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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知识爆炸，信息发达，名词概念泛滥，专家学者迭出。举目望去，形形色色的专家学者如过江之鲫，出入大小媒体，行走江湖之间，大言高论，不绝于耳，朝三暮四，不知所云。更还有媒体的帮衬捧场，把学者、大师的方巾帽随意掼来掼去，让人不知所以。在学者的方巾帽下，三教九流，官商学巫，品流甚杂，更有一些曲学阿世、欺世盗名之徒混迹其中。不仅百姓大众常被误导，就是士林中人也难辨真假。在当前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下，能成为教授、博导的，并非都是学者。反倒是在没有职称学衔的山野逸士中，还可见到一些真正的学问人。社会转型时期，学者有着引导大众是非取向的责任义务，不可以等闲视之。以笔者陋见，大致会有四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问题意识。 世人一般以为，学者是具有知识权威的身份象征。实则不然。学者与专家是有所不同的。专家是知识工具，在某件事情上具有常人不备的专门知识，就可称为专家。而学者并不以专门知识为能，其本意是指那些具有学养造诣的读书人，或者说是一种以学术为业，探求知识的生活方式。为学追求的是知识本身，还是知识权威的地位，是真假学者的最大区别。真学者对知识有敬畏之心，懂得知识人生的价值，享受获取知识的快乐，其问题意识产生于知识本身。假学者则是把知识当作商品，出于功利心的需要，对待知识的态度是傲慢的，以充当知识英雄为目标，其问题意识产生于权钱市场的需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是道尽了千古学者的人格目标和学术理想。学者孜孜以求的是认知世界，以掌握知识为本事，是在探求真相和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不停奔波的旅人。在芸芸众生中，他们总是摇晃着充满问号的脑袋，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广袤的大千世界，不断提出问题，寻找着某种合理性。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行走，以品味知识为生活乐趣的人生状态。 学者的知识能力如何，首先体现在具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上。“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之道，在学，在问。有什么样的学术修为，就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如果动辄一大堆术语名词，言不及义，故弄玄虚，这是还没有破除名相，学力不逮的表现，还没有能力消化成为常识化的问题意识。学者的问题意识，具有始发性和原创性的知识意义。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能不能提出真实性问题？能不能提出有质量的问题？能不能精准地把握问题的关键和实质？这是学者的知识能力的体现。只有长期潜心治学，才能具有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能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既是学养高低的表现，也是学品优劣的考量。 尽管每个学者研究领域不同，研究问题的大小不同，但对提出问题的真实性要求并无二致。无论有多高的学历、学衔，无论有多少著述，多大名气，只要没有真实性的问题意识，也就算不得是学者了。犹如做文章一样，如果题目都破不了，真伪都搞不准，还能做出什么文章来？社会转型时期，学界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倾向。其表现之一，就是有为数不少的一味跟风，做命题文章的学者。东风来了，就论证东风好西风恶；西风来了，就论证西风好东风恶。固然可以领风气之先，有扶摇直上青云之便，但已然失却了真实性的问题意识，严重者就走到了曲学阿世一途。现代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在晚年曾检讨了自己一生治学经历，对在“文革”中参加“梁效”大批判组的失足深表忏悔。当代学者应引以为镜鉴。 当然，有着真实性的问题意识是一回事儿，能不能把问题真正地讲出来是另一回事儿。学者也是社会上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特立独行的风骨，会遇到许多不由自主的无奈，有不得不“被”的尴尬，讲真话经常是很难的，但还是可以做到不去讲假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老学者深刻检讨了建国以来假话成风对道德文化的毁害，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可以三分真话，七分废话，但绝不能说假话。“宁可失语，不可妄言”，这是学者起码的道德底线。至于有意以伪命题，假问题混淆视听，欺世盗名者，那则是自欺欺人的士林败类了。 第二，有没有自知之明的知识边界。 学者以知识为本位，应对知识有敬畏之心，能够准确地估量知识范围，知道自己所知是有其确定边界的，边界之外再多走一步既是江湖。“学无涯，知有涯”。一个人的毕生学力所及的，只不过是知识沧海中的一粟而已。一个真正的学者对知识的敬畏之心，是知道自己的知识边界所在，具有自知之明的分寸，不会有僭越的妄言，以无知充有知。孔夫子曾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知识理性的为学态度。西哲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话，自称“我只知道我是无知的”。先哲这些闪耀着知识智慧的千古格言，是对知识的庄敬自重，也是在表达一份生命的坦然。自知之明是人生大智慧，唯学而能知之。学者能够清楚自己知识的边界所在，有诚心正意的治学态度，恪守实事求是的本份，才能够契合外物，自明而明他。 社会转型时期，是新旧知识的方生方死之际。一是承载知识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学术和学者的独立立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有言者的顾盼自雄，却也道出了转型社会的世情。二是知识的价值标准发生了混乱，颠倒了上智下愚的知识地位。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大言，既道出了对知识的傲慢，也道出了对知识的自卑，反映了社会急剧变动时的十分复杂的心态。在这种历史情势下，一个学者的学养学品，就看其能否有安分守拙的知识态度。 要真正认识一位学者的知识学养，固然是要看他说了些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他不会说些什么。郭沫若在“大跃进”运动中赋诗颂歌，在“文革”初期向江青面献谀词，“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写诗“愿竭驽骀效策驱”，留下千古笑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宣布自己卫道孔学的文化立场，面对没顶之灾的压力，慨然声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实为后世学人楷模。两人最大的差别，就是聪明人和老实人的不同：一个是孜孜以求地为领袖充当“文化班头”，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固守自己的知识本份。两人学品的高下，已经定格在历史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