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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学者怎样服务社会？四川大学杰出教授罗志田先生认为，“学问与社会的影响是双向的，学问方面的准备不足，便不仅不能改革社会，反会被社会所融化”。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撰文已历八年，近期结集为《道大无外》一书，展现的是他作为一名专业学人对“校园与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最近他在北大的一次讲座上约略谈及大学与地方社会发展问题，记者于是请他做更深入的讨论。 澎湃新闻：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也就一百多年，大学成为培养人才、引领思潮、创新科技、服务社区之所在。您长期研究近代中国史，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大学的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较好，有一流大学的地区，各方面发展就更好；而大学走下坡路的时候，该地区也会受到消极的影响？ 罗志田：这个问题非常好。大学在中国的时间虽不长，但大学与所在地方的关系却非常重要。当然，所谓发展，要综合看，不是仅看物质层面（但即使物质层面的发展，也常常要靠大学的提升）。大学与所在地区的关系，用昔人的话说，大体也就是“文德”与“民德”的关系。 文德可以简单理解为文化的力量。而文化的核心，正是学问（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古人以为，国家要修文德，他人才尊敬你。而读书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也因其个人重视修文德。 过去的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包括化民成俗。在理想层面，士人读书修身，为民众之楷模，这是以前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后，士人不再是四民之首，民众自己的责任也就增大了。如傅斯年所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而士人负责任的方式也有所转变，按傅斯年的主张，就是通过写作出版，以“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 这是一种双向的关联，民众是否爱好学术，直接影响到学术本身的升沉；而学人不唤起国人对学术的自觉，“文德”不能与民分享，则“民德”就会堕落，“文德”本身也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也就没了提升的基础。为了使“文德”更好地转化为“民德”，蔡元培提出了以大学为社会文化中心的主张。
这是二十世纪的新思考。此前中国并无所谓今日的大学，也不用思考大学的定位及其与周边的关系。蔡元培明言，“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这是一个真正高瞻远瞩的见解。学问与社会，本关联互动；文德与民德，更相辅相成。 换言之，大学的责任，不仅要提高学术本身，也要促进民众对学术的爱好。用今日的话说，一个社会的文化中心，兼具提高和普及的双重责任。大学首先承担着“提高”的责任，学术若不能提高，其普及的效用，恐怕终有所限。而“普及”不仅是传递和扩散专业知识，还牵涉到“民德”的升降，这样的“普及”也不容忽视。 因此，一个地方是否有一所以上像样的大学，与当地的学风和世风，有着重要的关系。大学好则所在地方的学风好，一个地方的学风好了，必会促进民众对学术的爱好，世风自亦不差，而学术本身也容易提高。 也就是说，大学对当地社会的贡献，不见得是资源和人力的分享，不一定要开放课堂，也不一定要师生走出校园、活跃于社会，而在于树立榜样，以影响社会风气。就此意义言，大学致力于提高，就是最好的普及。 只有一个地方的学风好了，社会风气才会好。这是一种无用之用的间接体现。我们现在常说一个地方的人“文化素质”高不高。人的素质高低，无形中决定着对当地发展是形成推力还是阻力。实际做事的人都知道，一个地方人的“文化素质”高，事情就好推动。可以说，大学校园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是任何地方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 澎湃新闻：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基本上是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么，它们三者对地方的作用和影响是不是有所不同？ 罗志田：首先我要说，三足鼎立的说法可能稍微乐观了一点。从学术角度看，或许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传统的影响，过去国立大学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尤其后者，除少数外，都不十分成功。反过来，私立大学因为招生门槛低一些，而且像宿舍一类“配套设施”也差一些，学生的菁英意识也不那么强，所以和周围人的互动会多一些，可能对地方的直接影响还更大。但若上升到社会文化中心来说，可能还是以前的国立大学更重要。要说具体大学对所在地方的影响，还要通过实在的研究才能说明。我的感觉是不能一概而论，可能更多取决于大学所在地的民风、地方官以及学校中人的作为，而不在于那里有什么类型的大学。 澎湃新闻：大学对一座城市有着深刻而细微的影响，而所在地区的气质也会“反馈”给大学。比如，纽约之于哥伦比亚大学，硅谷之于斯坦福大学。同样，民国时期上海、南京、北平、天津这四座城市的气质迥然有别，它们对当地大学的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 罗志田：我的感觉，纽约之于哥伦比亚大学和硅谷之于斯坦福大学，最主要的影响可能是地价和房价。纽约的确有特别的风貌，而哥伦比亚大学就在纽约城市之中，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耳濡目染。至于斯坦福大学，似乎相对“偏远”一些，也更“独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这四座城市对当地大学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同样需要实证性的研究为依据，我不敢空言。但您说的城市气质，至少对大学中人有着直接的影响。记得朱自清就说过，虽然北京有风沙，也显得相对“土”一点儿，他还是更喜欢北京（非原话）。我赞同你的看法，大学和所在城市的影响是双向的，所在地区的气质一定会“反馈”给大学。 澎湃新闻：现在一般把北上广深列为“一线城市”，而深圳并没有一流的大学，这会不会制约深圳的长远发展？ 罗志田：我以为一定会制约的。当深圳是个经济“特区”的时候，它可以有类似于“急用先学”模式的侧重，甚至有没有大学都关系不大。但当它变成一个常规的而非特殊的“城市”，它就需要具备所有城市的共相。尤其当它成为“一线城市”而被寄予了国人观听之时，它就不能只是以知识容易变成资产为其特色，为其精神。急功近利的确收效快，但短视者也可能来去匆匆。一个地方可以从无到有而迈进“一线城市”，也可能被大浪淘沙，沦为能够“可持续发展”城市的附庸。 胡适曾说过，“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a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城市也一样，一个“一线城市”的行为一定会发生对全国公众的影响，不能没有相应的抱负和社会责任感。用通俗的话说，既然阔起来了，就不宜仍然停留在穷酸心态。如果一个“一线城市”连一所有历史系的综合大学都没有，不啻告诉别人自己的“文化素质”在什么层次。 我之所以重视综合大学，就因为可持续的发展建立在宽广的基础之上。美国的大学把医学院和法学院都建立在研究生层次，不从本科进行专业培养，而接收各综合大学的本科生，是有其特别的考虑的。因为它们的学生可能决定人的生死，必须有综合大学的背景，不能按匠人的方式培养。这个思路可以推广。匠人永远是必须有的，但任何不想停留在现状的城市，都要自动从匠人思维提升。在很多欧洲人眼里，美国是以急功近利为特色而略带“暴发户”意味的。我们五千年大国的“一线城市”，应有超越“暴发户”的思维。 我又特别强调综合大学里还要设有历史系，并不是因为我是史学教授，所以在戏台里自己喝彩。历史是认同的基础。一个没有来历的物件尚且要少卖钱，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可能就无法让人认识和接受（影视里经常出现因故失去记忆而自己不认识自己，也难以向人证明自己）。小人物可以靠一技之长，大人物就要有全面的素养。城市也如此。所谓“一线城市”，存在于全国众多二三线城市和更广大的乡村之中。尽管自己的确是从无到有生造出来的，也不能无视更大“自我”的往昔，并因无认同而孤立于时代和社会。 何况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城市亦然。梁漱溟当年提倡乡村治理，就是深感“上海生活老是匆匆忙忙的，这样恐终不会发生真的觉悟”。因为那里的人总要求一种“快的办法，越要求快越没有办法”。真正的社会觉悟要“比较心气从容一点的人才可以见得到”，故不能从匆匆忙忙的都市来。这想法或许稍偏了点儿，却有所见。远虑的确来自从容。知所从来，是前瞻的立足点。史学提供一种通透的长程眼光，不忘过去，关注现在，同时还面向未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继往开来。不论政治家还是企业家，最宝贵的是能有长远的眼光。即使处理当下面临的问题，心中有过去和未来，与一个只看眼前、就事论事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把当前的问题放在兼顾过去、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处理，一定比只知眼前者要好很多。 同时，一个城市的发展，能包容外来者、让人容易创业当然是很好的条件；但一个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靠这些，还要有自己的原创能力（尤其当所有“一线城市”都以地价和房价高得离谱著称的时候，创业在物质上已经不那么容易了）。而原创力就来自大学。深圳对面的香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香港以前的大学也还不错，但基本是所谓教学型的，近似于为欧美的文理学院，为大学培养研究生苗子。那时香港大学多不注重研究，后来就认识到这一不足，不仅新办了注重研究的科技大学，也在既存大学里大力提倡研究。记得二十多年前一些美国朋友常说，几乎隔几天就能收到来自香港的论文需要审查，视为沉重的压力，可见香港风气的转变。一开始的退稿率是很高的，但此后就开始有所改善了。 深圳与香港紧邻，似乎连一所设有历史系的综合大学都没有，充分表现出匆匆忙忙缺乏远虑的短视特色。照此发展下去，深圳恐怕永远不是香港的竞争对手。尤其当物价、地价都不比香港低时，长远的竞争力从何而来？网上有很多条“深圳之最”，无一语涉及文化和教育，真让人为深圳担忧。深圳以经济方面“从无到有”著称，我希望看到这样的精神也在文化上体现。一方面保持特区的奋斗精神，同时要逐渐淡忘仅仅发展经济的“特别”之处，从心态上真正成为全国性的“一线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