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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永恒的遗产。孙中山是走向民主共和的伟大导师和国共两党的聚合器与分水岭，其政治哲学与宪法思想尽管存在过早综合、表面创新及党国纠缠的学理与体系性不足而主要表现为一种侧重实践理性的中层理论模式，但其价值立场和思想本体却有着无可取代的历史合理性和规范正确性。具体而言分殊总结为：其一，走向共和，亦即接续大一统，熔铸大国族，建构标准共和国；其二，宪政根本法，即以宪政作为绝对宪法意义上的理想性宪法规范而凌驾于诸宪法文本的宪法律安排，以党国架构作为理性工具服务于最终的宪政民主规范性目标；其三，通三统方法论，这种思想与政治方法论在20世纪初的革命时代或许太过理想化及过早综合，但于宪制转型的当下处境则恰好作为妥切的大历史观与共识性意识形态的程序工作原理，国内学界如甘阳2005年已有回声和倡议，秋风有“儒家宪政民生主义”的尝试性整合，高全喜亦由原初的排拒姿态而逐步转向以自由派方案为基础的“未来宪制性整合”，可见其影响深具。 总之，孙中山150年，民国百年而大陆建国近70年，他的先行者姿态、民主共和身影与党国主义幽灵横亘于历史天空和海峡两岸，标志着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始自晚清的、艰苦创新又牺牲巨大的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事业的第一个系统化思想成果与实践方案，直接推动了国共两党担纲且相互竞争的“建国大业”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宪制整合进程。风云变幻，今兮往兮，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当代两岸及未来中国无法回避和必须诉诸的最大共识与整合建构的历史基础。最后，作为一名青年宪法学者，请允许我对孙中山绵延150年的历史身影表示敬意，并以四句概括性评语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史家结论：他是理想的民主先行者；他是失败的党国规划者；他是古今中西的扳道工；他是第三共和的伏笔人。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孙中山和中国近代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2016年11月4日，北京）上主题发言记录的整理稿，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