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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新报 加强“保护律师” 打官司更有信心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赵兴祥认为，一审稿规定：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二审稿进行了修改，规定在逮捕后，除无法通知的，应当一律通知家属，删除了“有碍侦查的情形”的限定。这个修改其实不仅仅是人文关怀，更是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律师辩护权的行使等基本权利问题。假如被逮捕以后，嫌疑人处于“与世隔绝”状态，根本不可能聘请律师；若不通知家属，家属自然也就不知道为其聘请律师。另外，不通知就意味着家属不知道办案机关是谁、人关押在哪里，即便请了律师，也无法会见和了解案情及提供法律帮助，这等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辩护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律师辩护权的行使。 “二稿的修改有利于保障辩护权，这是当事人最重要的权利，相比一稿来讲，是一个进步。”赵兴祥说，不过在监视居住、拘留的情况下，未删除上述限定，只补充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家属”，仍然在很多方面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鉴定人有权请求保护，更重要的是能确保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2 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需听律师意见 律师分析：听取律师建议打官司更有信心 赵兴祥认为，这项规定本身是完全可行的。以前由于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导致在死刑辩护程序中，律师连承办案件的法官是谁都查询不到，更不要说沟通案情、提交辩护意见了。但死刑复核是一个司法程序，当事人当然享有辩护权，因此这样的规定非常必要。而且，如果案子确实有问题，律师的参与和辩护对于避免错案发生有较大作用。但是不管从可行性上来讲，还是从作用是否可发挥来讲，下一步关键的是最高院会不会少设置一些门槛，多提供一点方便，使之更可行。 “提出了这点建议，让律师以后打官司时更有信心。”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的王强律师说，这项规定更有利于保障人权，是死刑案法律援助的延伸。王强表示，死刑案件中嫌疑人请了辩护人，辩护人当庭发表的意见在庭审中是一个参考；若嫌疑人请不起律师，可以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这两种方式都是更好保障嫌疑人的辩护权。听取律师的建议，有利于防止错案、悲剧的发生，同时也有利于规范判决文书，文书中可以体现律师庭审中的辩护意见，这就等于是一定要加上律师观点。 3 辩护人涉嫌伪证罪拟异地受审 律师观点：可避免遭报复体现公正 赵兴祥表示，该条修改的核心是如果律师涉嫌伪证罪，原侦查机关应当回避，也就是办理该律师辩护的那个刑事案件的原侦查机关，不能再来办理这个律师伪证的案件。这样的设置是一个进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职业报复的存在。 王强认为，辩护权是一个可以豁免的权利，律师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就要定性为涉嫌作伪证是不公平的。但该项规定比一稿进步了许多，像以前若律师涉嫌犯罪，将接受本地调查。检察机关可以将此事委托给公安机关调查，那么在庭审时，辩护人和检察机关再次碰面，难免会心存疙瘩，甚至出现报复心理。律师犯罪交给异地受审，更体现了司法的公正、公平。 4 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收集证据 律师观点：不能完全避免刑讯逼供 王强说，这也是一个进步的法条，但没有辅以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手段，不可能完全杜绝刑讯逼供。在西方国家，律师可以完全参与整个办案过程，起到相应的监督作用。若嫌疑人发现有刑讯逼供，没有相应的救济手段，无处诉说，则视为刑讯逼供情况无效。监督和救济缺一不可，否则刑讯逼供不可能完全杜绝。 赵兴祥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之前的法律中也从各方面规定了上述禁止内容，比如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也规定了两个证据排除规则，分别从追责和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但如何彻底根除，是一个大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