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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的出现，对刑事司法机关权威的冲击是巨大的，会令普通民众对刑事司法系统产生质疑，就如空难一样，即便航空是最为安全的交通方式，但一次空难会令很多人产生恐惧，会担心那千分之一的可能性落在自己头上。对冤案的态度，和对待空难的态度一样，首先要分析冤案产生的原因，分析冤案发生的机制。可以说，当今任何类型的司法体制，都无法完全避免冤案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说，刑事司法体制也在因冤案而形成的舆论压力下匍匐前行。 不能否认，形成冤案的原因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有关。处于刑事司法系统中的工作人员，虽然经过较为全面的专业训练，但在发现、理解乃至认定事实方面，也会出现普通人容易出现的错误，如果缺乏科学合理的制约措施，案件处理结果发生错误就会发生。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演进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解决司法工作人员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问题。聂树斌、佘祥林、呼格吉勒图等案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法律规定的制约、纠偏机制失灵了，公安机关内部的制约、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制约、审判机关对公诉机关的制约、审判机关上下级的制约以及律师对司法活动的参与，都被虚置乃至异化了。当公检法机关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阵线一致、“同仇敌忾”，本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更加难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当这些不利因素大量叠加时，冤案发生也就难以避免。 对冤案发生机制检讨，也会发现审判机关职能的弱化问题。从这些冤案的处理过程中，审判机关中并非没有异议之声，但这些意见并没有被认真、及时听取。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主审法院对公众舆论的抗压性不强；二是，主审机关对当地政法机关的抗压能力很弱；三是，审判案件的合议庭对主管领导几乎没有抗压能力。可以设想，当主审法院及合议庭承受很大压力并没有基本的抗压能力时，其就很有可能屈从这种压力而不能坚持应有的专业标准，甚至歪曲事实、扭曲法律处理案件。要保证审判机关审理案件的专业性，就要提高审判机关的抗压水平，进而确保审判机关能够充分而主动地行使审判权。 冤案的发生，说明原审法院确实出了大错，既然有错就要纠正。无论“迟来的正义”是不是“正义”，纠正错误是否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刑事司法系统对待已经犯的错，应当主动纠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赵作海案被纠正后，河南高院院长、法官向赵作海道歉，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担当，是值得称赞的。当然，仅仅道歉是不够的，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是处理冤案后遗症应有的态度和做法，而不是简单地诿过于办案人。亡羊补牢，比指责谁弄坏了篱笆更重要。 对于冤案追责的问题，是处理冤案后遗症应予以审慎对待的问题。聂树斌案被纠正后，一些法律专业人士提出要追责，甚至提出一个很长的名单。客观地讲，名列其中的人的职务行为与这一冤案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不过，让他们都受到严厉的惩罚，却并不适当。我们必须看到，案发时法律制度及外部环境的客观现实。既然说当时刑事司法系统中存在明显的失灵现象，那么，让个人承担因失灵而造成的后果，其实也是不公平的。当然，对于已经发现存在冤案可能，却故意利用权力干扰纠正冤案的人，属于明显的滥用职权，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构建合理而有效的法律纠偏机制，是冤案发生后、痛定思痛的应有选择。如何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需要从制度、机制和规范各个层面予以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完善举措。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便使用DNA这一最为准确的法医鉴定技术，仍不可能避免错案的发生。这不是说，这类法医技术“失灵”，而是影响、干扰证据收集和事实认定的因素过于复杂，专业人士也难免受困于斯甚至做出错误判断。可以说，在相当长时间里，刑事司法系统都要面对“冤假错”问题，而应对之道，就是要综合且充分发挥刑事司法活动的积极因素，避免消极因素转化为现实。 简单地说，刑事司法系统运作依靠三类方面，即制度、人和物质资源。从制度上防止冤案发生，应重点保障办案机关独立依法办案，减少办案机关的外部压力，消除外部干扰；在人的方面，应强调办案人员、辅助人员的专业性，要尊重办案人员尤其是审判人员的专业判断，同时也要强调依法行使不同权能的机关的制约，进而避免某一环节办案人员的任意性；物质资源方面，应充分保障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技术供给，进而能够为准确认定事实提供足够的技术支持，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刑事技术应当不断更新换代。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冤案的发现和纠正有赖于新闻媒体和刑辩律师。应当说，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毫无疑问，新闻媒体和律师的作用是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发现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新闻媒体和包括律师在内法律工作者的职责。因此，对待来自刑事司法系统之外的批评声音，应当采取欢迎态度，对于他们提出的冤案线索，相关司法机关应积极看待，根据现有法律程序进行处理。在刑事正义方面，公安、司法机关与律师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冤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