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但有媒体发现，有人借口“生病”“家里有事”“身份证没带”而不与对方签订劳动合同，然后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要求二倍工资。(5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 新的《劳动合同法》颁行之后，一种论调甚嚣尘上：新的《劳动合同法》为企业的用工带来了诸多困扰，制约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而且，新法还可能导致职工“过度维权”，甚至催生出一门新的“生意”——“劳动碰瓷”，即依据新法规定要求双倍工资。简言之，新法使雇佣方沦为弱势群体。 这样的论调有些言过其实。实际上，在我国雇佣方与被雇佣方长期的较量与博弈中，被雇佣方一直以来都是弱势群体。且不说新《劳动合同法》颁行之前的状况，即便在新法颁行之后，劳工的权利保障也依然是个难题。从整体而言，很难说在二者的较量中，用工方沦为弱势的一方。即便新法可能强化了对雇佣方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是保障劳工权利的必需，也是对过去劳工权利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纠正。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仅仅从雇佣方的利益出发，将必要的法律约束视为束缚，将必要的管理规范视为枷锁，一味强调法律对雇佣者带来的不便，这显然是一种观念上的偏见。此其一。 再者，“过度维权”“劳动碰瓷”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伪命题，或者说，是坏命题。权利的诉求只有合法与否，不应该有过度与否的区别。只要是法律所规定的，就是个人应该享有的，也是法律应该保障的。而如果权利的诉求溢出法律的规范，法律也不应予以保障；如果法律提供了保障，显然就是合法的权利。个人追求合法的权利，决不应将其视为过分之举。这应该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共识。 至于“劳动碰瓷”，劳工的权利诉求应不应该得到支持与保障，自有法律规定，自有司法机关依据证据作出判断，合法则予以支持，非法则将其驳回。如果在法律支持、法院认同之后，再将其贬斥为极具贬义色彩的“碰瓷”，这不仅是对权利的不尊重，也是对法律的不尊重。实际上，即使那些在直觉看来或有问题的劳动维权，也往往存在着雇佣方管理不规范、办事不依法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意味着雇佣方对劳工一方正当权利的漠视，他们理当为此付出法律的代价。 更重要、以及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是，诸如“劳动碰瓷”这样的论调，本质上是以道德评判取代法律判断。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法律是守护社会正义最重要的堡垒与最后的防线。这就意味着，在法治社会中，合法的即是正义的，不合法的即是非正义的。而道德，也应该建立在这一底线之上，应该是对法律所维系的正义底线的确认与强化。如此，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形成对法律的真正认同。如果道德与法律相抵牾，乃至取代司法判断，这是对道德的滥用；甚至某些执法、司法工作者尚且罔顾法律规定，无视合法证据，以个人好恶为出发点，以单方面的说辞为依据，在司法判决之后再行对胜诉者做出与判决结果相反的口头警告。在这样的情况下，法治精神很难真正树立起来。 后人在总结秦朝暴政时提出一点，秦朝治国理民奉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策略。但现代法治社会，恰恰需要一些“以法为教”的精神，需要每个个体、每个团体将法律视为安身立命、经营管理之本，摆正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以信仰的姿态对待法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