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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8月，坊间最近再度热传“北戴河会议”，这个所谓“中国最神秘会议之一”，太过撩人心弦，令人无限暇想。有的还郑重其事分析今年的几大议题，如“十三五”规划、经济形势、反腐打虎、人事安排等等。有境外媒体更是言之凿凿，往年北戴河会议8月10日左右召开，今年准备工作“至少提前了一周”。 自诩“离中南海最近的财经政策移动顾问”，库叔乍一看别人家说得那么确切，自己竟然一无所知，都有点怀疑与北戴河那两百多公里距离是不是太遥远了些。 惊魂未定之际，恰有领导来问，“你们可曾为北戴河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正告我，“还是写一点罢；几十万用户很爱看你们的文章。” 这就让库叔恢复了一点自信。 北戴河嘛，库叔也是去过几次的，“恰好”都是夏天。渤海之滨，燕山之南，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北戴河曾经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公开资料和报道介绍，抗美援朝之后，1954年夏天，中央集体到北戴河一边避暑一边办公，海滨小城的政治地理开始重构，“夏都”之称也由此而来。比起“北戴河会议”或“夏都”，它的一个更为官方的称谓是“中央暑期办公制度”。 1950年代中期，很多夏季的中央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新华社北戴河电”这样的字眼曾经频频出现在报端，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不断从这里诞生。渐渐地，北戴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的政治“晴雨表”。 比如，著名的1958年“北戴河会议”，也就是8月17日至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跃进”的一次标志性会议，通过了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也是这一次，毛泽东拍板“炮击金门”。 1965年后，很大程度上由于“文革”因素，几近常规化的北戴河会议“悄然消失”，直到1980年代，邓小平的身影频繁出现北戴河。中断十几年的中央暑期办公制度再度恢复，“夏都”的称谓也再次回到北戴河。 库叔查阅公开资料发现，邓小平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是1992年7月，此时他已88岁高龄了，在北戴河的住处审阅了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北戴河都是中央高层在夏季处理内政开展外交的重要场所之一，这一惯例一直到延续2003年。是年夏天，中央决定五大班子不到北戴河办公，中央暑期办公制度又一次告别历史舞台，当时还引起舆论的一阵热议，久之也就习惯了。十多年后，没承想又在传言中“恢复”了。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库叔也进行了求证。从道理上讲，随着中国政治逐渐走向透明化、“常规化”，北戴河已经不需要那么“神秘”，其政治色彩逐步淡化，回归其北方稀缺的疗养胜地本来面目。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厉行“八项规定”，放着好好的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不用，跑到游人扎堆的北戴河开会，更是于理难通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