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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问题的提出，使长城地带的研究向前走了关键的一步。这里与长城共存的不是荒原，也不仅仅是稀疏村落，还应包括沿边城镇，而城镇与长城的关系更为直接，应该说主要是城镇与长城共同组成这里的人文地理结构。 拉铁摩尔进一步对长城出现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秦始皇长城的修建，加速了草原社会的政治发展，长城增加了所谓边疆地带的政治分割强度，使长城以外依存汉族的小部落不复存在，分散转为统一，最后是由头曼—冒顿整合起来的草原帝国。拉铁摩尔多次强调，在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关系史中，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拉铁摩尔的结论，主要出自宏观理论分析，尚缺乏细致的实证考察。但将长城地带看作核心，思考它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其学术意义不容低估。 在长城地带，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一样具有过渡性，它是一个渗透着农业和草原势力的世界，一个两种势力接触并汇合于此，而不能被任何一方永远统治的世界。但是，所谓“过渡性”是相对于“农耕”“游牧”两个便利的概念而言，任何一个在历史上、在地理上长期存在的社会形态，在事实上，都是非“过渡”性的。在这里，也需要我们去发现历史。在“过渡”社会中，因“正常”社会的统治者无心认真经营“过渡”政治，这里的政治永远是消极的。但“过渡”却是进行贸易的绝好地方，在这里，贸易永远是积极的。长城地带可能是一个由军事骁将和商业奸雄控制的社会。然而，正是由于在长城地带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内地体制或草原体制，单于与皇帝都不善于管理一个半农半牧的社会，因此过渡地区的人们有机会较多地受到自己利益的支配。 利益与机会是统一的。在长城地带，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的松散性是其主要机会形式。据《明会典·户部·屯田》记载：这里的“军余家人自愿耕种者，不拘顷亩，任其开垦，子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有司无得起课”。徭役租税的疏漏，人口的流散，造成更灵活自由的集市经济，官府更易于同商人勾结，向来严谨的军事活动，在这里，也充满商机。清人纳兰常安在《行国风土记》中记道：“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则筑室集货，行营进剿时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午人马沸腾之际，未肯裹足。”因为有暴利在前，商人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因为军事与商业的突出地位，这种地区人们对于城镇（堡）的依赖大于其他地区。边地城镇的问题，是许多长城地带的研究者（包括拉铁摩尔在内）所忽视的一项内容。施坚雅在 1977年曾指出，必须注意边地城市在军事防守与社会管理两方面的职能的和谐性。1996年，美国年轻学者 Piper Rae Gaubatz（中文名字：高贝贝，现为马萨诸塞大学地理学助教授，1987年 9月至 1988年 10月曾在北京大学地理系作高级进修生）出版了一部研究中国边地城镇问题的专著，对长城地带的城镇历史地理进行了系统考察。她提出，长城地带的城乡发展模式是，城镇先于农村，城镇重于农村，而城镇更多地受到商业而不是农业的支撑。城镇显示自身的意义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功能。由于军士们或多或少都要从事生产自给，军镇向民镇的转化，是普遍现象，许多军镇在转化开始以前便已多少具有了民镇功能。 城镇问题的提出，使长城地带的研究向前走了关键的一步。这里与长城共存的不是荒原，也不仅仅是稀疏村落，还应包括沿边城镇，而城镇与长城的关系更为直接，应该说主要是城镇与长城共同组成这里的人文地理结构。从长城城墙扩展到沿边城镇，使我们的观察从军事学移入社会学。由于沿边城镇在据守、管理、交通、商业、金融、手工业诸方面的社会职能，长城地带的社会生活才得以运转，长城自身也才能具有活力，离开人类社会的支撑，长城只是一件死物。 放眼历史而观长城，其活力贯穿于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层面。长城地带，以两边为腹地，两边的社会发展规定着它的意义。长城的意义在最后一个王朝时发生重大转变。康熙皇帝的名言“在德不在险”“众志成城”对长城进行了功能上与道德上的双重否定。其实，长城意义的骤降并非由于人们道德上的觉醒，满族上层与蒙古族上层的政治同盟，清政府在草原社会施行的政策是其本质原因。取代长城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德”，而是那个实实在在的理藩院。王公制度、昭庙制度减小了草原的移动性，增大了草原的分割性，草原社会因此出现深刻变化。变化内容之一是弱化了草原社会的军事属性，利益不再来自战争，而由贵族政治、宗教组织决定分配。 经过历史的曲折发展，长城时代终于结束，咒骂长城恨不能将其哭倒的历史故事已不再动人。在新的时代心态下，长城得到了道德重建，“修我长城”成为恢复民族自信的号召。长城地带，曾为家乡，现在面临的是全面的社会更新。 本文原载于‘凤凰号’： 附注：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蒙古学家和战略学家，是西方对华边疆研究领域中的开创性学者之一，也是我们如今研究现代中国边疆问题和边疆史所无法绕过的人物。在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岁月，随着拉铁摩尔受美国罗斯福总统委派赴重庆出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以及《中国的边疆》（即《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在华译介出版，国内学术界曾掀起过一个拉铁摩尔研究的高潮。 《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5）一书汇集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拉铁摩尔的代表性研究，拉铁摩尔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长城中心说”，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延伸到长城两侧，已经破除了单线意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边疆观”，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 文章选自《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唐晓峰、姚大力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