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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名气就是金钱的市场大潮中，敢于在没有研究的领域夸夸其谈，天下事无所不晓，无所不谈，这是媒体英雄的作为，严肃的学者一般是不会去凑这个热闹的。学者对知识具有严谨如仪的态度，有安分守拙的智慧，自会有着为学的诚实和为人的率真。著名历史学者沈志华先生与笔者把酒论学时曾说：“离开冷战史领域，我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可谓是唯大学者能本色。能够坦诚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性，正是恪守了学者的本份，这是敬畏知识的表现，是学问有道的诚实态度。 由于知识传承系统的断裂和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当下常见有些为学者不知深浅的出格表现。读了几本书，一知半解，敝帚自珍，牛气烘烘地摆出一副傲睨古今的样子，以不世出的学者自居。这只能说明其为学浮躁，根器浅薄，未入品流，观者大可不必在意。学术的积累，有尺寸之功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动辄说自己对前人有多少创新的人，多半是还没有读懂前人。据笔者阅人经验，凡是把自己的学问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谈阔论以让人不知所云为能事的，不是有意自我炒作的狂妄之士，就是不知深浅的轻浮子弟，实不足以论学。 第三，是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 当今知识社会，学科门类越来越细化，各种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各种学说流派各种观点五花八门。社会知识总量的快速膨胀，同时带来了学科间的认知障碍，不可能再出现通晓各门学问的宗师大家了。但学者以学问立身，并不在于涉猎的学科领域多少，通晓的术语概念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 学者的学问根基，在于其知识结构是否具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是由系统内在的统一性决定的，表现为价值标准的一致性。统一性不仅是理论能否彻底，学说能否自洽的逻辑前提，更是其核心价值观的规定性使然。其统一性的时空范围越大，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就越高。能够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必然是符合经验常识，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可以放之四海，穿越时空，彰显文明，是学问的大道。凡带有个人、集团、党派、阶级的偏私，都是不能一个价值标准贯彻到底的，必然要背离经验常识，制造理论上的吊诡，其价值系统是不稳定的。虽可以有应时的热闹，但一时喧嚣之后，必定是烟消云散。孔夫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讲的就是夫子之道内在的价值稳定性。几千年的时空变幻，浪淘尽多少时髦学说，而孔子之学至今仍然在给我们温故知新的知识启迪，可不谓圣乎！ 学者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者，文明守望者，并非天纵圣贤，绝顶聪明，而是有着对真实知识的执着心，有着推己及人的学识修养，有着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因而可以超然物外，充当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一把直尺。所以，正是因其能执着，有价值系统的稳定性，学者才被赋予了社会良知的度量衡的意义。而这恰恰是精于利益算计，价值标准游移不定的聪明人做不来的。 是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仅是一个学理的要求，也是一个学品的要求。学者“外察诸物，反求诸己”。没有内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够，将会影响到对外部世界的审视能力，学业修为是很难登堂入室的。所谓德之不修，虽学有道，其行不远。另一方面，既便是学富五车，如果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知识就是浮萍飞絮，很容易趋炎附势，物化为权力和金钱的附庸，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了。 学品如人品。学品的高低，人品的真伪，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从知与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断其价值系统的稳定性。知行能够统一，知识的修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够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里不一，多重价值标准，势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形成双重人格。所以，有没有道德品行的自觉自律，对知识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自己享受着锦衣玉食，却向饥寒交迫者进行知足常乐的布道，既便能讲得天花乱坠，也不过是非常滑稽的愚人节目。当学业失去了道德内化的意义，成为单纯牟利的知识工具时，离自欺欺人也就不远了。笔者不敏，对当下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观点实在无力辨别高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能够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学，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伪学。却倒也是屡试不爽，经常可以看到在某些冠冕堂皇言语下面的私欲作祟。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系统瓦解，道德体系崩溃，诚信不立，是非混乱，各种腐败现象并发。不乏有以教师爷学者面目出现，靠贩卖仁义道德谋权求财取色的伪君子。相对一般意义上的弄权枉法、假公济私的贪污腐败，那些唱着反腐倡廉的高调，干着男盗女娼勾当的伪善君子的腐化堕落，尤其为人们不耻。凡是以大公无私、奉献自我的高调道德要求他人的，多半是自己还没有建立起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其名利兼收的城府更不可测，贪财渔色的欲壑更难填平。据说有位以鼓吹“三个代表”闻名全国的著名学者官员，对外讲话撰文俱是义正严词，然而对内却执政能力不强，让二奶抱着孩子公开打到单位上来，被人们戏称为“四个代表”——再加上包二奶的官员代表。这一类道貌岸然、口是心非、欺世盗名的学术骗子，对社会道德基础的毁坏，远胜过鸡鸣狗盗的窃贼、明火执仗的强盗。 第四，是否具有专业化的知识水准。 对学者的学术价值的认识，并不看有多少著述，而是看有多少文化贡献。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正如朱熹所说：“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在知识精英化的文化时代，学界的学术传承有序，知识层次分明，学业标准清晰。而今的学界，先是文化刨根的革命，继之市场大潮的冲击，加之以官本位的管理体制，再难担得起“继往开来”四字了。取而代之的是急功近利的风气盛极一时。“述而不作”者鲜有罕见，“作而不述”者比比皆是。能写书而不读书的，有网上功夫而无读书功夫的，也是不乏其人。虽然著书立说的多不胜数，低端产品评定了职称，高端产品成就了策士，但国家的文化实力并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是不断下降的趋势。 知识活动是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其价值是很难量化的。而学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判断不出学术活动的质量高低，甚至经常把创新当成异端，必然是以数量多少作为评价标准，造成知识的平质化和劣质化。互联网时代，要拼凑出个“著作等身”的大师来，并非难事，粗通文墨者就可以做到。而那些整理年谱、注释著作、编选资料、修订校勘等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基础建设工作，没有辨伪存真的学术功底，却是做不来也做不好的。从学术史上看，一部扎实的资料书籍，对学术界的贡献，要远比一般著作大得多，也长远的多。但在现行评价体系上，往往拿不上台面。当前，虽然坊间新版书籍汗牛充栋，但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屈指可数，知识含量的差异更是判若云泥。有些书的出版之日，也就是它的寿限之期。包括一些小有名气的写手级教授、博士级官员、老板级博导，如果论起学问底子，多是几本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如果略微留心一下，从大众媒体到官方行文，从学习文件到名人讲坛，经常可以看出一些常识性错误、知识性硬伤和贻笑大方的逻辑混乱。这是一种既缺乏知识积累，又缺乏知识创新的低水平轮回状态。而要打破这种低水平轮回，就是要实现知识活动的专业化。对此，学者是责无旁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