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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天津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高绍林的审定和授权。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参加“新开法共体论坛”。在这个论坛，我的身份比较多： 首先是主办的一方，承蒙大家信任，我是北京大学天津校友会的会长，我们还有一个法律人分会，分会的会长是李海波律师； 其次，我还是天津法学会的副会长，这是诉讼法学分会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说也该来祝贺一下； 最后一个身份，我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从事各项立法工作，也是共同体的一方，以这个身份，也应当来祝贺一下这个会。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诉讼法学分会的活动，总的题目叫做“法律共同体”。那么关于“法律共同体”的理解，我觉得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的概念。什么是“法律共同体”，哪些人是“法律共同体”里面的？ 一般说，包括立法的和司法的。司法的包括公检法司，还包括律师、法学教学工作者，以及各个单位里面从事法制工作的。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概念。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全社会都应当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因为，法律本身并不是法律工作者的专有名词，法律是全社会应当遵守的共同的规则。因此，我理解这个共同体应当包括全社会。 当然，全社会当中，狭义的共同体成员，应当是共同体中的“骨干”。这样理解，可能更全面一些。
作为法律共同体的“骨干”，在共同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中央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当中，其实讲了很多具体的任务。 最近由于法律制度和司法的改革，立法工作的各个方面，也都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政策，讲的都比较全面。而我个人，一直还在思考一个更重要、更基础的问题。 可以说，我从1979年开始，就成为了法律共同体的“骨干”之一。我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法律，从北大毕业之后，到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一直从事立法等法律工作，中间还回北大读了硕士。算了下，从事法律工作，到今年，已经差不多快四十年了。 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这些法律共同体的“骨干”分子，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应该从哪些角度或者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前段时间，我与天津市的立法咨询专家们座谈了一次。我们人大常委会请了70位教授作为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咨询专家。我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就这一问题，有了一点心得，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为，作为一个能够对中国法治建设作出更大贡献的专家，在素质上，至少需要具备三条： 第一条，理论上能融会贯通。这一点并不简单，现在很多人都有理论，特别是有些还没有出名的人，更注重那些“新词”。造了很多“新词”，好像能对某些“新词”进行解释，就能够成为权威了。我认为，“新词”要有，但更重要的是法律上的融会贯通。 我接触过一些老专家，有些老专家确实是融会贯通。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些法律人和那些大师们有过亲身接触。现在渠道多了，有机会各位多抓住。多听听那些大师的演讲和讲座。比如梁慧星，我很佩服他，说话从没有所谓“新词”，但是所有的理论和法律上的“要点”都融会贯通在里面了。这是老专家级别的，中青年专家也有。 另外，理论上要融会贯通，还包括能跨学科：讲民法的不仅仅要懂民法；讲刑事诉讼的，不仅仅要懂刑法、刑事诉讼法，还要能对整个法学理论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第二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法律科学是社会科学，要是离开社会，就毫无价值。现在我们有的理论工作者，都是讲书本上或者是外国怎样，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 如果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那么这些法律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如何去影响整体的社会成员？如果不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讲再多国外的东西，也没有价值。这一点是理论工作者需要下功夫补的。 当然，实践工作者又需要在理论上更加融会贯通。总之，我们的法律人，需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不是言必称法国、美国等。关键是，中国是怎么回事。 第三条，不仅要有批判性思维，更要有建设性思维。有批判性思维并不难，因为我们对现有的法律或制度，提出批判性意见，是研究问题的起点。如果不批评，就没法研究。这点很珍贵、很需要。特别是从事理论工作的，要具备批判精神。 但这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要有建设性思维：从实际出发，用我们融会贯通的法学理论，把这些东西设计成制度，落实成切实的制度与巧妙的规则，才能使我们社会的法治水平，有更大的提升。
这三条，我觉得，对法律共同体的“骨干”分子，可能都通用。我也想通过这个开幕致词，将我最近思考的心得，与大家分享。 希望我们全体法律共同体的“骨干”分子，一起努力，早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社会主义法治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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