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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九）》（简称新修正案）于8月29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并将于今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其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即删去刑法对贪污罪（含受贿罪）规定的具体数额，代之以抽象数额和犯罪情节相结合的选择性标准：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由于新修正案公布至施行尚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期间会有许多贪污受贿案（简称贪贿案）需要作出判决，那么应当根据哪种标准对这些贪贿案定罪量刑？本文以新法的过渡期效力理论作为法理依据，主张在这一期间内贪贿案应当参照新修正案规定的标准予以定罪量刑；在司法解释作出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之前，起码不宜适用刑法关于十万元作为贪贿犯罪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起点数额的规定，而将其划归新修正案中的数额较大、顶多数额巨大范围。 新法公布与施行既可能是同一日，也可能是公布后隔一段时间才施行，新修正案就属于后一种情形。在后一情形之下，新法在公布后施行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传统理论认为，新法只有自施行之日才具有法律效力，也只有在此时旧法才失去效力。依此，新法在公布后施行前并无法律效力，因而也就不具有司法适用性。我国法律上也只是施行后的新法与旧法的适用关系，并无规定新法过渡期的适用效力。比如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 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这里就是以“本法施行”作为旧法期间犯罪“从旧兼从新”和“既判从旧”的分界点，没给施行之前的新法留下适用余地。 可是，新法之所以修改旧法，就是旧法滞后或存在不合理之处。从理论上说，新法比旧法先进、合理，更适合客观需要，也更符合国家意志。这样，在新法过渡期内将其完全束之高阁，仍然全部适用滞后、不合理的旧法，就不能将新法所倡导的新的理念、明确原则等尽早地贯彻到实践中去，这起码是于理不合的，实际上还与法律规范双重性功能不相符合。法律规范既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也是司法的裁判规范，而且这样的双重性具有“同生共死”的生命特征。而在实际生活中，新法一旦公布就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模式、标准和方向，使人们能够预见国家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将持的态度，从而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范围，并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新法规定的范围内，以达到新法生效后的预期后果。既然法律规范具有双重指引功能，而且这一双重功能还是“同生共死”的，那么新法对行为指引功效在其公布后施行前就已经发生，有什么理由不同时让其指引功效也发生在司法裁判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