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五
来源：谢志浩的自留地 作者：谢志浩的自留地 发布时间：2017-08-07
摘要：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五潘乃穆 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1印，2000册。 1967年6月1日，病重的潘光旦先生从积水潭医院回到民族学院家中，九天以后，在费孝通的怀里，溘然长逝。潘光旦先生既是费孝通的良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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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菜楼夏令营之十五潘乃穆 等编：《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1印，2000册。 1967年6月1日，病重的潘光旦先生从积水潭医院回到民族学院家中，九天以后，在费孝通的怀里，溘然长逝。潘光旦先生既是费孝通的良师益友，又是反对暴政的战友，还是1957年的“难友”。 生命力这么顽强，流淌着乐观主义精神的潘先生，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引发了费孝通的锥心之痛。文革结束之后，组织上进行平反昭雪，推倒加在潘光旦先生的一切不实之词，潘大逵、吴丰培在怀念先生时，都会说上一句，潘光旦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逝世。费孝通见到多了，在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说出了自己的推断：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看到此处，不禁陷入沉思，文革那么大的风暴，空前绝后的浩劫，摧残了多少有识之士，一部血泪史，几多辛酸泪。费孝通与潘光旦先生，相知甚深，费孝通说自己的恩师——潘先生不是含冤而死，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君不见，那么多老辈在昭雪之后，都会有一句“标准”的话语：老先生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含冤逝世。这里，又不能起潘光旦先生于九泉之下，费孝通的话，还是孤证，不过接下来，费孝通有一番解释：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恨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就是从“己”字上出来的超越一己荣辱的境界。这使潘先生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是尊重到底的。他没有觉得自己冤，而是觉得毛泽东有很多苦衷没法子讲出来，也控制不住，最后演变成一场大的灾难。潘先生经历了灾难，可是他不认为应该埋怨哪一个人。这是一段历史的过程。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这一点我体会得到。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推己及人》，《中和位育》代序）费孝通的这段话，包括将潘光旦先生一生的立身行事，定位在儒家思想，在很长放一段时间，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是接受不了的，非常抵触，大家都向潘光旦先生学习，遇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还要行恕道，一点问题都不能解决。话说回来了，遇到浩劫，不行恕道，向张志新学习，抗争到底，岂不是大难临头。毛润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给全国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出了一道思考题，那就是以什么态度，面对生活中的横逆。费孝通向大家介绍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态度，这就是潘光旦先生的态度。这是一种罕见的态度，劫后馀生的过来人，不会有这种态度，那些没有躲过浩劫的老辈，多是赍志以殁，带着仇恨，离开这是世界，向鲁迅学习，到死一个都不宽恕，是不是有很大的心理阴影？面对横逆，就有了周树人和潘光旦两种模式，周树人的模式，借助中小学课本，几乎家喻户晓，这里就不去说了；只是潘光旦先生这种模式，有些另类，很多人还没听说过。为什么潘光旦先生，这么看得开？体现出来的境界这么高？怕是要从时代和环境，进行寻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潘光旦先生属于第二代，大体出生于1894年前后，也是国难的产儿。潘光旦先生清华的老同事，有不少就属于这一代，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吴宓、冯友兰、金岳霖、雷海宗、吴有训、叶企孙、陈岱孙、张奚若、施嘉炀、刘仙洲，潘光旦先生所在的老清华社会学系的伙计，陈达、李景汉、吴景超，梁任公先生寄望甚殷的学术独立，大体是在这一代学人手上完成的。《温情与敬意》的作者，将这一代人的功业，以发凡起例概括。1911年前后出生的费孝通、钱钟书、季羡林，属于百年学术地图的第三代。两人学人年龄，典型一点的，要差上二十岁。比方说陈寅恪1890年出生，钱钟书1910年出生，相差正好二十岁。不过也有非典型的情况，潘光旦先生1899年出生，费孝通1910年出生，相差也就十来岁，但师徒名分已定。《温情与敬意》的作者，曾经论述过第三代和第四代之间学者的差异。也就是1910年前后出生的费孝通、钱钟书、季羡林与1930年前后出生的李泽厚、张广达、张光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第三代享有聊胜于无的自由，第四代，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极度渴望自由的，最主要的差距，以体现在大学教育为多。费孝通在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提出第三代与第二代之间的差距，第四代与第三代的差距，晚年费孝通对这个世界，越来越不放心了。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过度操心，反映了费孝通内心深处存有“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念想。费孝通与钱钟书属于第三代，金岳霖、梁思成属于第二代，两代“同情人”的境遇差别之大，有如天壤之别。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打破沙锅璺到底，也许会有意外的发现。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人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儿呢？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做法不同，看法不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才能觉得过得去？不是人家说你过得去，而是自己觉得过得去。这一点，在两人知识分子之间差别很大。（《推己及人》，《中和位育》代序Ⅶ—Ⅷ）费孝通与钱钟书是“同情人”，只是这位“同情人”，没有金岳霖那么幸运，还被写入《围城》。费孝通之所以没有金岳霖的幸运，这是一种个例，但，还是可以说明一定的道理。老辈发乎情止乎礼，金岳霖、徐志摩与梁思成，三人是“同情人”，但，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坐的“济南号”飞机在济南附近失事，在青岛的好友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沈从文商议之后，决定派沈从文为代表到济南和从北京赶来的梁思成、金岳霖、张奚若等朋友一起处理志摩的后事。金岳霖和梁思成作为“同情人”，这是众所周知的，晚年的金岳霖，与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住在一起，传为佳话。以前把这种例子，笼统地归在民国时期，不尽符合历史的真实。费孝通和钱钟书，也是一对“同情人”，同样发生在民国，但，迎来的似乎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清末民初，社会急剧变动，哪怕就在三十八年之内，在精神滋养上，也有“中华魂”和“舶来物”的巨大不同。大家看到的多是，“舶来物”取代“中华魂”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作用，少有注意，甚或忽略了两代人之间精神境界和品格的差异。反正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在成长。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作为旧伦理、旧道德的象征，在新文化之中，由“德先生”和“赛先生”所取代了。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恩师萧延中先生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讲堂上，就专门说过，有些位先生在新文化时期，觉得光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是不足的，应该大力引进“穆小姐”——Morality，也就是道德，否则必有偏狭的心性。萧先生讲课必带感情，流淌良知，如饮醇醪。思之，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高王凌先生说，三十年为一世。信然！如要引进“穆小姐”，也不是那么容易。现代文明，浸润着欧风美雨，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若想安顿中国人的心灵，引进输入基督教，势不可免。但，还在输入以前，八国联军还得内部打一仗，决定往中国输入何种宗教的问题。“穆小姐”尚未引进，中国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让教会人士很是沮丧。福音传入中国不易，中国人啊一定要珍惜。只是先知先觉，把福音传到中国之后，发现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邓锐龄回忆与潘光旦先生的交往，潘光旦先生曾讲过一个故事，令人难忘：在抗战前，北京某基督教下属机构，想找个清静的地方集会，竟同西山一座佛寺商量借用房屋，后来佛寺的和尚也同意了。他说禅宗不把别的宗教堪称不可共存的异端，这也是中国人的开阔包容的思想特点的反映。（邓锐龄：《回忆潘仲昂先生之二》，《中和位育》第293页）1934年潘光旦先生在发表《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梳理中国人何以具有开阔的思想，开宗明义：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化，必有其重心所寄，必有其随时随地不忘参考的事物，必有其浸淫笼罩一切而大家未必自觉的一派势力。这种重心、事物、或势力，归纳起来，大率不出欧美所称神道、人事、自然三大范围，或中国所称天、地、人三才的范围。（《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潘光旦文集》第六卷第112页）潘光旦先生说，希伯来和希腊是西方思想的两大主轴，希伯来重神和希腊重人，此消彼长，相克相生，相辅相成。就中国文化史而论，在各个方面我们也都能找出一些代表来，春秋、战国是各派思想孕育得比较成熟的时期；那时候真是什么都有，将天道的墨子，重自然的老子、庄子，以人事为本位的孔孟。战国以后，各派盛衰消长之迹，大体上也很明显。墨子最先销歇，儒家最受推崇，道家除在两晋南北朝与唐代之际，一部分因统治人物的提倡，有过一度振作外，平日的势力并不十分具体。（《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潘光旦文集》第六卷第112页）不妨说，历史选择了儒家，构成中国文化的主线。儒家的思想对象是人道，所以人文思想和儒家思想两个名词往往可以通用。在潘先生看来，儒家思想存在四个方面，缺一不可。第一方面——对人以外的各种本体，第二个方面——对同时存在的别人，第三方面——对自己，第四方面——对已往与未来的人。一个人应付一个人固然很难，应付自己却也不易。费孝通接着说：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他们对于怎么做人才对得起自己很清楚，对于推己及人立身处世也很清楚。不是潘先生一个人，而是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怎么才算对得起呢？不是去争一个好的名誉，不是去追求一个好看的面子。这是不难做到的。可是要真正对得起自己，不是对付别人，这一点很难做到。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推己及人》，《中和位育》代序Ⅷ）费孝通与潘光旦先生那一代人，有着多面的接触和深入的交往，潘光旦先生这一代人深得中国儒家人文思想的熏陶。费孝通是吸吮着这一代人提供的精神乳汁长大的，但，身为第三人，费孝通与第二代学人相比，很快掂量出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潘光旦先生在清华讲儒家思想，他一生的做人做事，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他不光是讲，更重要的是在做。他把儒家思想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了出来，体现了儒家主张的道理。在这里，可以说一句，现代新儒家除了熊十力、张君劢、梁漱溟、马一孚，潘光旦还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新儒家。潘光旦先生把社会学和中国的人文思想，进行了融会贯通，使两者水乳交融。两代学者之间，何止是做人不同，做事也不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潘光旦以为这是真正属于中国的人文思想，并进而提出“位育”的观念，不能成为单向度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完人，所谓完人，就是不为专业所限，还有着极高的精神境界。做好专业，那是做事，做好自己，那是做士。这是中国人文思想，也就是儒家思想，颠覆不破之真理。照儒家的思想，他认为只是一个专家、一个公民、一个社会分子……不能算人。人随是一个有职业、有阶级、有国、有家……的东西，他却不应当被这许多空间关系所限制，而自甘维持一种狭隘的关系或卑微的身份。这是在讨论第一方面时已经提过的。如今我们更进一步的说，一个囫囵的人不但要轶出空间的限制，更要超越时间的限制。换一种说法，他现在那副圆颅方趾的形态，他的聪明智慧，他的譬如朝露，不及百年的寿命，并不能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不能算是一个囫囵的东西。真要取得一个囫囵的资格，须得把以往的人类在生物方面与文化方面所传递给它的东西，统统算在里面。不但如此，他还承受下来的生物与文化的遗业，将来都还得有一个清楚的交代。约言之，他得承认一个“来踪”，更得妥筹一个“去路”。认识了来踪，觅到了去路，这个人才算是相当的完整。（《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潘光旦文集》第六卷第118—119页）潘光旦先生，乃一代社会学名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社会学组，有五位候选人，潘光旦先生位列其中。这五位候选人分别是，陈达、陶孟和、潘光旦、凌纯声、吴景超。陶孟和先生资望甚深，德高望重，乃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位领军人物，中国社会调查事业的先驱，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科学的组织者、领导者、推动者。1926年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工作，1929年任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先生擅长社会调查，作为老一代社会学家，著有《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教育与生活》。凌纯声先生是一位秉承蔡元培先生学术理念的民族学家，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组主任，在蔡元培和陶孟和两位先生的支持下，前往中国东北调查赫哲族的生活，李亦园先生认为凌纯声先生的调查，开创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的学术传统。凌纯声先生著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一种民族志的写法，有人说这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的书写，属于中国人类学的“南派”，吴文藻和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属于中国人类学的“北派”。中研究院院社会学组其他三位候选人，出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总共五席，清华得其三，清华社会学占据半壁江山，其学术力量之强，于此可见。陈达先生1916年在清华留美预备部放洋，192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是一位老清华，服务清华近三十年。在民国时代，异常可贵。当时不实行单位制度，学者合则留不合则去，辗转迁徙于各大学之间，是很正常的。现在，有户口，有单位，换单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达先生在清华，具有很强的归属感，恬然自适，教书育人，是清华社会学系的定海神针。史禄国、吴景超、潘光旦、李景汉、费孝通，几乎都是通过陈达先生，得以进入清华。也许，清华社会学系是最没有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系，以诚相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各位先生在学术自由的气氛中，迸发学术能量，焕发学术热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半壁江山，渊源有自，自在情理之中。陈达先生注重社会问题，比如说人口问题，劳工问题和华侨问题，著述也是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中国劳工问题》、《现代中国人口》、《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吴景超先生则行走在政学两界，起点是清华，中间从政，最后回到清华，走了一个圆，吴景超学术侧重在都市社会学，写有《都市社会学》和《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也是留美预备部放洋同学，相较于陈达，则是一位学弟了。1923年，吴景超与吴文藻一起乘船赴美，别求新声于异邦，一条船产生了两位社会学名家，这是一条满载着社会学学术独立的希望之船啊！陈达、吴景超的学术取向，那就是在美国学习了学术理念、学术方法，学成归国，学以致用，美国的理念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某种程度上，初步实现了梁任公寄望甚殷的学术独立。陈达、吴景超的学术创获，形成中国百年社会学的一种传统。一旦社会学被取消了，那么，这种传统也就断了。陈达、吴景超参与创建的学术传统，为什么这么禁不起折腾？也就是说，这种“传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因为，这种传统学以致用的特征很是明显，为国所用的心，特别浓烈，所服务的中华民国，既然现在已经改天化地，变了人间，陈达、吴景超为代表的社会学，自然显得落后了。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让陈达、吴景超，运用社会学的理念，研究新中国的社会问题？稍稍了解当时背景，就会发现，这个疑问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主事者已经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天堂，天上人间，完美无缺，情人了眼里出西施，社会主义的中国，谁还认为有开设社会学的必要，就已经落后于形势了。运用在美国所学社会学理论，在新中国发现社会问题，那么，就要拷问一下他的初心了。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主事者就怕社会学老人总想着“变天”，动议恢复社会学，为了消除隐患，以防死灰复燃，因此，中国最杰出的社会学家，陈达、潘光旦、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一网打尽，成为右派。是机缘巧合，还是因缘聚会，陈达、潘光旦、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和费孝通，悉数出自清华，清华出人才，看来在社会学界，可以坐实了。陈达、潘光旦、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二代，费孝通则小一辈，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三代。中国社会学的成熟，也就是梁任公所说的学术独立，出自第二代人之手。社会学被强行取消时，少壮派费孝通在《大学的改造》中，还给社会学家找到一个自以为稳妥的出路，上大课，教马列主义。殊不知，民国政府很是讨厌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系，经常视为“非圣无法”，那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恨屋及乌了，在主事者眼中，“社会学”和“社会主义”都快站在一起了。大概，也因为这种“妾身未明”的身份，潘光旦和费孝通勇敢地擂响时代的鼓点，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抗争，最后，很自然地，站在了社会主义一边。潘光旦和费孝通，谁不知道是一位响当当的左派人士呢？谁知道，时过境迁，被冠以右派，真叫人啼笑皆非，无所适从。1957年社会学家中的大右派，出自清华，引起少壮派费孝通的思索，1991年，借读汤佩松先生的《为迎朝霞顾夕阳》，写出了——《清华人的一代风骚》，文章表彰汤佩松先生一个不朽的形象，“不愧是个清华人”。这一句话，看似表彰汤佩松先生，其实，费孝通有很深的用意，不愧是个清华人，是费孝通对所有像汤佩松这样的清华老辈的赞词。汤佩松是1925年留美预备部放洋同学，一起乘船放洋的学友还有王造时、彭文英、高士其、童寯、潘光迥。王造时是“七君子之一”，彭文英是“五大右派”、高士其是科普作家，童寯是建筑大家，潘光迥则是潘光旦先生的胞弟。潘光迥的胞兄——潘光旦，1913年入读清华，当时清华学制，初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完整读下来是八年，潘光旦因为跳高不慎，腿部受伤，医治不及时，只得截取右腿，休学一年，所以，就读九年。潘光旦这一级学友里边，因为有社会活动家罗隆基，所以很能折腾，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梁实秋说实有其事。潘光旦与罗隆基、闻一多、萨本栋、吴泽霖、雷海宗是一起放洋的学友。由于在学校折腾过甚，不写悔过书，原本推迟一年放洋，学校真要这么做，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潘光旦、吴泽霖、吴文藻、吴景超，四位将来的社会学家，同船赴美，岂不是中国社会学史的一个佳话！后任校长，也怕这几个孩子调皮捣蛋，把自己赶走，回了清誉，所以，做了个顺水人情，1922年就把潘光旦、闻一多、罗隆基放洋了。清华人的体质，一向很好，院系调整后，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清华体育是有着深厚传统的，一方面得益于强迫运动，另一方面得益于有马约翰先生那样具有体育精神的师长。清华既是一座国耻纪念碑，所以，从已开办，就很明确，不能让清华学友到了美国，还让人称之为东亚病夫。1962年潘光旦先生响应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号召，回首往事，撰写文章回忆清华的青葱岁月：学生的体育活动，几乎从开办之日起就用强迫的方式进行的。学校规定下午4至5时为强迫运动时间，到时，图书馆与全部课堂、自修室、寝室都给锁上，只有体育场与体育馆敞开着，平时最不爱活动的小老头子似的学生到此起码要在马路上或荷池边溜达上一个钟头；只要在这世间内照章活动活动，其余倒也不做硬性规定。（《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第十卷第576页）更硬性的规定是在后头。要想出洋，必须经过“矫捷测验”，跑的够快，跳得更高，游得更远。上面说到他的强迫性，强迫就意味着普遍，积极的一面就在这里。对付当年专啃书本、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班“小老头子”，就得这样办，才有希望把千百年的积习与堕性加以初步的扭转。（《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第十卷第576页）潘光旦的老伙计，1916年放洋的学长，社会学系同事陈达先生看到此处，哑然失笑，深有同感，跟潘光旦说：“小老头子”是很恰当的称呼，我就是一例。有一天，大风，天气很冷，在“强迫运动”的这一小时内，我躲在自修室里火炉的铅皮挡后面。周（诒春）校长来查，我虽未被发现，以后，却再也不敢躲起来了。这种“小老头子”多得很，我的同班同学今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先生，比我还小一岁，当时便已老成持重，外号就叫“老头子”。（《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第十卷第601页）潘光旦想做一个文武双全之人，选择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方式，想在体育方面出人头地，不到一年就出了毛病。1916年1月18日，终于不治，割掉一条腿，有一段时间，在家休养期间，也曾灰心，这还怎么到美国留学？不过很快就调适过来，安装了义肢，总是很别扭，干脆取下来，从此潘光旦就身不离拐了。自强不息的潘光旦，喜欢远足，与同学爬山，一般人还真没有潘光旦快，虽然自号“铁拐李”，但，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闻一多、罗隆基都没有把它看作残障人士。潘光旦的四个千金，从小到大，也没有把父亲与残疾人相联系，因为，一想到残疾人，似乎处处需要人照看，潘光旦却处处照顾别人，以对方为重，推己及人。这就体现了清华校训的另外四个字——厚德载物。潘光旦，在外国是绅士，在中国是君子。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我以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潘光旦先生做到了极致。 潘光旦与陈达、吴景超、吴泽霖、吴文藻、费孝通相处，朋友情谊，特别感人。有人说这是潘光旦圈中好友，潘光旦对学生，诲人不倦，如坐春风，潘光旦家的保姆，就是潘家的一员，四个女儿是当做长辈的。在社会活动家罗隆基的领导下，搞了那么多学生运动，最后，校方妥协了，这期学友如期放洋，但，对潘光旦而言，还有一个障碍：1916年初，我割掉了一条腿，照说应该知难而退，把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收起来，或至少收得近些吧。不错，在病后回家休养期间，我也曾一度动摇过。但转念一想，一条腿上学、毕业、出洋，不更是稀罕么？物以稀为贵，不更足以自豪么？这才复了学，从此，对出洋的热中，当然不是减轻了，而是逐年加重。记得将届放洋前一年多，在因参加同情罢考而接受惩处以前，我特地找过当时的代理校长严鹤龄，问他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出洋，他答复的很有趣：“不太好吧，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出拉了！”但不久，校长换了个曹云祥，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而我的成绩又不坏，终于出成了。（《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文集》第十卷第596页）梁任公作为学术巨子，百科全书式的一代学人，回到故国之后，除天津的饮冰室，还喜爱栖身水木清华，梁任公慧眼如炬，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华就是旧邦新命之试验田，所以，梁任公命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在清华就读。梁任公在清华演讲，阐释清华人，应该具有君子的品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成为清华校训，流淌着梁任公对清华所寄予的厚望。梁任公在国学研究院之前，就已经在精神上是一位清华人了，梁任公的温度和态度，影响、引到清华学子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潘光旦、顾毓琇、张荫麟，就是接受任公指导成长起来的一代全才。《清华周刊》记者1923年2月11日往天津在饮冰室访问梁任公先生，提出清华学生在留美之前，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论语》、《孟子》、《左传》、《礼记》、《荀子》、《韩非子》、《墨子》、《庄子》、《老子》、《易》、《史记》、《通鉴》。当然并不是全部，任公怕清华学生吃不消，建议《礼记》、《墨子》、《庄子》和《史记》读五分之一，《左传》和《荀子》读三分之一。梁任公建议赴美游学期间，可以不必读中国书，还是专心做功课好，建议带《楚辞》、《文选》文学方面的书，课暇作为娱乐。梁任公在清华开设《中国五千年历史鸟瞰》，潘光旦1922年给任公交上了一份作业——《冯小青考》，梁任公甚为嘉奖，表扬潘光旦“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果不其然，潘光旦没有辜负任公的殷切希望，成为新文学重要流派——新月派之骨干，同时，还是一位科学家，只不过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社会科学家。梁任公建议放洋的清华同学，带上两部《楚辞》和《文选》，就可以了。梁先生说接受记者访谈时，潘光旦已经于1922年放洋，但是，潘光旦深切明白任公的苦心，只有读完最低限度的国学图书，还可以了解中国史的大略，稍稍明白中国人的人生观了。潘光旦到美国留学时，带去了许多汉文古籍，同去的人颇不以为然，他说在美国读古书，这样不会忘记中国文化的精义。有人或者会怀疑潘光旦，是不是英文不够好。有一天潘光旦与一位美国同学聊天，隔壁的摩尔根教授推门而进，惊讶不已：我还以为两个美国人谈话呢！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者，有一些标配，比如说，说着说着中国话，不时吐出一两个英语单词，潘光旦先生没有这种情况。邓锐龄先生回忆：我们之中有些从外国留学归来的同志，往往谈话中夹杂着外语词句，这一半是习惯，一半是临时地选择外语以便贴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潘先生没有这个习惯，因此，既不给人们以洋派的印象，也没有炫耀的表现。他反而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化一往情深。（《回忆潘仲昂先生之一》，《中和位育》第287页）。不禁令人联想到当代学界，罗志田、汪晖，一位“海归”，一位“土鳖”，但是，阅读两位的著述，总有这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感觉。从根本上说，潘光旦先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一个具有世界眼光，流淌中国血脉的人文主义者。这位手拄双拐的学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旅行。1967年6月10日，死在费孝通怀里，通过奈何桥，喝过孟婆茶，来到天堂，本色不改，踏进另一个时空，接着进行旅行。至于是否被人记取，老先生是忘怀得失的，只要不愧是一个真正的清华人，也就足够了。 （2017年8月4日—5日，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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