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菜楼夏令营之二十一
来源：谢志浩的自留地 作者：谢志浩的自留地 发布时间：2017-08-21
摘要：书菜楼夏令营之二十一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何炳棣一生之中，有过多次游移：1933年考取清华失败，在山东大学“潜伏”一年，一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没有踏着水木清华师长的足迹，前往湖南长沙临时大学报到，在“华总办”何德奎的斡旋下，进入光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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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菜楼夏令营之二十一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何炳棣一生之中，有过多次游移：1933年考取清华失败，在山东大学“潜伏”一年，一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没有踏着水木清华师长的足迹，前往湖南长沙临时大学报到，在“华总办”何德奎的斡旋下，进入光华大学，二也；1939年在燕京大学读了一年研究生，哈佛燕京奖学金还在发放的情况下，放弃燕京的读书生涯，三也。但，1939年何炳棣遇到回北方省亲的刘崇鋐先生，因为“捣毁”学生会办公室和非法进入何风元宿舍，受到多位同学追打，万分紧急之中躲在刘崇鋐先生家的“小何”——何炳棣，听到刘崇鋐先生说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需要一位助教，喜不自禁，几乎没有任何犹疑，爽快地答应下来。这样何炳棣有了在西南联大六年的教书生涯（1939——1945年）。何炳棣在西南联大六年教书先生的生涯，似乎没有给何炳棣带来满满的自信和“自负”，遇到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境，何炳棣精神上的困境，一半来自父亲去世，妹妹早逝，一半来自备出洋考试的艰辛，以及考取之后等待出国的煎熬。但，艰辛的生活之中，依然值得去度过，因为生活里不乏乐趣，总之，从1939年到1945年，何炳棣从二十二岁到二十八岁，朝气蓬勃，生龙活虎迎接生活的各种挑战，也在持久的抗战之中，体会到生活的欢乐，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在国难的大背景下，何炳棣与爱人邵景洛，同在西南联大教历史，应该是昆明少有的“神仙眷侣”，《读史阅世六十年》却一笔也没写，这不符合和何炳棣氏一贯的风格。当时，何炳棣和邵景洛，属于西南联大的“青椒”，依照何炳棣尊人——何寿权老先生的说法，“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职位又低，又是“土鳖”，工作只是辅助性的，距离何炳棣内心的预期，相差甚远。吴晗就是明显的例子。吴晗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留校，一直苦熬，直到1940年，还是副教授。当然，有一种说法，吴晗在清华，七八年教书生涯，有时把讲义举得很高，以至于挡着自己半个脸，这么念讲义，照本宣科，不到三十出头，就已经跨入正教授行列，速度也不能说有多慢。这要看给谁比，吴晗的好友之——钱钟书，1933年在清华外国文学系毕业，1938年从英国回来，第一时间，就一步登天，步入教授行列。据说，钱钟书氏的学历，也很不“过硬”。有人说了，钱钟书多大的学问呀！这就有点意思了，钱钟书当时只是有才气而已，学问都是以后的事。何炳棣1939年来到西南联大时，钱钟书氏不辞而别，离开了“又蠢又笨”（清华外文系师长，很为钱氏看低，“蠢”指的是陈福田，“笨”说的是吴宓）的同事们。钱钟书和吴晗之间，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出洋镀金何等重要！何炳棣所崇信的三位清华历史学派的巨擘——蒋廷黻、雷海宗、刘崇鋐，都有“洋文凭”，属于先天具有“中西汇通”潜质的学人。何炳棣总结蒋廷黻先生主持清华历史学系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接下来，何炳棣不无自负，有点夫子自道，“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吴晗来清华之前，就有志于明史的研究，所以清华三剑客一起论剑时，钱钟书说要横扫清华大学图书馆，万家宝（曹禺）要读西洋戏剧，吴晗以中国史籍为阅读方向。吴晗大概因为胡适之先生门生这层关系，才得以在清华毕业留校。在陈寅恪、刘崇鋐、雷海宗、张荫麟、孔繁霱清一色留洋经历的学人面前，简直可以说是“逆天”了，很长时间之内，吴晗没有学术上的自信。既有老父的谆谆教诲，又有蒋廷黻先生先读西洋史的指导方针，再加上“海归”钱钟书和“土鳖”吴晗之间的大异其趣，何去何从，早慧的何炳棣，是不难做出抉择的。如果说山东大学是清华大学的跳板，那么，西南联大就是何炳棣出国留洋的跳板，这是一位留洋超级“发烧友”，眼前昆明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的出国做准备。昆明六年的生活，刨去往天津省亲耽误的时光，也就是四年多一点。在天津省亲，所见所闻都是令人伤心之事，让一心出国留洋的何炳棣扛起来，个中的艰辛，也就可以想见了，难怪提及这一段时，如此感伤：各方面考虑之后，只有暂离昆明，先回故乡金华料理父亲遗产以期接济天津母妹了。在沦陷区从事“经营”的十五个月（1942年2月底至1943年5月底返抵昆明）是个人生命史上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最可叹的是明明从景洛一系列信中得悉，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初定于1943年3月举办，又延到当年5月举办，我是干着急，自问绝赶不上，因为预计5月上旬只能赶到重庆，恐怕连报名期限都要错过，遑论考试。（《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32页）出国留洋，乃何炳棣的中国梦。何炳棣的父亲何寿权先生领着九岁的何炳棣在南开大学立志，并不是投考南开，所志非小，这个志向指引着何炳棣非清华大学不考，指引着何炳棣放弃燕京大学研究生学业，在国破山河在的1939年，长途跋涉，往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先修版西洋通史的教席。一年之后，先修班取消，何炳棣在茫然无措、六神无主之中，听到了一个令人欣喜若狂的大好消息——清华大学停顿了六年的留美公费考试，将于1940年恢复，何炳棣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饮水思源，感念刘崇鋐先生省亲时，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西南联大期间，何炳棣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可以就近参加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为此，夜以继日，手不释卷，一灯如豆，红袖添香。人生有一大事因缘，何炳棣的大事因缘，就是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还是那句话，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每年一届清华留美公费生的工作，从1933年开始之后都会如期举办。但是，七七事变，这一工作因为战事，就停下来了，何炳棣出国留洋的孔道，就被堵塞了。总有一些人，怀着各种美好的感情，高估西南联大，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对此应该持有一种温情的敬意。但是，对西南联大的贡献，保持一种平常心最好。北平之大，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张书桌，最后安放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云南，经历了历史的阵痛和艰难的磨合。何炳棣的学长，1937年——1939年，三年间，不能报考清华留美公费生。每年以二十人算，耽误了六十位种子选手。回顾西南联大，不见有人算这笔账，绝对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民国学人的自传，还很少见到像何炳棣这样对历次考试的具体细节进行如此细心的描述的，在这一点上，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十分独到，对进一步了解民国留学史，考试史，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以想见，何炳棣先生在撰写《读史阅世六十年》之前，至少对有代表性的学人回忆录，有一定程度的观照，以期做到人无我的有差异化阅读体验。何先生是一位早慧的“学霸”，系统地对各级考试进行铺排，既能让各位读者见证学霸炼成记，也符合一以贯之的“自负”。这里想占用一点篇幅，讲一讲清华前四届留美公费考试的故事，以期激活《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的若干史料。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是从1933年开始，每年一届，七七事变之前总共举办过四届。清华大学建章立制，比较完备，依照常规，1933年该项工作开展之前，理应由若干教授组成相应的委员会，商讨并及时公布国立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规程，但，刊布的史料滞后了两年，于1935年发布。国立清华大学考选留美公费生规程，共计七条。第一条是名额及门类，第二条是应考资格，第三条是考试科目，第四条是报名时地及手续，第五条是考试地点及日期，第六条是通信须知，第七条是附则。报名地点分为北平和南京两处：北平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南京在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委员会南京办事处。报名费国币五元，身体检验费约四五元。检验地点，北平为西单迤北背阴胡同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南京为中央医院。本年度考试地点，北平在清华园，南京在国立中央大学。函索本规程须附邮票一分。1935年各学门分配：语言学，戏剧（注重舞台技术），概然逻辑，土地问题，货币问题，经济史，法律（私法），公务员任用制度，天文，地理，仪器制造，金属学，（注重无铁合金），电化工业，酿造工业，古生物学，昆虫学，土壤微生物学，畜牧，水产学，大地测量，炼钢，纺织，河工，动力工程，长途电话，航空（原动机），电机制造，机械制造，教育（女生额），历史（女生额）各一名。每门科目一名，这是在选状元啊！只有第一名，才能脱颖而出。不妨把文科类的考试科目，也进行一点介绍。语言学门，高级英文，高级德文、高级法文任选一门，中国文字学（形音义），语言学，语音学；戏剧门，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戏剧史，西洋戏剧史，舞台技术；经济史门，经济学原理，西洋史，近代欧美经济史，中国社会及经济史，史学方法；法律门，政治学，国际法（公法及私法），宪法，刑法，民法（包括商事法）；教育门，社会学及中国社会问题，教育心理及儿童心理学，教育原理及方法，教育史（中国及西洋）及现代教育思潮，中国小学及幼稚教育实际问题；历史门，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近代欧美社会及经济史，中国近百年史，史学方法。各科考试时限均为三小时，各科成绩除党义必须及格外，计分法如下，各科总成绩共为100%，普通科目，国文占8%，英文占8%，德文或法文占4%，专门科目占70%。既然是清华大学主导的留美公费生考试，那么，通过以上所列考试科目，得出一个印象，留美考试，某种程度上，依照的蓝本乃清华的通才教育理念，注重纵横交错的学科布局。1935年清华第三届留美公费生名单如下：王锡蓂、张俊祥（1931年）、王宪钧、李树青、谢强、陈振汉、李士彤、龚祥瑞、张宗燧、李庆远、方声恒、王遵明、张全元、潘尚贞、杨遵仪、张宗炳、张信诚、沈同（1933年）、薛芬、李庆海、郭本坚、徐民寿、刘光文、王宗淦、张煦、钱学榘、钟朗璇、贝季瑶、俞秀文、胡先晋。值得一提的是王遵明，1935年与钱伟长、熊大缜、彭桓武一起毕业于清华物理系，留校担任助教，考取第三届公费留美，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39年如期获得冶金博士，1941年回国担任清华金属研究所研究员，直到1988年逝世，一直在水木清华，乐于英才，为清华贡献了一生。冶金专家王遵明对清华学弟何炳棣有着巨大的立志做用，因为两位还是连襟。何炳棣的“自负”，不是没有来头的，夫人邵景洛的表弟——刘子健，也是一位杰出的学人。何炳棣的堂兄——何炳松，堂侄何德奎，何德奎的连襟钱钟书，书香子弟，坚信读书改变命运。张骏祥成为大导演，陈振汉是经济史家，龚祥瑞学的是公务员任用制度，回国后，成为著名的行政法学家。1933年第一届留美公费生，共计二十四位，除了龚祖同（1930年）之外，余者多不熟悉，就不再叙述了。1934年第二届招收二十位，这一届有夏鼐（1931年）、王竹溪、赵九章、殷宏章（南开本科，清华研究生）、戴世光（1931年）、费青（东吴大学）、张光斗、钱学森。王竹溪、赵九章为1933年毕业的清华第五级物理系同学；张光斗、钱学森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钱学森，几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张光斗这个名字，迄今为止，还没有普及到钱学森的程度。张光斗是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建设全过程的见证人和主要技术把关者。1936年第四届招收十八位，熟悉者有王岷源、王铁崖、马大猷。清华留美公费生，从1933年到1936年，前后四届，总共招收九十二位。清华留美公费生面向全国招收，但，考试的操作由清华举办，考试地点在水木清华，出题的老师以清华为多，因此，无论是考试的具体科目，还是题型的适应程度，清华学友成为有力的竞争者，自然是情理之中了。何炳棣1934年入学，大三第二学期，遭逢了空前绝后的历史大事变，栖栖遑遑之中，何炳棣只能在堂侄何德奎的敦促之下，在光华大学借读一年，在沪上获得了清华的学位。1937年的留美公费，因为战乱，不得不暂停了，等待西南联大在昆明立足，偏安的局面稍微稳定一点，教育部决定恢复留美公费考试，清华大学接着张罗这件国家“抡才大典”。何炳棣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是，看到“适合”自己的只有经济史一科。1940年清华筹办第五届清华留美考试，学额与1934年持平——二十名。1938年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以来，执行抗战建国的教育方针，对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所有大专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管控，诸如设立训导长，教授开设课程需得到教育部的核准，所有教师必须加入国民党，可谓倒行逆施，受到了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和广大教授的强烈抵制，相信读过《潘光旦四章》的学友，会有一点印象。教育部命令清华大学接续公费留美考试，照样推行陈立夫的教育理念——注重理工，培养专才。既然清华留美考试属于国家抡才大典，为国所用，特别是培养抗战所需要的人才，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1939年11月2日，清华大学第二十六次校务会议关于招送第五届留美公费生的议决事项，派遣科目，也是动了一番脑筋，其中包括造舰工程，要塞工程，枪炮制造，坦克车制造，医学外科和药品制造，从科目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硝烟弥漫了。经过教育部及考试委员会一再提出修正，最后之结果如下：化学工程，冶金学，土壤力学，灌溉工程，水力发电，汽车工程，航空工程，无线电工程，造舰工程，要塞工程，枪炮制造，战车制造，医学外科，制药学，工商管理，经济史，各一名。比较战前的清华留美公费考试，变化还是很显著的。文科类由1935年第三届的语言学，戏剧（注重舞台技术），概然逻辑，土地问题，货币问题，经济史，法律（私法），公务员任用制度，教育（女生额），历史（女生额）十门锐减到两门——工商管理和经济史。何炳棣看到告示叫苦不迭，大有生不逢时的今昔之感，只能在两门“文科”之间，赶着鸭子上架了。工商管理须考经济学原理，工商组织及管理，成本会计，货币银行和劳动问题五门，尽管清华实行通才教育，工商管理所考五门，没有一科是自己有所涉猎的，相对而言，经济史还略好一点，至少西洋史还是读了一些，略有基础。除党义（不计分）、国文、英文外，每门要考五个专门科目。经济史门的五科目是：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经济学原理、西洋通史和经济地理。五科目中我仅仅读过西洋通史。经济史和经济地理不难准备，而苦在本科时未曾选习经济学原理，遑论经济思想史。（《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25页）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何炳棣不仅没有深入体会通才教育的理念，也没有依照蒋廷黻系主任制定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并重的方针去要求自己。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要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冠冕堂皇的话谁也会说，既然何炳棣一直真正在走这条路，当年在水木清华求学时，至少也应该修一下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概论课。哪至于临时抱佛脚！当时西南联大图书奇缺，何炳棣从伍启元教授那里借来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双管齐下，数周之后，还向陈岱孙先生请益。坐到考场，一看经济学原理试卷，何炳棣脑袋就大了，完喽，完喽！1941年3月15日，考试结果公布，经济史一门，胜出者为吴保安，工商管理胜出者为张培刚，医学为黄家驷，航空工程屠守锷，冶金学黄培云，化学工程王德熙，皆一时之选。张培刚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享有世界声誉；吴保安改名吴于廑，世界史权威。当年二十名学额，清华大学毕业生占据九席。正好可以为清华在留美考试近水楼台之说做例证。如果说费孝通和钱钟书，曾经为“同情人”（两人均恋着杨绛），那么何炳棣和吴保安则不妨为“同考人”。当然，既然是国家抡才大典，报考经济史一门的，绝不仅仅是吴保安和何炳棣两人。何炳棣即使在水木清华读书时，选修过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概论课程，也会成为吴保安的“手下败将”，1940年经济史一门，似乎天设地造，为吴保安而安排的。吴保安193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历史系，与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先生进行了一小时谈话，为陈先生所爱重，免试进行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组，吴保安的综合优势就在这里。反观何炳棣，说得很热闹，清华历史系，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并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基本素养，都不具备，谈何历史学社会科学“并重”！真要“并重”了，虽然考不过吴保安，但，经济学原理也不至于惨败吧！何炳棣的好奇心出奇的强，一定要弄个究竟，一两日后清华注册主任朱荫章先生对我说：“这次可惜极啦，事实上你考的很不错，尤其是英文分数是全榜（考中与不中）最高的，87分，但经济学原理只得了17分。就这样，总平均还是72分，这是历届留美考试从未有的现象。历届录取者最低的总平均分是48分。这真太可惜了。”朱先生顺便告诉我，吴保安82分多的总平均是历届最高的。又告诉我经济思想史我得了85分，是北大赵乃抟先生命题，西洋通史得94分，是钱端升先生出题，经济地理得80分，是中央大学胡焕庸先生出的题。（《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26页）榜上有名的二十位“状元”，党义以及格论，吴保安考试的科目，国文90分，英文75分，经济思想史87分，经济史78分，经济学原理73分，西洋史95分，经济地理84分，研究及服务成绩80分，总平均82.88分。吴保安国文全榜最高，90分，是两位日后院士——黄培云和屠守锷的总和，黄培云国文50分，屠守锷国文40分。补说一句，黄培云和屠守锷，都为清华大学校友，黄培云和何炳棣为同级学友，1938年毕业于化学系，屠守锷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何炳棣与黄培云、屠守锷三位，1917年生人，2012年去世，都是“九五之尊”。何炳棣在经济学原理上的差距，实在太明显，比吴保安差了56分；吴保安的英文，则比何炳棣少了12分。丁则良曾经对李埏说：留学考试并不怕何炳棣，就是怕他的英文。这么看来，何炳棣的整体成绩，相当可观。要是当年吴保安不去投考，那么，经济史一门的状元，非何炳棣莫属了。这样一来，是沾光还是吃亏呢？我多年后不断反思，深觉1940年初次留美考试失败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如果那年考取，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应早已完成博士学位，一定尽快回国了。以我学生时期的政治立场，加上我个性及应付人事方面的缺陷，即使能度过“百花”、“反右”，亦难逃“文革”期间的折磨与清算。时过境迁，1981年，何炳棣参加在武汉举办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武汉大学的吴于廑见面晤谈，当我与这位清秀儒雅的学者握手时，不由脱口即说：“保安兄，我是你手下败将，可是你救了我的命！”（《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27页）第五届考试，文科仅有工商管理和经济史两门，这对向以通才教育著称的清华大学来说，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但，到底也没有多加一点文科，这是一种历史的遗憾。这里面的原因，不外乎“部令难违”，陈立夫主导的教育部，不是在推行注重理工的政策吗？文科多了，岂不是跟教育部对着干，陈部长不高兴，后果会很严重！1941年，清华大学迎来了三十周年校庆，心心相映、心有灵犀的梅贻琦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联袂写作——《大学一解》，淋漓尽致地阐释了信从的通才教育理念，《大学一解》不妨看作对陈立夫主导的教育政策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攻倒算”。在这种背景下，清华大学第十三次评议会关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的议决事项，对考试科目来了一个大调整，总计二十四个科目中，文科准备有英文，西洋史，哲学，人口问题，政治制度，刑法学，会计学，工业经济八个名额。1943年在原来的基础上，文科科目最后确定为四门——西洋史、社会学、会计学、师范教育，何炳棣看到夫人邵景洛来信中西洋史设为一门科目，精神为之一振。但是，在水落石出之前，小道消息满天飞，清华放出招考第六届留美公费生的可喜消息之后，很多联大三校文、史、哲、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教员助教、研究生和刚刚毕业的优秀学生马上就开始用功全力准备了。不料不到一个月，消息已自教育部传到联大，丁则良首先听到，随即对我说教育部已把文法方面科门大加砍除，西洋史确实已被取消了。在极度懊丧之中，我没有完全丧失冷静；正如清华考试委员会所拟科门必须经教育部批准，教育部改拟的科目似乎也必须经行政院例会通过。在漫长失眠之夜反复慎重考虑之后，次晨等景洛出去办公的时刻，我给蒋廷黻师写信，报告西洋史科门日前被教育部撤掉，下届行政院例会之中蒋师如据理力争，西史科门抢救成功可望，于公于私似皆无不当。蒋先生那时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当然不会回我信的。可是不到一个月，大约6月间，清华正式公布业经教育部审核批准的科目之中，首门即是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28页）蒋廷黻先生有很深的西洋史情结，主张吸取西方史学的观点和方法，然后回望中国，1935年从清华园前往行政院任职。“自信”的何炳棣，还有不自信的时候，竟然要老师无论如何保住西洋史在国家抡才大典中的考试科目地位，这并不是多么荣耀的事情，但是，何炳棣并不避嫌，还在那里——尽人事。何炳棣这封信，蒋廷黻看过之后，也是感慨良多，不免触动情思，在清华担任系主任之时，难道不是为国家造就人才吗？眼见着教《西洋通史》的学生，出不了国，责任重大啊！结果也就一目了然了，西洋史竟然被排在第一名，这就是蒋廷黻先生的天真之处了。教育部不去砍除刑法学，工业经济和政治制度、哲学，偏要砍掉西洋史一门，真真是岂有此理！学府与政府之间存在的纠结和张力，是很有意思的。梅贻琦、潘光旦先生希望政府不要对大学管控的那么严，教书先生要有底线的自由。何炳棣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可圈可点的种种表现，表明对校园政治，特别是左派控制学生会起劲地搞学潮，特别看不惯，以为左派的手伸得也太长了。但是，在涉及国家抡才大典的关键问题上，何炳棣给昔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现今的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先生写信，希望利用政治权力保住西洋史一门，不被砍掉。1943年留美公费生考试西洋史，正是为何炳棣“量身定做”，何炳棣不出国留学，都有点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了。诸君莫误会，这里的党，可是国民党啊！西洋史考的五门，也很有意思：西洋通史，西洋近代史，明清史，史学方法，世界地理。以明清史代替中国通史，这本来是没有道理的事情，但何炳棣三思之后，觉得非常合理，不合理才怪了呢？何炳棣1938年——1939年，有一年的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的生涯。因为当年历史系只有王锺翰、王伊同和何炳棣三位，这让何炳棣很自豪。我们三人都以邓之诚（文如）先生为导师，锺翰学长与我修清史，伊同学长修魏晋南北朝史。主要的工作是各自摸索史料再选研究专题。何炳棣的父亲何寿权先生作为前清廪生，对中国传统缺少自信，想方设法让孩子出国留洋，导致何炳棣中国传统的底子，实在太弱，清华大学时期，主导历史系的蒋廷黻，充溢着强烈的西洋史情结，这种方针，使得清华历史系的学生，看轻国史，这方面的底子，很差。何炳棣的说辞是：正因为恢复自修西史，对清代史料几乎完全忽略。学年结束之前有中西史初步综考（comprehensive）的考试。西洋史方面由齐思和先生出题，我们三人都通过，王伊同和我成绩相等，王锺翰兄略低。国史皆由邓文如先生出题，题目因人而异。二王皆高分通过。我的考题全部有关清代史料，尤其要较系统地说出清三通编纂的经过；问题只较专狭者，甚至仅涉及某晚清学人的笔记。我几乎完全无法作答，久久不能动笔。邓先生对有些知名学者身为严厉，而为人非常慈蔼。他好像比我还难为情，对我用极温厚的西南官话说：“随便写一点。”我仍是交了白卷。（《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22——123页）明明知道邓之诚老先生是国史大家，何炳棣还在那里敷衍，混日子，交了白卷，就是这一年最好的一个结果。但，“交了白卷”的大跟头毕竟让何炳棣长了一点记性，也在这一年中，写了一点《张荫桓事迹》和《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就这么一点单薄的东西，在1943年的留美公费考试中，研究与服务成绩竟然得到满分，各方面都在为何炳棣的考试中开辟绿色通道。一生只待那一天。终于在1943年8月16日正式报名参加考试。考试是是十天后的8月25日星期四开始的，共考八门，为时四日。当时由于防日本空袭，上午一场7—10时，下午一场3—6时，每场三小时。何炳棣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丁则良，因为便血不能参加考试，何炳棣“两年多笼罩心灵深处的阴霾似乎显出了一线曙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安排凡世间人的命运。史学方法一科，令何炳棣思忖，这到底是谁出的题呢？且看，第一题，何谓外证，何谓内证，试申述外证与内证的方法和原则。第二题列出西方史学三大名著，何炳棣只记得《英国文化史》和《罗马帝国衰亡史》两部，三部中任选一部加以评述。第三题是《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任选一部，加以评估。最后一题是《史通》、《文史通义》加以评估。何炳棣感觉史学方法，真是过瘾，猜测是雷海宗先生出的题目。据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科目及命题人一览表，西洋通史出题人为蓝田师范学院皮名举先生，西洋近代史为华西坝金陵大学王绳祖先生，明清史为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先生。史学方法正是雷海宗先生。1944年初夏，某日何炳棣去地坛历史系办公室翻阅西洋图书，先穿过联大新校舍大院，将进校园，郑天挺先生叫住何炳棣，因为考试过一两天就要公布了，郑天挺先生告诉何炳棣明清史考了74分的最高分，一贯的弱项竟然如此之好，何炳棣有点开玩笑地问郑先生：那么您一定不是按每题20分客观原则打分的。郑先生提高声音：“那当然喽！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如果按照呆板式的打分，那不就变成了三点水的沦才大典了吗？！” （2017年8月20日，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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