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文作者讲了三个案例，一个是他在三里屯停车，被看车的小伙子多收了15元。第二个是作者上大学时，用舍友的手机打电话，被舍友索要5毛使用费；第三个是作者跟北京一位胡同大爷租车，还车时被无故扣了200元押金。 第一个案例和第三个案例，实际上就是个合同关系，第一个案例是作者跟停车场的保管合同关系，没有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合同；第三个案例是作者跟胡同大爷的租赁合同关系。有书面合同。 停车场小伙子多收钱，肯定是不对的，如果作者按照事先约定支付了停车费，小伙子挡着车不让开走，说轻了，这是违约行为，说重了这是侵占罪。作者应该向停车场管理方投诉，也可以向法院起诉，当然，作者也可以立即报警，寻求警方的帮助，一般来说，警方会过来协调的。但是作者的处理结果是同意多给15元，我能理解作者的无奈，但不赞同作者的做法，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纵容了这种不法行为，以后，这个小伙子还会继续这样做，说不定他还会告诉更多的人这样多，因此，如果人人都这样纵容他，用后患无穷来形容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第三个案例同样如此。至于第二个案例，我觉得作者就有点不讲理了。你用同学的手机打电话，肯定会用他的话费，那个时候，一分钟可是差不多一元钱的话费，如果作者真的是大方之人，用完后，就应该看看用了多长时间，算算多少话费，主动拿钱给同学，而不是等着同学主动张口要。同学张口要，作者却没给，说是请吃饭，可是又那么不情愿，说是那是一顿特别郁闷的饭。既然答应请吃饭，又说是很不爽，作者是什么意思啊，这不就是糊弄同学吗，既然是同学，有什么不能说的，为何不打开心扉，告诉他同学之间要5毛钱是没出息的表现，并且提出以后会多多帮助他。都过去十多年了的事了，作者还要拿出来显摆自己的伟光正，有意思吗？当然，如果是我，有人借用我的手机打电话，用完后，即使真的主动给我钱，我也不会收的，但是，如果用完我的手机，啥也不说，啥也不做，我会觉得不舒服。 《远离穷人》一文里的三个人，或许在经济上都是囊中羞涩的穷人，或许在思维上都是没有长远眼光的穷人，但不管是哪方面的穷人，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穷人，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是那样的。特别是停车场的小伙和胡同里的大爷，他们更代表不了穷人，要代表，也只能代表刁人， 刁人，跟穷富无关，只跟人品和教养有关。有很多所谓的“富人”，刁蛮起来，比一百个胡同大爷或者一百个停车场看车小伙都刁蛮，因为他们有后台有背景，不管什么场合，不管在哪里，可以无所畏惧地发刁，而那些拼爹爹不行，拼钱钱不行的所谓穷人里的刁人，只要遇到稍微厉害点的或者稍微动真格较真的，恐怕他们马上就蔫，马上就会停止发刁。 大家还记得李天一为代表的几个富家公子吧。这些公子哥，穿绸裹缎，出入气派，当然也刁蛮成性；大家还记得钢琴手药家鑫吧，骑自行车的张妙被他的汽车撞了，这哥们儿怕担责尽然刁性发作，痛下杀手；还有在日本酒店打开全部水龙头的那位房地产奸商，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不守规矩的那位下车女英雄，签了卖房合同后看到房价又涨了就要毁约的那些卖房者，房价如果下跌了就不再还银行贷款并且还要打砸售楼处的那些买房者，为了囤房炒房而骗领婚姻证件的那些男男女女们，移民到美国将财产无偿转移给子孙后骗领美国低保金的大爷大妈们，等等。他们没有一个是所谓的穷人，个个都比停车场看车的小伙子来得体面，但是他们一定是刁人，这些刁人的破坏力和危害性更大，只是因为其金玉其外，才没有被作者这样所谓的成功者注意到其不过是败絮其内。 现在，在各种官媒或者自媒里，一些所谓的富人因为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拼命地发一些诋毁所谓穷人的文章，把社会上一切的假恶丑都归到穷人身上，彷佛消灭了穷人，就消灭了坑蒙拐骗，赶走了穷人，就换来了社会安定。当然，他们既消灭不了穷人又赶不走穷人，只能写文章骂骂穷人，这样至少也能向外界展示自己那点虚伪的高大上和在专制社会里没有任何保障随时都可能被剥夺的所谓金钱和地位上的成功。可是，难道他们不明白，绝大多数假恶丑，明明都是人类的通病，跟穷富毫无关系，非要通过诋毁所谓的穷人暴露自己是所谓“富人”，这跟露阴癖有多大区别？ 有钱没钱，钱多钱少，住鸽子笼还是住别墅，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骑自行车还是开“李天一”式的豪车，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平等的，即使李天一强奸的是三陪女，仍然得坐十年牢。虽然我国的法律没有反歧视方面的具体内容，但是这并不等于歧视他人就没有任何问题，远离穷人，刁人并不会从你身边消失，因为富人里也有刁人。要远离，就请远离刁人，要远离刁人，就请不要纵容刁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