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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律师展示的立场中，实际上他还提到过一种论证来支持价值主观主义。当时正是人们在争议毛的功过得失，而一方是无比崇拜，而另一方则是无比谴责。朱律师认为我们应该支持价值主观主义，否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再现阶级斗争。尽管朱律师的这种论证有点简单，但其背后实际上有一个更有力的考虑，那就是价值主观主义支持宽容。然而，朱律师的这种论证有严重的问题。在有关毛的功过得失的评价中，无论是哪方赢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以阶级斗争来解决。这里涉及到我们如何对待持有错误价值的人，很显然，这里的对待方式有无数种，这得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客观价值，但以肉体消灭或阶级斗争显然不是好的方式，更不是必然的方式。至于价值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与宽容支持关系，哲学界有很多论证表示这种关系并不成立。不仅如此，价值主观主义更有可能导向朱律师所关注的严重后果。如果价值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某人接受的价值观是：你只能相信我相信的，所谓的信我的，我让你得永生，不信我的，我帮你下地狱；那么，这种价值主观主义更容易导向斗争，并且可能是肉体消灭的斗争。 3 搞反的立场正是由于上面提到的几种问题，因此，尽管朱律师如此坚定地认可价值主观主义，但如果我们澄清其思想，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反对价值主观主义的。他把理学当作价值客观主义的代表，同时他也把心学当做价值主观主义的代表。然而，在“心”学这里他再次犯有概念混淆。例如，他说“心学主要就是直觉主义，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为直觉正名”。估且不论朱律师对心学的解释正确与否（因为我不懂），但这里的心学主要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它跟价值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完全是两码事。直觉主义者究竟是客观主义者还是主观主义者，这取决于他直觉到的内容而不是直觉本身。实际上，这种混淆也体现在我们对于“心外无理”的诠释。因为“心外无理”可以看作是认识论的，也就是只有我们的心才能认识到外在的理，由此心就是我们可以认识到理的工具。如果心学做此解释，那么它与价值客观主义就没有任何直接或必然的冲突。但“心外无理”还可以看作是本体论的命题，也就是所谓的“理乃心造”。然而，这里有个关键问题：用“心”造“理”的时候，是否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造，想怎么造就怎么造，还是要受到外在的约束与限制。 如果是第一种诠释，那么心学显然是支持价值主观主义的。但这样一来，所谓的“良知”就不知所谓了。因为没有外在的标准，也许这种“良知”就是在纯形式意义上讲的，也就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看法与观点，但对于看法与观点的内容没有任何限制。由此一来，直接的后果就是，我们如何保证不同人的“心”造的“理”是一样的。当不同的人造的“理”不同时，我们如何办。比如，希特勒发自内心的认为，要消灭所有犹太人，从纯形式的意义上讲，这就是他的“良知”。不仅如此，如果坚持这种形式的“良知”，也就是朱律师所坚持的“理”，那么他后面的很多话就无法这样说了。比如““理学尽头是心学”，我们才能在坚持自己意见的时候，尊重别人的选择。”尊重别人的选择是否有客观的价值，如果有些人发自内心真诚地认为男尊女卑，也就是只拥有纯形式的“良知”，那么对他来说，，女性在很多事情上就根本没资格做出选择，何谈要尊重女性的选择。不仅如此，朱律师还做了这样的总结：“总之，法治事业不仅仅是规则的事业，更主要是人心的事业，任何规则必须适应多数人的人心；否则，欲速则不达，好心干坏事。”假如有专制君主发自内心认为，他就是天之子，天下人皆是他的私有财产，那么法治事业变变成了他的“金口玉言”事业，那么他为什么要适应多数人的人心呢？而且，如果没有外在的客观价值，我们如何保证多数人的人心是一样的呢？不仅如此，朱律师的“好心干坏事”显然承认了事情好坏是有客观标准的，因此就需要预设客观的价值，否则哪有真正意义上的好坏可言呢？从朱律师在具体问题上的结论与看法，我觉得朱律师不大可能接受价值主观主义的这些蕴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