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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十五条的规定，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代收费、费用结算等服务的，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共犯论处。但就大多数网络服务提供行为而言，网络服务提供商与直接侵权人事先并无共谋，往往是在直接侵权人将他人作品上传到信息网络后，明知或应知侵权作品的存在而放任或促进了侵权作品的传播，进而扩大了侵权行为的危害后果。对于此类网络服务提供行为是通过《若干意见》有关共犯的规定进行规制，还是可以视为侵犯著作权罪的实行行为，进而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正犯，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较大的争议，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够为此类案件审理提供些许思路。 一、共犯模式对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规制存在诸多障碍 意思联络是共同犯罪主观要件中的关键要素。但网络服务提供商与网络用户之间仅仅存在网络服务提供商指向网络用户的片面的、单向的意思联络。理论上将此种情况概括为片面共犯，是指行为人单方面有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的故意，并与之共同实施犯罪，但是他人并不知情的情况。即使认可片面共犯的存在，共犯模式对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规制仍存在诸多理论及现实障碍。 （一）基于共犯从属性的分析 共犯是相对于正犯而言的， 是指未直接实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而对犯罪结果的产生起一定原因作用的犯罪人。关于共犯与正犯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共犯相对于正犯具有从属性。 网络服务提供商作为共犯中的帮助犯，同样应以直接上传侵权作品的网络用户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为前提。按照我国《刑法》及相关解释的规定，网络用户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前提必须“以营利为目的“，此外，还必须满足情节严重的要求，具体包括：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以上；传播他人作品五百（件）部以上；作品实际被点击数五万次以上等。理论上网络用户的传播行为则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并且满足情节严重的条件；二是主观上不以营利为目的，满足情节严重的条件；三是主观上不以营利为目的，并且不构成情节严重。从司法实践中审理的网络著作权案件看，绝大多数纠纷涉及的网络用户都属于第三种情形，前两种情形在实践中基本上不会发生。在大量分散的网络用户基于娱乐等非营利目的，上传少量他人作品的情况下，无论采取何种共犯从属性学说，由于这些网络用户并不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至多构成侵权违法行为，并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即使网络服务提供商明知网站上存在大量的侵权作品，或者网络服务提供商基于这些侵权作品的获利数额构成情节严重，由于直接实施上传行为的网络用户并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网络服务提供商自然也无法作为共犯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在网络服务提供商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帮助违法而非帮助犯罪的情况下，《若干意见》基于共犯理论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规制，很可能会流于形式，在实践中不具操作性。 （二）基于帮助犯主观要件的分析 信息网络服务是因应互联网络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兴行业，可以说，网络服务本身并不存在是非评价的余地，因为其本质上属于一种“中立的帮助行为“，对于这些”外观上无害，客观上对正犯行为起到促进作用的行为“，是否可能成立帮助犯，要从客观上行为是否具有明显的法意侵害性，即日常生活行为对于正犯行为的物理、心理因果性影响、行为本身给法益带来的危险是否到达了可以作为”帮助犯“看待的程度；从主观上看行为人是否对他人可能实行犯罪有明确认识，即是否存在片面的帮助故意。[1]网络服务提供商为网络用户提供的空间存储、搜索链接等网络服务客观上的确为侵权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因此，关键看主观上网络服务提供商是否存在”片面的帮助故意“。具体而言，在主观认识方面，片面帮助犯必须认识到他人企图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所实施的是犯罪行为，而且自己是在对他人的犯罪行为予以暗中帮助；在主观意志方面，帮助犯希望或放任自己的暗中帮助行为能为实行犯犯罪的实施或完成提供便利条件，进而希望实行犯的行为能造成危害结果。[2] 而网络服务提供商并不具备对网络用户的犯罪行为给予暗中帮助的片面故意。首先，即使网络用户上传侵权作品的行为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在网络用户实施上传行为的当时，网络服务提供商主观上并不存在对其进行暗中帮助、加工的故意。因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网络服务是面向所有的、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开放的，面对海量的上传作品，网络服务提供商根本不知道哪些用户可能会于何时实施侵犯著作权的犯罪活动，自然也就谈不上故意为网络用户提供便利的问题。其次，即使网络服务提供商事后明知网络中存在侵权作品而不予删除，此时其主观上也不是为了帮助网络用户实施犯罪活动，而是为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自身发展的需要，其主观罪过并不是依附于网络用户，而是具有独立的主观罪过。因为网站上作品数量越多，网站的点击量就越大，网站的知名度可能就越高，网络服务提供商便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或者流量分成。因此，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盈利模式决定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不作为并不是为网络用户实施犯罪活动提供便利，其主观上并不存在帮助网络用户的犯罪故意。 （三）基于帮助犯因果关系的分析 “在共同犯罪人存在分工的情况下，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并未参与实施实行行为，但其行为引起或者促使实行犯实行犯罪，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直接引起犯罪结果的发生，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是犯罪结果发生的间接原因，实行行为是犯罪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它们共同作为犯罪行为的统一体，都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3]这就要求帮助犯在参与共同犯罪的时间上，必须是事前帮助或者事中帮助。就片面帮助犯而言，事前帮助是指行为在实行犯着手实施犯罪之前，基于单向合意，暗中加工、协力，给实行犯提供便利的行为。事中帮助是指行为人在实行犯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基于单向合意，对其完成犯罪予以创作便利条件的行为。[4]而对于事后的帮助行为，除非存在事先通谋，否则鉴于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完毕或者犯罪结果已然发生，事后的帮助对犯罪结果的发生已经没有意义，并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而不构成共同犯罪。例如《泰国刑法》第八十六条便规定：“于他人犯罪前或犯罪时，以任何方法帮助或便利其犯罪者，为从犯，依该罪法定刑三分之二处罚之。犯罪人不知帮助或便利之情者，亦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