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不能凭“感觉”——微信回复11则

徘徊的信仰产生性别意识是作为人认知自我的一个重要成长阶段，作为一个女性，其实我的小女生阶段也有过对自己这一天然属性的心理反叛。因为爸爸妈妈没有儿子，加之那个年代比较严重的重男轻女，做女生的低地位成为我们成长中最大的一个阴影，所以那时候设想假如我是男孩子，无非就是希望如此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宠爱……看杞珩同学的作文，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小作者内心所敏感的东西（其实每个小孩子都会有，即对自己所不拥有东西的渴望），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反观我们在对孩子社会角色教育引导上的不足。说实话我个人是很反感赤膊的，哪怕是孩子。好在杞珩还小，她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去体验和感受女孩子的好，这好自然不单单是撒娇一方面。——点评《假如我换了性别》（公号《少年写作坊》8月15日）我看到的一个令我更惊悚的例子是，某地国际机场，有一个负责全部进港和出港飞机的机械师，就一个哦，365天为确保飞机安全飞行从不休假，24小时待命。当地媒体以正能量先进事迹作报道，我听后，至今想起都毛骨悚然。万一哪一天他一个精神恍惚扛不住呢？万一哪一天他死守的责任感漏出一点点裂缝呢？这根本就是不把人当人的魔鬼式管理，就相当于把所有的鸡蛋放一个篮子里的风险。但是，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把如此重大的责任安全压在一个稻草上是多么不牢靠。——复《别动不动就“死看死守，取消周休”》（8月16日）两位都是胡先生，没法简称，只能说全：完全彻底同意胡逸先生。“阅读的优越感”应该伴随着电视被庸俗化的负罪感。胡逸先生说到了一点，也就是电视新媒介的互动功能，更具有个性意义。除此以外，窃以为，不管是纸张还是屏幕，都只是传播的介质，而作为后起之秀色电视，它的现代科技力量能够达到的效用想必不会低于纸质。而阅读何以有优越感，一方面来阅读门槛要高于收看，至少你得识字，还必须识一定词量的词，高深的书你还得有与之相匹配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你得有心情能沉下来花上大把的时间。而电视尤其是“我们”的电视，充斥着不是美食就是神剧或者八卦的“低俗”内容时，阅读的“高贵”似乎显然意见。但是这恰恰是一种错觉。因为低俗不是作为传播介质的电视的本质。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悲哀，而不是鄙弃。我只能说电视有电视的优势，书本有书本的优势。同样一部《朗读者》，我在屏幕前只需要花上2个小时就可以去获悉创作者的意图和思想，当我拿起原著，却至少得花上两整个晚上的时间，才能慢慢将其读完。很难说，到底谁给我震撼更大。——复《电视和图书，说到底都是工具》（8月17日）（公号《老蔡自由谈》）举报要基于事实而是不是“感觉”。事实需要证据印证而不是“指认”。最近遇到一个打着维护正义旗号的举报，而且是直接上人民网举报，举报我同事“打击报复”“害群之马”也是“群众敢怒不敢言”。而事实是，举报人被执法检查查实有违法行为，在要立案处理期间“反咬一口”，认为有权机关的官员一定“腐败”。但事实并非其想象的一样。人家堂堂正正是一个清官。——复《嘘，别以为“苍蝇”好拍，举报村官也难哩！》（8月19日）纪委办案本身就有相当大得局限性，比如法律上的障碍。但是由于反腐宣传的深入人心，纪委作为的无所不能，让老百姓对纪委寄托了莫大的期望。这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无知”。另一方，就是纪委角色自己做给社会的错觉。只有法治才是唯一的正道。回“桥”：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其实也只是纸上写着给世界人民看的，适用于外交辞令：我们有宪法保障，而实际如何，只能呵呵了。至于说到纪委的办案水平，那就更加不敢恭维。不过这是中国特色，不要说纪委，我看过检察院办过的案，做的笔录、提供的证据，很是经不起“质证”，但是为了平所谓的民愤，指鹿为马，说你有罪就是有罪。即便这样，老百姓还是觉得反腐不够，为什么？用陈瑞华的《看得见的正义》一书来讲，问题可能就在于我们没有让正义真真实实地看得见。——复《重视就能办好案？纪委不是“万能钥匙”》（8月20日）如果研究表明的结果是准确的，那么我能理解的原因是：除了愤怒所指向的对象本身具有普遍的共识性以外，还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人们积压已久的郁愤需要发泄，所以看到有个泄愤的点就容易群起而趋之；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民众中真正具有独立思想或者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多，而纯粹乐此不疲于一种发泄的酸爽。所以我认为，在言论的生态建设上，我们过度地考虑所谓的维稳、所谓的正确、所谓的正能量，导致官媒呈现的与老百姓亲身感受的落差太大。网络因此成为了与官媒截然相反的“灰暗”地带。如果有正常的不被限制的舆论环境，相信民众在任何情绪的宣泄或者表达中都可能趋向多向度，附和也好、反对也罢，都能体现各自独立的意志，而不是单纯的应和盲目的发泄。——复《社会需要能愤慨、会愤怒的公众？》（8月20日公号《老蔡自由谈》）看文章的前一半，我差点被作者说服了：有钱才有人情味。看后一半，我又被作者搞糊涂了，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说啥。人情一定要有钱来体现吗？这样的结论太过绝对了。就说机关里考勤吧，以前机关没有严格的考勤要求，因为加班也没有加班工资，有事情工作带回家干的情况也很多，尤其是我们这种材料狗。现在机关抓纪律抓得严，上班点到，下班点退，至于干不干活另当别论。有同事生过孩子上班，虽然有一个小时的哺乳时间，但是执行上可以“睁一眼闭一眼”，不管晚来早退，同事之间照应着，部门领导也默许。我看这就是人情味：能体量到别人的难处而尽力给予照顾和援助。——复《不谈钱就别讲人情味儿？请看这位副局长…》（8月22日）虽然用《圣经》的故事作为、论据不足以说服普遍不信教的国人，但是论证的逻辑还是成立的，尤其作者提出的诸多问题本身具有穿透纸背直击思想深处的力量。——复《苏小和：民族主义是我们的死结》（8月22日公号《于建嵘的东书房》）为一杯水还要提心吊胆，我们这样的工作环境实在太为难人了。还是西习好，自助。要喝啥自己倒。难道我们的政府官员连倒一杯水的动手能力都没有，那做什么公务员？——复《开会为领导倒水的学问》（8月23日） “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警察的“广告语”误导了人民几十年。用“职权法定”的概念，警察不应该也不可能解决老百姓的一切困难。但是恐怕你“承诺”了，你就得兑现。问题也许出在这里。所以，还是桥归桥路归路，警察该干嘛干嘛，不要手伸得太长。要不真成了太平洋上的警察了。——复《这样处理基层民警，你服？我不服！》（8月23日）想起去年有一个同学咨询我职工医疗期的事情，其一亲戚工作刚满一年，查出白血病，担心合同到期，看病无着落。幸亏江苏省对类似重特大病得医疗期延长至了24个月。不过问题也来了，想一想，如果一个用人单位摊上这样的病例也是很无奈的。如果说一个还能承受，那么2个3个呢？我们的社会保险制度依托在“职工”的身份上，也就是所谓的“体制内”，而一旦失去“职工”这个身份，一切就不一样了。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医疗保险的制度上找出路。当然，兰州交大违法解除刘玲的情况，另当别论。——复《别怪院长回应太冷漠，只因她是董事长》（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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