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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律的时间性进行社会学分析具有相当的价值，是理解法律在现实社会如何运作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古代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具有怎样的时间维度，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中国古代法制的时间性流变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史，曾以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矗立于世界法制之林。中华法系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夏朝，至唐朝达到顶峰，及清末进行了司法改革，其汲取了以儒家、法家等为主的各种哲学思想，适应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君主政治互为表里。 （一）儒家与法家法制思想之别 《尚书·皋陶谟》有言：“允迪厥德，谟明弼谐。”主张人君践行古人之德，谋明智之人辅其政事和谐，并以“九德”为标准勾勒出一幅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 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原则，科刑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他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这些都体现出孔子重礼轻法的价值倾向。孔子甚至提倡：“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将法律的必要性几乎都否定了。 孟子则将法律视作道义的附庸：“……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延续了儒家的一贯主张，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他视法律为统驭百姓的工具：“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并认为国家的治乱系于人治，否认法律的治世作用：“……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法家则与儒家立于相反立场，否认社会可以藉由德化的力量来维持。管子说：“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慎子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於法矣。” 韩非子认为，法律是众多“治世中人”的工具：“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他认为“法治”较“德治”终胜一筹：“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并对法律的功用充满信心：“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心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二）法家法制思想的时间观念 就法家而言，从春秋、战国兴起，至秦统一中国时达至顶峰。其法律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动态、持续的实践体系向凝固、静态的规范体系的演变。至前206年，因与当时的社会情势相脱离，以法家学说为治国方略的秦朝灭亡。 商鞅的言论反映了其对法律抱有一种历时性的观点，《商君·更法》说：“是以圣人苟可以疆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还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商君·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 这些都强调了法律随时代而迁演，法律应该因时制宜，根据国情、时代和历史背景而定。 法家创史人之一的慎子也认为不能固守静态的法律：“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 韩非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心度》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而乱。”《五蠹》里所描绘的 “守株待兔”的比喻，巧妙地对比了共时性治世策略与历时性治世策略之间的差异。 然而，李斯在秦朝统一六国后，提出：“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实行严苛的“督责制”，彻底将法律的传承全部人为地取消，历史只读秦记，法令只师今吏。将法律的发展禁锢限制，最终使秦朝走向灭亡，法家思想便也由盛而衰。 （三）儒家法制思想的时间观念 儒家对法律作用的认识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强化，从孔子的“无讼”理想，到孟子的“道义附庸”，再到荀子的“性恶论”对法制的作用呈现明显的接受倾向。至西汉武帝时，虽学归一统，儒家独尊，但国家需要法律已成为客观事实，学习、参与修订国家法律的也都是一班儒生。读书人应试做官后，都有司法的责任，即使位高如九卿者都得参与会审，听讼成为做官不可回避的责任。纯粹地高唱德治、反对法治，在现实中已不被允许。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儒教，用周政乎？”儒生为政，难以抵制法律时间性散射的社会性、多元性和观念言辞渗透性，因而留意律学加以研习成为常态。 其实，汉以后儒家已与法家的思想产生了交杂，儒家虽仍以德治和礼治为标榜，但已不再排斥法律的治世作用，儒、法两家的思想趋于调和。在繁杂的成文律例系统中，“引礼入法”“尊古复礼”的观念，起到了对严刑酷法制度的衡平与柔化作用，并赋予法律制度时代性活力，可以说为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社会的稳定结构奠定了基础。这种作用类似于英国普通法之于制定法的作用。如普通法之遵循先例原则被西方一些学者视为具有一种“持续的时间性”的体现，要求法律人在为未来下决定时留意过去，普通法便被认为是一种演进的习惯性秩序。法律随着社会发展，当新的环境带来新的问题时，新的补救机制就需要从现行的体系中被发展出来。“引礼入法”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恰恰起到了上述这一作用，消减了苛法的严酷性，在理论上有了新的建树，并使人伦秩序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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