生一炮而红，吸引了周边县的家长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而我入学不久就表现出了“水土不服”，现在想来，应该是人的天性被压抑后的自然反应。我犹记得我比较喜欢的一位刚毕业的语文老师，当她听到我的抱怨后，用刚出校门但却十分成熟的语气劝我说，人不可能改变环境，只能去适应环境。我很庆幸无论当时或现在，我都对这句话持深深的怀疑态度。那时我已经对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文科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且成绩还不错，但是数理化却要差一些，老师劝我说不能偏科，偏科危害大，譬如一张桌子，四条腿不一般长，就站不稳，就会倒掉。当时我虽口头附和，但心想，人怎么能和桌椅板凳一样呢？当然，吴晗和钱钟书的事迹我还是上了谢老师的课以后才知道的。在这样的学校，消息自然是闭塞的，我们连看《新闻联播》的条件都没有。唯一的消息来源，大概就是学校甬路旁边的读报栏，里面放一些《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石家庄日报》、《中国教育报》之类的报纸，而且报纸的更换也不及时，有的报纸都发黄了，还没有换上新的。这样的读报栏，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鲜有人看，因为没有几个学生或老师有闲暇时间站在路边读报。而我每次路过，都要停下来浏览一遍标题，然后捡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读上一遍，有几次竟忘了时间，读着读着突然钟声大作，抬头一望，四下无人，撒腿就向教室跑去。我日日在这样的环境里，时时受老师的教诲，但是我并没有完全适应这个环境，老师的话也没有让我心服口服，内心反而有了越来越多的迷惑和不满，在现实中得不到解答和发泄，于是我开始不动声色的我行我素——写小说。我所能利用的自由时间有限，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午休时间，我将自己的生活环境写进了小说里，把听来的、看来的、想到的人和事揉到一起，开始构思自己的首部长篇。然而计划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驾驭长篇的能力，写来写去连自己都不能满意，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连一篇短篇都没有正式发表过。计划虽然终止了，但是写作的努力却没有放弃，我随时留心搜集素材，准备条件成熟时再开始。就这样纠结地过完了高二，高三那年，火山终于第一次爆发了。那是个周末，学校放假休息，我回家后，平静地跟家人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退学。想来父母听到这句话时，内心的感受无异于晴天霹雳一般，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向成绩尚好且听话的我，会想要退学？可能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竟没有对我大呼小叫，而是从自己苦难的童年开始回忆，再一次的教导我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出人头地的道理。可能是压抑的太久，我听着父亲的话，只是泪流不止。那时的我，独立的想法刚刚萌芽，在家人的一致劝说下，我很快便打了退堂鼓，次日便背起书包返回了学校。表面看，我听从了家人的意见，但实际上，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埋了起来。直到高考结束，我和家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我知道，那个想法，时时在我心里蠢蠢欲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来，所谓平静水面之下的暗流涌动，指的大概就是我那时的心情吧。（三）上大学后，内心并没有因为学习压力的减小和环境的改变而平静下来，反而愈来愈纠结和痛苦。我几乎对所有的课程提不起兴趣，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比高中的“填鸭式”好不到哪里去。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将近退休的老太太，每次上课都是照着PPT，从头念到尾，有一次竟然把“句号”念成了“欧”，把我们笑得憋出内伤，终于有学生提出了质疑，她竟然回应说，我都念了三十多年了，还没有人说我念的不好！全班哑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对上课也越来越应付差事，不是逃课就是睡觉，终于在大一期末考试时，挂了一门课。期间我也曾尝试过改变。当我入学后知道这个理工科院校竟然有中文系时，第一想法便是转系，我们班入学成绩的第一名成功转入理学院物理系，更是给了我信心。但是学校很快否定了我的想法，因为学校规定，前几名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转系，像我这种成绩靠后的学生，是不被允许的。虽然后来我也找到文法学院院长，尝试做最后的努力，但院长也表示爱莫能助。我很快便对学习产生了强烈的反感，退学的念头再一次冒了出来。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与其这样浪费时间和金钱，我还不如去打工，我要做遍各个工种，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下丰富的素材，许多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不都是历经磨难才写出了传世佳作吗？我在一次电话中再一次向父亲表达了退学的念头，当然，我并没有把自己的“宏伟大志”向父亲描述。好在学校离家不远，父亲匆匆赶来灭火，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我又去上课了。多年以后，当我找到第一份正式工作的时候，父亲无不自得地说，幸亏当时我把你劝了下来，否则，没有这个毕业证，你连工作都找不到。父亲说的是事实，但是，我并未回应。一颗随时准备退学的心，直到那天晚上推开那间教室的门，才安定了下来，尘埃落定。从此以后，谢老师的选修课，一节不落的上了下来，直到大四毕业，其实毕业后我在学校附近租房考研的那段时间，也经常去听课，只是不敢往前坐了，坐在后排，偷偷地听。上谢老师的选修课需要提前占座，否则只有站着听的份。谢老师的选修课往往被安排在晚上，于是下午最后一节课还未结束时，一群人便在门口候着，等对方一下课，便冲进去占座，然后再安心地去食堂吃饭，饭后来上课，刚刚好。待时间已到，谢老师推门而入，有时背一个女儿不用的小书包，有时连书包也不背，只拿一个水杯。谢老师上课从没有讲义，也不用提前准备，谢老师主讲《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研究对象主要为已作古的百年来的中国人。上课当日，翻翻日历，看看是哪位文化老人的出生纪念日或者去世纪念日，便讲哪位人物；有时又完全是随机的，学生点哪位人物，谢老师就讲哪位人物。谢老师上课，刚开始时，如涓涓溪流，娓娓道来；慢慢地渐入佳境，语气稍快，声音亦随之加大，如河流入高山峡谷；讲到激动处，离开讲台，手舞足蹈，表情丰富，并模仿各个人物说话的方言声调，惟妙惟肖，引人捧腹大笑，如黄河之水，滚滚而来，又如滔滔瀑布，一泻千里；忽又言谈举止恢复正常，踱步到学生中间，语气舒缓，一言一语发人深思，人群亦安静下来，大家屏息凝神，生怕漏掉一个字，此时如河过险滩，风平浪静；及至最后，谢老师返回讲台，抒发议论，侃侃而谈，字字珠玑，学生视野得以开阔，认知得到升华，如江河入海，海阔天空。这样的选修课，怎么能不受学生的追捧？场场爆满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虽上了谢老师三年的选修课，记忆中仅有一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因为选课的学生太多，所以被选上的概率也就很小，好在有没有学分我是完全不介意的。记得没过多久，选修课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开始去旁听谢老师为中文系开的专业课，专业课的学生少了许多，大家围坐在前几排，谢老师站在中间，风采依然。我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假装上自习，以免被学生认出是来蹭课的。可惜有一次谢老师讲到幽默处，我正在喝水，一时控制不住，“噗”地喷了出来，引来全班学生侧目，谢老师也哈哈大笑，说这是某某学院某某同学，来咱们这听课的。我羞愧难当，赶紧低下头，一言不发。谢老师的专业课都在白天，时间上不免与我的专业课相冲突，其中有一次，逃了那位把“句号”念成“欧”的老师的课，被点名抓到，通报给辅导员，辅导员把我叫过去，问我逃课原因，我如实回答，辅导员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说下次注意。我很庆幸大学期间遇到了谢老师，如果没有谢老师的选修课，我的大学生活该是多么的无聊、无趣、无味。那三年应该是谢老师选修课的“黄金时代”，扩招导致学生人数的增加，学生们的口口相传导致更加的“一座难求”。谢老师在课堂上都能发挥到最佳状态，一个半小时的课上到两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以上是常态，中间不休息，学生进退自由。从来不点名，但少有选上了不来的，每次课后的掌声是对老师最大的肯定。大概是大二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不久，我第一次受邀去谢老师家，那时候谢老师还住在青园街小区的宿舍里，房子很小，两间卧室，主卧是谢老师和师母住，兼客厅、餐厅，次卧是女儿住，兼谢老师书房。次卧本来就小，而谢老师书又多，几个书架，顶天立地地放满书之后，脚下还堆着一摞一摞的书，再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几无落脚之地。谢老师指指进门顶上的壁橱说，几位老先生，还委屈地跻身在那里面，不见天日。然后谢老师坐在一把吱吱响的椅子上，我坐在床边，书房就成了课堂。聊到了吃饭的点儿，来到厨房，下两碗面条，西红柿打卤，吃的身心皆暖，真是痛快不已。直到现在，我和谢老师见面，我们吃的最多的，还是一碗面条。后来谢老师又搬了两次家，每个家我和学友们都多次登堂入室，聆听教导。谢老师的住宿条件也越来越改善，尤其令老师高兴地是，那些“不见天日”的书终于“重见天日”，静静地躺在崭新的书架上，接受阳光的温暖，同时也温暖着我们的心灵。坐在谢老师三面是书的书房里，“坐拥书城”便有了切身感受。我在谢老师的书房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现在想起来，很是感动。我还曾经在谢老师的书房里偶遇毕业多年的学长，专程回来看望谢老师，求学时的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谢老师的得意弟子，而现在的我也和当年的他们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工作。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谢老师，我们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们。得师如谢师，人生之大幸。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的大学，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自由的觅食，自由的呼吸，自由的生长。我无法为适应环境而改变自己，那就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环境，天地这么大，总会找到自己适合的环境。即使找不到，我们还有最后一条路，那就是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生长，营造出适合自己的生态系统。多年后，当我了解到谢老师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凭一己之力，在荒漠中营造出了一片绿洲，才让我们这些小草有了生长的环境。（四）如果说选修课是生产队的大块儿地，谢老师跟其他老师一样，听从学校的安排，出工、收工、挣工分，那么，读书沙龙便是谢老师的自留地。谢老师带领着我们这样一群懵懂无知但尚有向学心思的孩子们，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上，深耕细作，种点自己喜欢的作物，既享受劳动过程的快感，又期待他日的收获。记忆中，每半月一次的沙龙活动，是最值得期待的日子。那时候的沙龙，定期在文法学院的一间会议室举办，就在我误闯谢老师的课堂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敲开了那间会议室的门，探进头去，怯怯地问，我能参加咱们的沙龙吗？谢老师乐呵呵地招呼我进来，找个座位坐下。这一坐，开启了我与跨专业、跨年级不同学友之间的交流，打开了我大学生活的一片新天地。这一坐，就是三年。在送别了沙龙“黄埔一期”的诸位学长学姐之后，谢老师让我负责以后沙龙的组织活动。我当时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因为我从小学到高中，仅仅在初中时担任过两年团支书，也仅限于收团费，除此之外，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满是惭愧，限于自己能力的不足，当时的工作还有很多欠缺和不足，这不是谦虚和套话，而是我的反思。我首先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棘手问题就是沙龙的场地没有了。因为学校的新校区启用，首批将文法学院搬了过去，文法学院在老校区的所有办公场所都被学校收回，沙龙立刻失去了活动场所。后来我想到我们学院有一间供社团活动的教室，平时利用率也不高，便想借来一用。于是便找到当时分管的副院长，副院长在了解情况之后，以沙龙未在学校注册，属“非法”社团为由拒绝。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沙龙里面的一位学友，同时也是我们学院子衿文学社的负责人之一，便找到我说，以后沙龙组织活动可以文学社的名义来办，这样，身份就“合法化”了。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便去征询了谢老师的意见，谢老师也表示同意。后来，沙龙组织的一些讲座，海报贴出来，主办方都是子衿文学社，但实际上都是沙龙的学友在操作。自从我找了一次我们学院的副院长之后，在几次谢老师的选修课上，我发现了他的身影，刚开始是其他学友告诉我的，我没有注意到。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他混在上课的学生人流里进到教室来，坐在后排一个角落里。当时我疑惑不已，谢老师的课魅力这么大，都吸引一个副院长来听课？我后来才明白过来，他来谢老师课堂的真正目的。后来，这位副院长荣升学校保卫处处长。就在这段时间前后，空气变得紧张起来。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导员通知，说有人找，具体什么人也没有说。见面后那人自称是我老乡，在附近的派出所工作，受朋友的委托，过来看望我。然后便开始嘘寒问暖，生活、学习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一副关心我的样子，还主动要介绍兼职给我。我说目前没有大的困难，如果有需要，再请其帮忙。我们又简单聊了几句，互留了电话，对方便走了。其实我在学校里面关系极其简单，我的父母都是农村种地，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什么朋友委托探望，根本是无稽之谈，但是当时因为对方并没有问什么问题，我也没有起疑心，真心以为他就是附近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后来学校南门频发偷窃案件，我还给他打电话报案，他让我找110解决，我心想你们不就是警察吗？但是也还没有起疑心。我以为我与他不会再见面，就在我都要把这件事忘记的时候，他突然打来电话，约我吃饭，且很是热情诚恳，我如约赴面。这次他的身旁多了个女的，他介绍说是他的同事，当然俩人都是便装。我们边吃边聊，话题自然围绕我转，当他问到我上哪些课，喜欢哪些老师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副院长，心里一惊，隐约猜测到了对方的身份。我明白他们力量的强大，个人在他们面前，透如薄纱，小如蝼蚁。我内心紧张起来，脑子飞快地想着怎么回答他的问题，表面上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和他谈笑风生。我马上说了另外一位同样给我深刻印象的老师，并把这位老师大夸特夸，话题始终不离这位老师。对方看从我这里得不到什么有用信息，匆匆吃完饭走了。后来他们再也没有找过我，我把那个电话删了。现在再提这些事情，是觉得有必要把它记下来。但在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它丝毫没有影响沙龙的发展和运行，我们除了正常的半月一次的活动外，还开始密集地邀请谢老师开办《大国崛起》系列讲座，印象中发生过几次海报被撕事件，我们也不去调查是有人故意为之还是被清洁员所撕，直接重写重贴。那真是一段有趣的日子。我想谢老师当年遇到的这种事，应该也不会少，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在当时都是小插曲。现在回忆起来，只能算作谈资，没有什么。为什么谢老师的选修课受广大学生的追捧？因为我们听到了以前没有听到的真话，知道了官方刻意回避甚至故意隐瞒的事实。谢老师的选修课，给了我们一颗寻找自由的心，我们开始理性思考，懂得辨别真伪，开启了探寻事实真相的旅程，并切身感受着学习的乐趣。为什么我们的沙龙受到官方的注意？因为我们是基于共同兴趣的自由组合，我们自由交流，独立思考，追求真相，探求真理。如此而已。沙龙里的学友，都是很好的读书种子。大家不分专业，不分年级，在里面自由平等的交流，很多学友，毕业多年后我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友，见面后只要说是谢老师的学生，聊上几句便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在这里，谢老师是一根无形的纽带，将素不相识的学友们连接起来。谢老师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受惠于人大的多位先生，尤其是萧延中先生，更是谢老师的授业恩师。而我们只是一个二本院校的学生，石家庄的文化氛围不可与北京比，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社会生态环境不可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比。因此，我常想，谢老师对于我们的意义，要远胜于肖先生对于谢老师的意义。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一个偏僻落后的山村小学招进来一个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其意义远大于人大附中招个博士老师。当年的我们，有本二的，本三的，还有专科的学生，谢老师有教无类，一视同仁，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因受了谢老师的影响，考研考博，在专业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可说是真正的改变了人生的轨迹。然而这些只是作为学生的感受，在谢老师看来，沙龙在学生身上所产生的作用，完全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谢老师成立沙龙的初衷，是为了在这样一所二本类理工科院校，摆脱孤独寂寞的心态，避免因长期边缘化而患上“文化失语症”。这虽然是谢老师成立沙龙的主观原因，但是客观上，它确实形成了一个师生共同体，并对身在其中的我们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谢老师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十几年来，沙龙没有花学校的一分钱经费，谢老师也没有拿过一节课时费。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是与学生交流，谢老师永远没有疲倦的时候，也永远不会露出厌烦的情绪。刚刚搬到新校区的时候，他常常因为课后与学生交流时间太长而错过学校班车，于是他改骑电动车上下班。他的选修课经常严重拖堂，有一次他对我们讲，有一天上午第一节课结束后，有几个学友留下来与他交流，一时聊得高兴，竟然忘了吃午饭，一直聊到下午第一节课的老师进来上课，他们才离开。也就是说，从上课到结束，谢老师足足讲了五个半小时而乐此不疲。试问当今重点大学里面的那些硕导、博导们，有几个能够对自己指导的学生如此尽心辅导？而我们只不过是谢老师选修课上的学生而已，连专业课学生都不是。谢老师从来不自诩热爱教育事业，相反地，他经常在课堂上感谢学友们来上他的课，给他提供表达的机会，他甚至把这样的话写到自己书的后记里面，这多么像一个做了善事的人向被施善者表示感谢。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谢老师曾经失去了他的课堂整整三年时间，所以，现在他格外珍惜每一次与每一位学友交流的机会。而我们，自然就是最幸福的学生了。（五）大学期间，萌生于初中时的文学梦依然在搅动着我不安分的心，我利用业余时间，重新组织素材，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后来又陆续写了一些中短篇。可惜我没有正确认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区别，在大三的时候，决定报考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当我做出这个决定时，连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个挑战对我来说太大了，几无可能完成。当时选择中大中文系的原因有几个，一是专业水平高，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二是奖学金高，我不想再为自己的读书而给并不宽裕的家庭增加负担；三是不用参加全国统考，我当时对于政治课程的学习已经提不起丝毫的兴趣，宁愿学习成绩更差的英语；四是我想到更远的地方去看一看，体验不同的人生。我把自己的想法跟谢老师说了，谢老师对我表示了支持，并建议我选择现代文学阶段的作家为研究对象，如张爱玲、钱钟书等人，这样难度小一些，谢老师还帮我开列了参考书目，推荐了文法学院开设相关课程的老师。因为中文大学有学分要求，所以我找到教务处，说明情况，允许我选择一些课程。当时我还在中校区，文法学院在新校区，学校班车不允许学生上车，新校区地处偏僻，还没有直达的公交车，我只能骑自行车或者公交三轮倒着去上课，后来两个校区之间通了公交车，就方便了许多。借书也成了问题，由于有关参考书都在新区的图书馆，但是学校当时规定其他校区的学生不能借新区的书，自己买的话负担太重，我把这个情况向谢老师说了，谢老师二话没说，让我用他的教师卡借书，每次还能多借几本。谢老师给我的建议是最符合我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在我准备材料的过程中，谢老师几次对我进行指导，可惜我基础太差，尤其是英语，始终不能达到要求，于是我决定毕业后再准备半年。2008年6月，我毕业离开了学校，搬到新校区旁边的一个村子里，过了半年租房备研的生活。这半年的日子，现在想来还满是辛酸，村民们加盖了二层楼房来租给学生，那房间不仅空间狭小，而且夏天闷热，冬天寒冷，物质条件的艰苦忍一忍还能过去，精神上的痛苦却是与日俱增，时刻不能让我安心，此刻谢老师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我更加频繁的上谢老师的课程，与他交流，来驱逐我内心的孤独和不安。很多时候，下课后都已经很晚了，我再陪着谢老师，一直聊到校门口。记得有一次晚上，下课后下起了小雨，我和另外一位学友陪着谢老师，骑车走在校园里，偌大的校区空无一人，四下里寂静无声，细雨飘下来落在我们身上，树影绰绰，路灯在雨中发出昏黄的灯光，谢老师边走还边向我们讲着刚才课堂上的内容，我突然觉得我穿越到了古代，周围的一切都与我没有了关系，我多么希望那雨一直下，那路没有尽头，想着想着，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竟然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这一年年底的时候，我把写好的论文提纲拿给谢老师看，内容是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传播情况研究。这篇论文提纲令谢老师大失所望，几天后他把我叫到一间教师休息室里，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是印象中谢老师唯一的一次跟我如此严肃的谈话，他就像一个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一样，一一指出我文章中的缺点，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意识形态太浓，拾人牙慧，少有自己的东西。那一次谢老师对我用了重锤，也敲醒了我，我羞愧难当，自此便主动放弃了学术研究的道路。现在想来，我当时还是为了读研而读研的心态多一些，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学术兴趣点在哪里，更妄论对于学术研究的喜欢了。在校外租房的半年时间是贫困而难忘的，内心是纠结不安的。我毕业后非但没有养活自己，还要伸手向家里要钱，每每想到此，我便愧疚难安。无论我的申请是否成功，我都将与我所学了四年的专业告别，前方一片茫然，我无所适从。新年就要临近，天气也愈加地寒冷，我打包好行李，结了房租，心情复杂的离开了那个村子，也离开了谢老师。（六）2009年的春节很快就过去了，我的申请结果也在意料之中的被中大拒绝。我成了一名失业青年，整日在家无所事事，家人虽不说什么，但我的内心却是焦躁不安的，我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可是做什么呢？自己的专业是不想干了，我能写点东西，可是这个也不能立刻变现来养活自己，要找一份合适自己兴趣的工作一时又找不到。家人想让我考一个县城或者省城的公务员，工作稳定，离家也近，可是我不想进机关单位工作，觉得枯燥无味，不适合我。有一天，我突然想，县文化馆可能比较适合我，那里吹拉弹唱，写写画画的，气氛也自由，我可以先到那里去实习一番。刚好一个亲戚跟馆长是很好的朋友，于是便帮忙引荐。馆长问我能做什么，我说喜欢写东西，他一听来了兴致，说正好县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正缺人呢，你就负责这块工作吧。我当时虽不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物，也赶紧应承了下来。馆长又说，文化馆是个穷单位，没钱给你发工资。我说没关系，只要让我做事就行，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于是我有了第一份临时工作。馆里有床铺，我便从家里搬了过来，兼夜间值班。后来馆里给我找了一家定点的小饭馆，让我中午吃饭到那里挂账，我每次去都是一碗面条。后来便零星的有一些下乡补助，等我做出了一点成绩后，馆长向县里推荐，帮我争取到一个公益性岗位的名额，大概一个月六百多块，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我离开文化馆为止。好在当时我并没有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也并不觉得生活的窘迫，因为有事可做，终于不用跟家里要钱了，我已经很满足了。当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所了解之后，便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尤其是下乡采访那些民间艺人，使我对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有了更真实的认识，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并为日后的写作积累了重要的素材。当时的调查经费比较短缺，上级拨款也不能按时到位，文化馆没有专车，偏远山区我们就租车去，稍微近一些的地方骑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去，每次下乡都收获颇丰，搜集到大量的一手珍贵资料，回来后我和同事们再将这些视频、音频、照片一一整理。我离开学校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与谢老师再联系，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再见面也只会徒增老师的失望。就在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整理的过程中，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对非遗的认知，其知识来源还是谢老师的选修课，非遗普查是另一种形式的田野调查，这与谢老师在选修课上讲的费孝通老先生所从事的社会学、人类学调查有相似之处，当然，也与发轫于钟敬文老先生的民俗学有很大的关系。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便对自己的工作多了一份信心，自信有谢老师的加持，我肯定能够胜任。我在文化馆的两年时间里，几乎采访了县域内所有代表性的非遗传承人，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也有一些不足，最大的不足就是理论知识不够。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我能够及时的向谢老师汇报我的工作，让他指点一二，肯定要比现在的成绩好很多。可惜由于我的偏见和无知，错失了很多次这样的机会。当我再次和谢老师联系上并汇报这些工作时，已经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就在我进行非遗普查的过程中，偶遇了一位离休老干部，老人当年89岁，离休后又回到农村老家生活。我本来是为了一项民间传说故事前去采访老人，老人精神矍铄，记忆力非常好，他在讲述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偶有提及，立刻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暗暗意识到老人家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应该记录下来。我又突然想起谢老师课堂上讲过的唐德刚先生以及先生所做的一系列口述历史，我的眼前不正好有这样一位很好的采访对象吗？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高兴，甚至有一些激动。采访结束后，我试探性的问道，您有没有想过把您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老人叹一口气说，我也写过一些，但是水平有限，眼睛也不好，写不出来，孩子们文化也不高，只有一个女婿，在报社工作，可惜他是外地人，听不懂咱们本地口音。原来老人也想留下一本回忆录，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写，我一听心里大喜，说，您讲述，我来帮您写，怎么样？老人当下表示同意。由于村子离县城较远，为了节约时间，我提议住下来，老人家里没有多余的房间，经协商，我住进了村委会。就这样，我开始了对老人的正式采访。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愈发地为自己的正确决定感到高兴，老人表达欲望很强，思路清晰，对以往的事情历历在目，我暗自庆幸遇到了一位很好的采访对象，七天后，我带着一堆采访录音和笔记回到了文化馆。后来，这些录音整理成文字，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取名《听爷爷讲故事》。为了圆老人的梦想，我又联系到一家印刷厂，印了一些纸质书，取名《追往录》，我自认做了一项有价值的工作，便送谢老师一本，谢老师很是高兴。2015年8月15日，我在石家庄的尚学书社向谢老师及其他学友汇报当年我的非遗工作时，谢老师还提到了这本小书，不料次日我便接到三联出版社编辑的邮件，说由于香港中文大学熊景明老师的推荐，三联出版社计划正式出版这本小书，这真是让我喜出望外。冥冥之中，我感觉到，我来到文化馆进行非遗的普查是一种缘分。故乡的文化滋养了我，待我学成后，有幸为故乡的文化事业尽微薄之力。更重要的是，多年来我从谢老师那里学来的这些“无用”的知识，经过激荡、融合、沉淀，留在了我的体内，终于发挥了它的作用，仔细想来，真是缘分不浅呐……（七）文化馆的工作虽胜任愉快，但终不是安身之所在，县城是不能久待的，我得想法出去看看，可是下一步去往哪里，我依然没有答案。禁不住家人的多次劝说，在2010年的6月，我报考了市级事业单位招录考试，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淘汰。记得当年幼稚如我，还到市人事局去反映情况，结果当然如石沉大海。印象深刻的是我走出市府大门时，看到一群拆迁户正在扯着白布上访，一旁的武警动作麻利地把他们塞到面包车，片刻功夫便完成了清场工作，面包车呼啸而去，恰在这时，一辆防空警报车拉着长笛从市府缓缓开出，驶向中山路，整座城市突然被呜咽的警报声包围。那天是2010年7月7日。我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每月几百元的收入显然不能持久。又一年的招聘日到了，这次我报考了省级事业单位的招录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然而就在我考试的前几天，那本小小的《追往录》为我带来了福音，我接到目前工作单位的电话，他们说在网上看到我写的东西还不错，考虑招聘我过去，我如实告诉他们我正在备考，等考试结束之后再说。2011年7月，我来到了目前工作的单位上班，终于有了安身之所，与谢老师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主要还是羞于见谢老师，我写的那些领导讲话、宣传稿件，显然不是自己志向所在，亦不是谢老师对我的期待。安身之所有了，立命何所在呢？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地质单位，一次参与整理单位历史的机会，燃起了我对于单位历史研究的兴趣，于是我申请借调到资料室，想着利用工作之便，为以后的研究做一些积累，然而没有了谢老师的督促和指导，懒惰如我，竟蹉跎岁月，荒废了大把时光，也没有做出一些满意的成绩来，想来真是惭愧不已。谢老师却给了我宽容和鼓励，他多次想让我把在文化馆的工作经历在沙龙上讲给学友们，我那个时候没有信心，担心讲的不好，一是让谢老师脸上无光，二是让学弟学妹们失望。后来谢老师又提起此事，我终于下定决心讲一讲，并做了自认为充分的准备，然而还是由于没有经验，过于紧张，时间未到便匆匆讲完了准备的内容，不禁让我想起谢老师讲过的沈从文先生第一次上课的场景。受谢老师的影响，我那时已经对我国早期的几位地质学家有了初步的兴趣，就在那天的沙龙上，谢老师建议我可从地质学家丁文江研究起。回来后我便开始搜集相关资料，为了避免上次我写张爱玲时的错误再次出现，这次我扬长避短，结合自己擅长的文学创造，写了以《丁文江》为题的话剧。话剧写完后，虽然还没有排演，但是写作的过程却让我对百年中国地质发展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加增强了我进一步探索研究的兴趣。我把话剧《丁文江》发给谢老师看，谢老师虽没有直接回复我，但据谢老师身边的学生说，谢老师说写的不错。我在学校直接受惠于谢老师三年，毕业八年来，每当我处在重要的关口时，谢老师总能给予我不偏不倚的指导，让我走得更加踏实和坚定。我想，谢老师这堂课我可能永远也上不完了，谢老师留给我的课堂作业我可能也要一直写下去了。平凡如我，在一所普通的学校学习着普通的专业；幸运如我，偶遇恩师，从此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旅程。谢老师在他的每次讲座的最后，喜欢引用梅贻琦先生的从游论作为结尾：“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谢老师在他的课堂上，践行着梅先生的这一教育理念，而我们这些小鱼，则尾随在谢老师的身后，从牧星湖游向更加宽广的世界。2016年8月1日于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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