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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8 集体腐败入罪的路径思考 上述官员别墅群无疑提醒我们：除了以往发现的“小金库”，集体腐败已经发展为一种更为广泛而多样化的权力腐败形式。也正是因为对这种腐败现象的追究不力，才催生了前不久将惩治集体腐败写入刑法这一提议。正所谓“法应时而生”，对“与时俱进”的腐败形式当然亦须“与时俱进”的法律来惩处。 笔者对“集体腐败入罪”的提议也抱有充分的期待，可作为一种长远的治理手段，刑事立法的健全并非像政策订立那样简单容易，它更考验着立法的理性与否。就拿集体腐败来说，它既非一个已有共识的法律概念，能够为立法者所准确地界定和描述；又非我国刑法典所完全空缺的领地，分则中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腐败入罪”在立法路径上面临着诸多难题和困境。 那么，在困境面前是不是立法就无所作为了呢？也不尽然。至少在路径的设计上，笔者以为大有“柳暗花明”的地方。诚如一些学者所言，目前就集体腐败单独立法条件还不成熟，将一个内涵与外延并不明确的概念贸然纳入刑法也非明智之举，那么在促使相关条件和认识日渐明晰的同时，我们不妨利用现有的“单位犯罪”的立法条款，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集体腐败现象吸纳进去，或不失为一种“以技艺突破困局”的次优路径选择。 其实，我国现行刑法中对集体腐败已有所防范，总则中关于单位犯罪范围和惩罚规则的规定，当然适用于集体腐败犯罪；分则中规定的127个单位犯罪中，有不少都可视为集体腐败的表现形式，例如“(集体)私分国有资产”、“单位贿赂”等。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现有条款进行科学的整合和扩充，尤其是需要严格罗列出刑法中尚未规制，而现实中普遍存在且行为特征确定无误的集体腐败现象，通过“单位犯罪”的形式补入刑法。这样不仅免去了法律上集体腐败的界定难题，而且有利于整个刑法典的统一规范。 当然，从国家治理腐败的长远路径分析，刑事立法的防范终归是表层的，根本上仍需夯实民主的制度基石。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遏制贪腐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而一切良好的政治安排和制度设计都离不开这个基础。所以，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把权力的监管机制激活，最终建设一个能将公权“关进笼子里”的民主化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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