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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吉 1952年韩德培教授全家合影(图片来源:韩德培法学基金会) 入校30周年的时候回到武汉大学，恍若隔世般。看到一张旧时的毕业合影的模糊照片，几乎不敢认自己。我选择法学专业是因为父亲，他法律系毕业，虽然后来没有从事法律工作，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武汉大学法学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908年创办的湖北法政学堂。无论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6年武昌中山大学成立，还是1928年改组成立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都是其中的重要院系。当时先后云集燕树棠、王世杰、皮宗石、周鲠生、梅汝 等一大批著名法学家，办学声誉影响海内外。 1979年武汉大学恢复法律系，1986年成立法学院，先后有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教授，民商法专家马俊驹教授，国际法专家余劲松教授、曾令良教授，国际法专家肖永平教授任教任职。这些声名赫赫的教授中，我们或者直接聆听过他们讲课，或者听过他们的讲座，或者直接用他们的著作作为教材和参考书。 武汉大学以其国际法学科特色和学术风格形成“珞珈法学流派”，我从中受益匪浅。我聆听过韩德培教授多次演讲、讲授，更是细细研读过他的大部分著作著述。按照现在的时髦说法，我是他的“粉丝”——他的一位崇拜者，既仰慕他的学术思想，也仰慕他的人品和气质。 1930年，韩德培考入浙江大学史政系。后因为教育部决定将浙大的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去，他又从浙大转往中央大学。 韩德培后来回忆:到了中央大学，我本来可以转入历史系或政治系。但我在法律系听了系主任谢冠生老师的几堂课后，感到读法律也很有意思，于是决定转入法律系。 谢冠生除讲“法理学”外，有时还开“中国法制史”或“罗马法”，这两门课都不容易讲，而他却讲得津津有味，毫不枯燥，让韩德培十分着迷。他说:“中大的孟芳图书馆，藏书很丰富，我是这个图书馆最常去的‘不速之客’之一。我这时已经能读英、法两种外文的原著了。例如我曾读过英文原著《奥本海国际法》、戴赛的《英宪精义》、庞德的《法律哲学导论》《法律与道德》等;我也曾读过法文原著狄骥的《公法的变迁》和《私法的变迁》等。我不但读法学方面的著作，还喜欢读文学、哲学、经济、历史等方面的书，尤其爱好传记文学。” 博览群书，这是一个法律人的基本素质。那时候我在大学学习，受先生这一点影响至深。我正是在先生的启发下，开始涉猎各种学科的。 1934年在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韩德培获得法学士学位，在中大学报和校刊从事编辑工作。1939年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留英公费生24名，其中有一名是专攻国际私法。他报名应考被录取。先生在加拿大进了安大略省多伦多大学。这是加拿大最大的一所大学，有名的白求恩大夫，就是从这个大学的医学院毕业的。作为法学院的研究生，他主修的学科是国际私法。 韩德培在1985年的《自述》详细记录了他学习的经历:“我的导师是汉考克教授……他可说是当时国际私法学界的一位新秀。若干年后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最出色的国际私法教授之一。他所发表的一些论文中的观点，对现代美国最新国际私法学说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那里读了两年，第一年除读国际私法外，还读了4门普通法课程，即契约法、侵权法、财产法和刑法。 “第二年是在汉考克教授的指导下写硕士论文。我的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我搜集和引用了大量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结合英、美、加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我自己的看法。这篇论文写完以后，再交汉考克教授审查。他看过以后，告诉我说:‘你写的论文很好，我简直用不着改一个字。’我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取得了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校法学院的最高学位。在多伦多市区，还有一所奥斯古德法学院，院长福尔肯布里奇年纪比较大，是一位在国际上早已知名的国际私法学者。我也常去拜访他，向他请教，他也给了我不少教益。 “1942年我从加拿大转往美国，到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进行研究。这时我决定不再读学位了，而是利用这里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法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极为丰富的书刊，进一步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研究。我把我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广泛认真地阅读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三方面的书刊，并尽量收集有关的资料。特别在国际私法方面，我花了较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详细的笔记。此外，我还听了当时几位有名学者的课，如格里斯沃尔德的‘国际私法’，赫德森的‘国际公法’和庞德的‘法理学’，都觉得受益不浅。我在这个时期，还撰写了国际法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的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 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韩德培在年底乘美国第一艘开往远东的运输舰，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回到了上海。回国以前，他已应武大校长周鲠生先生之聘，到武大法律系任教，不久又兼任法律系主任，从此在武大扎下根来，讲授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外国法律思想史等。 我虽然没有从事过学术研究，而致力于法律实务，但是韩德培的法律思想却给了我在法律实务方面最深的影响。 著名学者林建刚曾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动乱年代，知名法学家燕树棠惨遭解聘，并且不许在其他高校立足，只好去开饺子铺谋生。韩德培知道以后，力促武汉军代表最终收回成命，使燕树棠能够继续留在武大法律系任教。从“反右”到“文革”结束，成为右派的韩德培被送往沙洋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时光抛掷二十年，但是这位法学大家的理想却始终没有丝毫变迁。正是在武汉大学的学术成果，韩德培赢得了“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新中国国际私法学一代宗师”的美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