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于了解情况，特写案发前后的经过情况 （及思想演变过程）和判决、复查、上诉、再审、再复审的过程如下：
来源：cbx490711@fyfz.cn 作者：cbx490711@fyfz.cn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3-17
摘要：为了便于了解情况，特写案发前后的经过情况（及思想演变过程）和判决、复查、上诉、再审、再复审的过程如下： （一） 我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在解放炮声中降生，因祖父、父亲不愿被土改工作队敲诈，而被诬陷定为恶霸地主被处决（现查明是冤枉的）。但他们的死一
|
为了便于了解情况，特写案发前后的经过情况（及思想演变过程）和判决、复查、上诉、再审、再复审的过程如下： （一） 我是一个很不幸的人，在解放炮声中降生，因祖父、父亲不愿被土改工作队敲诈，而被诬陷定为恶霸地主被处决（现查明是冤枉的）。但他们的死一直影响着我们活着的后代。 66年初四清运动后期，工作队遣送我母亲回乡，其理由是逃亡地主（现查明冤枉，已落实政策），使我家破人散生活没依靠。接着十年动乱开始宣布取消中、高考，剥夺了我升学的权利，使我失望，毕业即失业。考虑到串联吃饭不要钱，我约了两个同学也去串联，被同学发现，说“黑六类”子女冒充红卫兵搞反革命串联，在杭州市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上海市红卫兵总部，非法监禁受尽了拷打、折磨，内伤至今未愈。回校后又游斗、折磨，短短的几十天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残酷无情，昔日的同学竟成了仇敌，这就叫“革命”?百思而不得其解。最后学校定我为“政治扒手”、“反动学生”，勒令我节日不准出门。这一巨大刺激，使我的精神到肉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因此怀疑当时的运动——“文化大革命”。 接着亲友相继遇难，为了生活我到处奔走要求工作，出于对无政府状态的反感和正义感，以及本人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多次写信给党中央、国务院、周总理、市公安局，走访了华东局、市革委接待站。给周总理的信不久转给市教育局，责成学校给我平反的同时又解决了一部分生活问题（给助学金）。学校形式上给我平反了，因没做好工作，我到学校去经常被挖苦、谩骂，还有几次被打出血使我不敢去学校，助学金因此又停发。因我无辜受到冲击，姐夫（造反队）与我划清界线，生活上不资助了（从此断绝关系，已近四十年没来往了）。此时资助我生活的叔叔也被勒令回乡，哥哥是个学徒工又得了肝炎，因此我生活毫无保障。在没有办法的时侯，写信给市公安局说明了我的处境，如不按排工作为了生活就得被迫走上犯罪道路。68年的偷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共卖了十几元钱），这种有意识的偷窃，是对不按排工作不为青年人着想，以致流氓成群、社会风气败坏、犯罪率上升……怪现象的抗议。事后我到乡下去，在绝望时给哥哥写了封信，表示要到外面流浪，能偷渡成功最好，因两封信同时发，结果信纸塞错了，给哥的信寄到了学校，学校和民警一起来抓我，因只有犯意，没有具体行为，结果以偷窃拘留六天半，释放后给我（开后门）按排工作（崇明农场）。 我很珍惜用如此大的代价换来的工作，平时埋头苦干想挽回不良影响，但领导和群众仍歧视我。我的成绩视而不见，还把我作为内控对象，成了不戴帽子的“四类分子”。这种环境下，我感到“重在表现”只是一句空话。一些干部宁左勿右再加上平时流氓的讽刺、挖苦，有时在公开场合侮辱我……，这些都使我感到得不到集体的温暖和生活的欢乐。相反感到生活不下去，这时68年拘留前曾想到外面去流浪的念头又重新闯入我的脑海。 在农场我平时不与他人接触，别人也怕与我接触。在苦闷中我收听短波，写了一本《备忘录》，主要内容有以前一些信件、被打成“政治扒手”的大字报和自己知道的家史、68年拘留的供词，以及填过的表格等。我认为自己是属于《公安六条》中的“坚持反动立场的被杀、被关、被管制分子的家属”。以后运动中总要找麻烦，有些事不作记载以后讲不清，又要讲不老实而吃苦头。 中共“九大”后的政治局势，使我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担忧。我对那种肉麻的吹捧、“造神术”非常反感。为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到处泛滥是非颠倒，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果实不是用来为民造福，而在“内战”中消耗贻尽感到痛心。一小撮打、砸、抢、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破格提拔，高官厚禄，发国难财，把经济搞得停滞不前，国无宁日。使各种恶习泛滥成灾，社会风气败坏到了极点。老实人到处受气，而干坏事的人不受惩罚，无视法律、人权遭到践踏……这一切都是在防止复辟为目的的运动所造成的结果。我认为发动这场运动的人对这一切应负全部责任。 （二） 在农场一年我没回上海（整个农场罕见），农忙结束后我请了半个月假，11月15日回上海。可惜哥哥探亲还没回来，因此我每天早出晚归（怕见到熟人）。20日清晨出去，到虹口公园找了个偏僻的地方休息，不久迷迷糊糊，好象有人叫我，见一个四十开外的人向我点头微笑并同我打招呼。他说明来意讲：“你早晨在公园门口厕所里掉了（我认为是被他以为皮夹摸去的）一本本子我拾到了”。边说边从包里取出本子晃了晃。我一摸本子没了一身冷汗，马上表示感谢，请他还我。他讲：“不用急我会给你的，我不会害你，要不我不来找你了”。后来他批评我太冒失，怎么可以把这本子随身带，万一被人拾到，送公安局就讨厌了。我很慌。他又说：“你知道里面的内容属于什么性质吗？这是‘变天账’”。他的恐吓使我脑门嗡嗡响，一阵紧张。他叫我别怕，“我不会害你，但交到公安局你再有理也讲不清了，怕你着急所以来找你”。我又表示感谢，他叫我起来换个地方再讲，于是我们边走边讲。他问了我许多情况我都如实讲了，又怕他是便衣有所警惕。他对我的遭遇、处境表示同情，有时叹气。问我愿不愿意这样长期生活下去，建议如想过好日子跟他走，否则没有出头的日子，永远抬不起头来。接着他作了自我介绍，他姓徐（究竟那个徐、许，我也没搞清楚）讲他家庭情况与我差不多，是个教师，同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有办法可以托人把我送过去，还介绍了一些西方和台湾的情况。 傍晚时，老（许）徐同我一起去火车站接我哥哥没接着，九点多钟老徐和我一起回家去了一次，因怕邻居听到坐了一会，他抽了一支烟就离开了。在复兴公园思南路那边，见到路边停了一辆黄鱼车他叫我坐上去，我坐在后面他在前面边踏边谈。当时我思想很乱，感到多年来第一次有人这样关心我。正如他讲，我这样的人在共产党看来是有杀父之仇，是不会放过我的，我的出路只能靠自己找，再等下去等于等死。今天这本子正好落在他手里，要不然真的不知要怎样了。一想到“文革”初期抄家的情景，日记被说成“变天账”，我这《备忘录》落到他们手里也不是同样对待，怎么讲得清? 再讲共产党是不会放心我的，是要斩草除根的，我感到老徐确实热心，也许我起初怀疑他是没道理的。以后我们谈得很投机，他问我有什么困难，如怕出去可以不出去，总之跟他走不会再受气。我问他去干什么? 他讲：“你还年青可以先去学习一个时期”。又介绍了台湾的情况，讲我受共产党影响太深，以致外面情况不了解也不相信，叫我仔细想想。这时我很矛盾，推说天气冷明天再讲吧，他怪我不爽快……。见我有点怕冷要把衣服脱下来，我不要。又谈了一会到共和新路旱桥，他用手指指轻声说：“我给你去弄件衣裳”。我还没搞清怎么回事，他把车刹住拎了包进弄堂了。 我想他怎么弄衣裳? 心想也许为了显示一下使我相信，消除我的怀疑，他进去后我也下车。里面大叫一声，接着就是脚步声，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一时真以为在做梦，见他逃出来我想我与他是一起的，人家也要抓我，于是跟着（往旱桥方向）逃，后来一想不能一起逃，于是我朝反方向逃，糊里糊涂不知怎么会往公安局门口逃，到公安局门口被民警拦住（不是被证人扭送的），我被捉。 （三） 进了公安局，民警问我为啥要逃，我答不上。后来被害人来了，在隔壁房间叙述经过，因两边门都开着我全听清了，被害人叙述：我下车进弄堂，突然有东西敲我后脑，我捂住头，大声叫喊“捉人”，那人逃了……。问现在怎样，“现在很痛”。问打了几下，“只打了我一下”。问是什么东西打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的”。问为什么要打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我”。问人看清了吗?“人也没看清楚……”。你去认认好吗？“好的”。因此民警问我的我都没回答，被害人和她女儿一起来辨认时，被害人用疑惑的眼光看了又看，摇摇头讲：“没看清楚，不知道是不是他（指我）”。以后她们走了，我所在的房间才把门关上。民警问我为什么老是不讲话，做错了事不要紧改了就好，不要怕，事情是客观存在的不交待不行。又问了我家庭情况，我如实讲了。民警说：“你这样的出身，再不老实交待怎么能出去? 如果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逃? 后面有人叫救命，前面就你一个人在跑，不是你是谁? 你赖得了吗? 人家会捉错你? 你承认了说明你知错了，我可以保证从宽处理或不作处理，关键在于你的态度”。又向我宣传了政策举了案例，叫我不要错过机会，“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典型”（威胁），一会又讲“你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但态度很成问题，只要态度好，保证从宽处理或不作处理……，讲讲清楚早点出去算了，你不讲清楚，我怎么放你……”（哄骗）。另一个民警用拳头作出要打的样子（恐吓）。 这时我稀里糊涂，总以为在做梦，总感到民警的话有道理。如实讲吧，作案人----老徐没来，讲了反而麻烦，即使算这案不是我作的，但要同我算政治账。我一讲一定要抓老徐，抓不到一直要关下去，如抓到一讲到《备忘录》不就讨厌了吗? 反正只有两个人知道就当没此事。但眼前怎么办? 我希望老徐不要被抓到，这就需要我把这事顶下来，我权衡了一下，照实讲，我这样出身的人犯这样的罪错，尤其在当时正是主要打击对象，八二·八命令后这类问题打击得很严，何况六八年正因为怀疑我有此企图才拘留的（后因没事实，才算我是偷窃拘留的）。如果照民警掌握的情况讲没什么后果，当时人很好，又没什么伤。在民警的威迫利诱、恐吓、欺骗下，于是承认我打了她一下（照被害人的叙述讲了一遍）。问我用什么东西打的，原来没想过一时答不上来，于是瞎编说：“我跟进去正好脚踢到一块石头，随手拿起来就打了她一下，她叫了我就逃了”。问我为什么要打她，答：“想要件军大衣……”。21日清晨军管会主任来看我说：“我们这里正好少你这样一个典型，你自己送上门来……。”马上拘留。承办人当天审问，我照样说了一遍，为了让承办人认为我态度好，主动交待了偷黄鱼车，夸大了编造人民币的数额。原来以为我爽快地承认会认为我态度好，又没什么后果，最多关几天。没想到审问一次就逮捕。后来找不到石头，根据承办人的诱供（会不会是砖头），讲可能是砖头（事后也没让我辨认）。证人怎么讲，被害人后来怎么指控，我都不知道，鉴定结论（重伤）是拿到判决书才知道的，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判刑的。 后来上级公、检、法来提审，我曾想照实说但没勇气，一怕涉及政治问题要重判；二怕讲不清楚反而麻烦，弄不好一直关下去，老徐抓不到不能结案。而别人都讲我最多判三五年，在社会上受歧视、受气，到监狱去三五年对我也有好处；三最主要是听老犯人讲过，承办人最恨全部推翻，这样他一定要报复你，不会让你占便宜的，这个问题上抓不到东西，在其它方面或态度问题上作文章，结果还得判。我认为有道理，因此没推翻。看了以上的经历和事情经过，请研究一下我当时为什么承认? 不承认行吗? 有许多情节可能吗? （四）70年3月27日在火车头体育场公判[（70）沪公军闸刑字第36号判决书]，根本不按法律程序开庭审理，审理案子始终是一个承办人，不仅没有知情权，辩护权、上诉权也被剥夺了。进了监狱连申诉都不可以，只要喊冤，就要被批斗。在此情况下，70年底，71年初以交待余罪的名义申诉。74年到了江西903劳改队后，不断申诉，尤其是三中全会后，连续申诉，因为我在生产技术上有贡献，但由于不认罪，要申诉而不能减刑，干部都为我感到可惜。劳改队多次为我与上海法院联系，82年法院建议劳改队帮我减刑，他们不打算改判，82年4月14日驳回[（79）闸法刑申字第20号通知书]。为此干部劝我停止申诉一年，等减了刑再申诉。我明确表示不要减刑要改判，为此而绝食抗议。二万五干部就此写信给法院，83年2月才按当时的政策：先放人，案子挂起来再说，于是服几年就改判几年，此时已服将近13.5年，就改判13年半[（83）闸法刑再申字第12号判决书]。此时已有《刑诉法》，仍不按法律程序办事，一审没有合议庭，也没来讯问过，仍按原来的材料为根据，把企图改成图谋，依旧认定重伤，只是认为判重了。为此上诉，二审虽然有合议庭，也不讯问、开庭，还是书面（材料）审，暗箱操作。没按法律规定对程序是否违法进行审查，对事实和证据重新审理。仍按程序违法情况下的所谓事实、证据定罪，只是把重伤改为头枕部6*8CM血肿，脑震荡（不提重伤了）但加了“情节严重”（为了继续按加重构成犯论罪）[（83）沪中刑上字第242号裁定书]。当时的政策是“疑罪从轻”，只能这样。以后向各方面不断申诉，84年2月市检察院通知我面谈，主要内容如下：“原来对你的案子搞得过粗，也判重了，所以给你改判了，你仍不服，我们调来了你的案卷，因为三证俱全不能推翻，所以不能彻底解决。要推翻，除非你能拿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我要求重新核实，他们讲；“没这种可能，我们没力量来进行这项工作，要么再向法院申诉由他们组织力量核实”。谈到所谓三证和其它问题，答：“我们没法回答你……听说被害人已死，我们没进一步核实……”。86年5月14日[（86）闸法刑再申字第37号通知书]又驳回一次。2001年9月给市检察院的信请求抗诉，9月26日告知转到市高院，高院又责令二中院再审。02年2月27日承办法官讲:“用现在的法律、审判方法看来你讲得有道理,但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政策,不可能用现在的法律和政策，去看待过去的判决”。还讲：“当时是军管会搞的，只要凭口供、旁证就能定案，不可能象现在这么认真、仔细，去查看指纹、凶器与伤口吻合吗？……”。“再说现在给你改判三年半也是那么回事，对你来讲没什么意义，要想全部推翻，你讲我用什么理由，用你讲的证据不足，当时只要这样就可以定案的。讲违法那时刑法、刑诉法还没制定，你讲违什么法？……”。“要全部推翻只有你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否则只能这样”。3月25日又被驳回[（2002）沪二中刑监字第11号通知书]，继续申诉。2002年6月11日二中院[（2002）沪二中法信字第3007号]明确表示，“因我院申诉已驳回，不再处理”。以后再也不理睬了，可以理解，经过再审，对他们来讲法律程序已经结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8条、已经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后仍坚持申诉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审查的精神，向上海市高院申诉一直往下转或不予答复，就没道理了。03年11月最高法院回函，信已转至上海市高院，要我与市高院联系。高院一直不答复。04年6月上访市高院，答复：“要等上面政策，你的问题不是个案，不是我们法官能解决的，要耐心等待……”。05年5月再次上访市高院，答复：“你已复查过，我们不受理。现在除二年内的申诉，其他都不复查”。我说：“错案也不复查？”答：“你认为错没有用，除非第三者认为是错了，要我们再审的或者检察院抗诉，可以。你来我们不受理，现在没有此程序。” (后来又委托下级法院复审，就否定了以上说法)。证明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拖确实有好处，前不久据法官讲：关于历史老案最高法院最近作出决定，除已经处理的外，今后对已死了当事人的案件，一般不予处理（纠正、平反）。这样看来拖是个好办法，拖到当事人死了，就不必纠正，也不存在冤错案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司法。 (五)2005年11月查阅到当时适用的法律《各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认为原判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作为新的证据提出再审请求。同时上（信）访市检察院、国家信访局、市人大。市检察院答复：已经同你讲过，历史遗留案件，我们不插手，由市高院处理。“刑事案申诉没时间限制，又不是民事案规定两年，他们欺你不懂。还是找高院去，由他们解决，他们在踢皮球”；根据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规定，“超过两年提出申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受理：可能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的；原审被告人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未受理的……”。我一直在申诉（附件4），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放弃过权利，因此高院没理由不受理。我多次请求依法有理有据地驳斥我的理由，如无法驳斥，要求立案再审，市高院就是不理睬(拖)，故不得已向人大、最高院反映，2006年7月3日闸北法院才通知我去谈话，陈再培说是高院要他承办复查的。但他仍说：1、程序问题不存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有的法律都被废除，没有法律可作为依据。这是毛主席犯的错误造成的，谁也无法纠正。2、你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这里有证人的证词，被害人的指控，医院的鉴定，凭这些已构成基本事实。当时只要这样就可以定罪判刑。你讲有第二个人要拿出证据来。你说证词、指控有问题，我不能只听你的，我也不能推翻当时的材料事实，我作为承办人只能看当时的材料，相信它，除非你拿出证据推翻它。其他都是次要问题，不影响基本事实。不要多讲了，否则司法成本高。你认为83年改判和复审也不符合程序，告诉你因事实清楚（清楚不清楚应该在复审后，而不是在复审前，没复审就知道事实清楚，还复审什么？），可以开庭也可以根据材料审（选择书面审理而不开庭，本身就违反当时的程序法“需要对事实或者证据进行审理的，应当依法开庭审理”的规定）不开庭就不存在程序问题，没有违反相关程序。这次谈话，使我知道本案所以长期不能解决，是因为法官的观念没转变，他们死抱着“文革”政策不放。强调只要基本事实符合就可以了，认为证据、程序问题都是次要的。不按法律规定取证，哪来的基本事实？佘祥林等冤错案和本案的共同特点，即不按程序办案。“‘文革’时期推是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的，当时没有法律（?），也就没有程序可言”。那么83年复查已拨乱反正，有《刑诉法》，为什么不按程序法办？不按“需要对事实或者证据进行审理的，应当依法开庭审理”的规定。为什么要选择书面审理，想不受程序法约束，怕出错案承担责任。直至今天还按“文革”那一套办，使人遗憾！既然当时没有法律可依（因为法律被废除），那么，判决有悖于国际规则，是无效的。要判有罪必须由控方拿出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或者无合理怀疑的程度）并依据法律确定罪行，违则，必须重新审理，现在再审是理所当然的。 纵观多次判决、复查、二审、再审、再复审都违背了当时法律（程序）的具体规定。不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行使审判，就是非法，本来复查就应对论罪科刑有无错误和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多次正规的立案复审，对如此严重的程序违法都视而不见，造成司法不公，损害当事人的权利和判决的权威性，实在使人不解。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对本案本来我也想向前看，不要麻烦司法部门了。84年后我投身于四化建设，在水处理领域作出了一点贡献，91、92年获得区、市科技进步奖，92年底上北京参加表彰大会，受中央领导接见。但99年底派出所又来登记刑满释放人员，使我感到必需搞清，尤其得知我侄子参军样样合格，最后因政审不合格（祖父被镇压）通不过。这使我下决心要搞清自己的问题。现在新的决定更使我下决心在有生之年搞清问题，否则永远搞不清，子孙后代又要倒霉，我已吃够了受株连的苦头，不知何时左倾路线又抬头（文革复辟的可能完全存在），挖祖宗三代子孙们又要倒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