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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昀 王曙光 编：《岱岳长青——陈岱孙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1版1印。 满肚子牢骚的清华肄业生赵俪生，六十多年过后，看待清华的人事，依然很是消极。但，又不能不承认，清华很多人事，赵俪生不仅看得很准，有时候，还挺传神。比方说，赵俪生提出，清华有关门办学的倾向，一言以蔽之，清华门罗主义。 清华的“基干民兵”，梅贻琦、唐钺、金岳霖、吴宓、陈达、叶企孙、刘崇鋐、钱端升、浦薛凤、吴泽霖、高崇熙、黄子卿、闻一多、潘光旦、萨本栋、王化成、吴景超、施嘉炀、顾毓琇、周培源、蔡可选、汤佩松、蔡方荫、任之恭、陈之迈、张荫麟皆出身于清华，乃不争的事实。 清华之所以办的有声有色，虎虎生风，充足的经费，一也；梅贻琦掌校，二也。在往下追，毋宁说清华门罗主义，清华是清华人的清华。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初中四年、高中四年，当然不是所有的学友，都在清华上满八年，即使清华同学四年，同声相和、同气相求，摸爬滚打，在一起摔打，“放洋”，濡染熏陶美国的通才教育，学成归国，机缘巧合，先后回到水木清华。既有先前老同学的感情，也有相通的理念，清华是一座国耻纪念碑，大家伙憋着口气，立志把清华办好。 这一点，似乎清华人很避讳，怕被别人说闲话，现在，要是说出来，又怕对罗家伦、梅贻琦校长不尊重，有点瓜田李下的嫌疑，其实，多虑了，多虑了。举贤不避亲嘛！只是这一点，当代中国大学，还是很乐意见贤思齐的：谁说本校毕业的博士留校多一点，就容易近亲繁殖，看看老清华，就是这么干的，不也办的挺好吗？ 陈岱孙先生也是一位典型的老清华。1918年入读水木清华，1920年与曾昭抡、刘崇乐、赵学海、萨本铁、萧公权等八十位学友一起放洋，1926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在欧洲做短暂考察，回到北平，在水木清华教书育人，一直干到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法学院被撤销为止。 陈岱孙先生到清华时，清华刚刚于1925年改办大学，经济系得以设立，1925——1929年，经济系教员由两位增加到四位，陈先生是其中的一位。1928年清华大学正式得以成立，陈岱孙与马约翰、郑之蕃、王文显、陈达、钱崇澍、朱自清、吴宓、杨树达、叶企孙、刘崇鋐、郝更生、金岳霖、熊庆来、刘崇乐、高崇熙，构成清华师资阵容。陈岱孙先生是一位清华老人，也是一位清华巨头，一直担任清华法学院院长。 2011年，清华一百周年校庆，志浩受朋友潘采夫之托，为《新京报》写了七八篇校庆小稿。其中写到陈岱孙先生，题目叫做《玉树临风陈岱孙》。陈岱孙先生年轻时，绝对是小鲜肉一枚，更可贵的是，陈岱孙先生身上流淌着一种绅士风度，1935年入清华经济系学习的张德声在《怀念陈岱孙恩师》，“我与先生接触极少，只是常见他昂首阔步地走在二校门到图书馆的路上，一身笔挺的西装，一头乌黑光亮的美发，令人肃然起敬。常听到称道陈先生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厌弃为官。记得徐毓楠先生在一次经济学会上只用一个词称赞陈先生，说：‘陈先生，Gentleman！ Gentleman！’” 陈先生身材高大、不苟言笑，不少学友对陈先生望而生畏，这种心理也是难免的。背后，有些学生称之为“铁青脸”。陈岱孙先生总是准时出现了办公室，八点上班，十二点下班，雷打不动，遵守规章制度。西南联大时期，选课的学友七点多到法学院办公室门口，等着陈岱孙先生在选课单上签字，见陈先生已经坐在办公室，马上把选课单递上去，陈先生把手往墙上的钟一指，并说：请你看看时间。这位同学，尴尬地出去了。同学们议论此事时，及时规定，老师与同学应该共同遵守，迟到不对，提前也不对。 陈岱孙先生喜爱教书，喜爱学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陈先生是体会到了这种快乐，并且沉浸在这种快乐之中，虽老之将至，也乐此不疲。九十五岁那年，还在主持邓玉英的博士论文答辩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追溯陈先生信仰的话，志浩觉得陈先生信仰——教书育人。清华大学之所以，出人才，就是因为有一批陈岱孙先生这样的好老师呀！ 陈岱孙先生干一行，爱一行。陈先生用福州官话讲授《经济思想史》和《财政学》，声调缓慢，思路清晰，言简意赅。韩克信回忆，“陈师讲课态度极为严肃，端坐椅上，时而眼望课室同学，时而目视面前提纲。初时我以为提纲中必有详细记述。一次在课间休息时，陈师在旁答一同学问题，我乘机走上讲台看提纲，企图理解陈师为何能将详细准备之提纲以简言慢语讲解清楚。一望提纲，大为惊奇。那一页讲课提纲上，陈师只写了十几个英文提要。” 陈先生这种“贵族范”，似乎与生俱来，无论做什么，都要精进不已，止于至善。作为一名教书先生，陈先生就把教书做到极致，堪称讲课的大师。陈先生在同代学人之中，大概是最早用中文讲经济学的老师之一，这一点，似乎有违当今时尚。在陈先生看来，一门学问，不能用中文表达，乃“学术殖民地”的症候。陈先生堪称讲课的大师，没有之一。任继愈在《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中说，虽然未读经济系，听到经济系老同学传来一些陈先生的逸闻，引起人们的兴趣。“上课前一两分钟陈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联大新校舍没有讲台），上课铃响，他开始讲课。这一点，别的老师认真去做不难办到，难得的事陈先生讲完最后一句话，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课铃也响起来。同学们对他的讲课艺术既惊叹又欣赏。这一点是任何老师无法比得上的。” 清华对学生，宽严相济。宽的一面，钱钟书、季羡林，偏科偏得厉害，也可以入读清华；至于严的一面，淘汰率高，不努力，不上进，整天躺在宿舍里，也不读书，还想着毕业，门都没有。功课考试时，出题难，分数低。蔡孝敏在《清华受教忆岱孙师》披露，“陈院长给分很少，考及格大致可以，能在70分以上是很难的。本人曾得过81分，算是好成绩。某次考试，陈大师发觉某位学生夹带纸条，当场将其考卷没收，赶出课堂。” 其实，陈先生有一张“铁青脸”，也有一颗“柔软心”。俞平伯先生的儿子俞成回忆：“有一次考试，我因贪玩没有复习，偷看坐在我旁边同学的考卷，被陈先生发现。他走到我座位旁，用手轻轻地敲了一下我的座椅（那时是没有课桌的，只有一块板连在椅子的右边），立刻离开我。由此可见他虽外表严肃，内心对学生们是倍加爱护的。” 俞平伯这位公子，真有意思，作弊这么丢人的事，还觉得多有光彩呢！唯恐大家不知道，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竟然说，这是陈先生对学生倍加爱护的例子。不知道九泉之下的陈先生听到了，会有何感想！ 夹带纸条，没收考卷，赶出课堂；偷看别人考卷，在性质上同等恶劣，陈先生敲一敲桌子，提醒不要偷看，这种“倍加爱护”，有毁陈先生一生的清誉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