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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心造理”接受第二种解释，也就是所谓要受到外在的约束与限制这种诠释是更说得通的。这里的外在约束与限制就是客观的价值，由此良知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客观价值的认识与感知的产物。这种做法可以更好地解释朱律师在文章中所引的有关“心学”的各种观点。比如说，“仁就是良知道德，统帅一切智力行为，包括立法及司法。”这里的仁显然是有客观内容的，也许它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体现，但显然不是我们想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比如说“强奸某人”是以仁的方式对他。无论心学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但朱律师这里的心学作认识论的解释是更合理的。这里打一个比方也许能够让我们理解得更好一点。当我们计算极端复杂的数学计算，比如124567899876543的1234567456321次方的结果时，显然，没有纸与笔，甚至是没有电脑，我们根本甚至永远不可能知道其答案，但我们不能由此说正确答案是由计算机决定的。这个计算机在此只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正确答案的手段，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答案本身显然是由数学理论本身所决定的。按照这种解释的“心学”，是认为只有通过心才能认识到“理”，甚至是“理”会自动地呈现给”心（估且不管这种神秘的能力是如何来的），由此“心”外无“理”，但显然“理”不是由“心”所造。 当然，由于法律本身的特性，并且由于人性所具有的各种局限性，既有认知能力上的，也有动机能力上的，因此出现朱律师在文中所举诸多例子的情况，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与价值客观主义也是完全相容的，实际上法学理论对此也有很多这样的解释。这里只举朱律师提到的一个现象，如杰克逊大法官所言：“不是因为我的判决正确才具有终局性，恰恰相反，是因为我的判决具有终局性所以才正确。”确实，法律的生效机制是这样的，但是拉兹提出的权威的服务性观念就可以非常好地解释这一点，按照他的观点：我们之所以确立“我们的判决有终局性”这一制度，恰恰是因为这样做能够使得从整体上讲，我们的判决更有可能正确。 不过，不得不承认，朱律师提出的论证不止这些，但这里无法一一指出。另外，值得补充的一点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就是康德的伦理思想。因此，最后我在这里引用帕菲特对康德自主性公式（“个人只服从由其自身所给予的而依然普遍的法则”）提出的挑战做结：我问一个康德主义者，“这意味着，如果我不把康德的命令作为自己的法则，我就不受它管辖吗？”我得到的答案是，“不，你必须为自己立法，并且只有一种法则。”这个回应让人发疯，就像旧苏维埃所宣扬的所谓“人民民主”：其中选举是强制性的，并且只有一个候选人。当我说“我并没有把康德的命令作为自己的法则”，我被告知“不对，你已经这样做了”。 （这不是学术论文，不是学术论文，不是学术论文（重要的事情说三次），只是针对朱律师的观点提出的回应（是对前人工作的总结），尽管写法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没有多少是属于我自己的独特东西，大概算是普及性的总结，因此没有做注，请谅解） 首发于《法学学术前沿》公号： ?src=3×tamp=1488000307&ver=1&signature=7FTOxVuqaerzT3dps0TY*6A2FRqe6Da6pCUJT9jg7ZMpNByDWaz3UuKi7vxuoNQOEy0NjOsEjUz0ucMkJFOv1qCP-bSz3gkz6QCG5EuVbwionzsZUJDlDLmcHknEjmPAKVnzvLoaFaWT9xWXXNZUEi1WOjRZ9HfmZC38JCWVWI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