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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运动伊始，清朝政府甚至连慈禧太后，也都表达了对海外华人苦难的同情，唯独直隶总督袁世凯，严禁天津商会参与抵制美货运动。设于天津法租界的《大公报》，不畏禁令，气得袁世凯下令天津邮局不得邮寄《大公报》，同时禁止民众购买报纸。 抵制美货面面观 各地群起响应，抵制美货运动迅速向全国扩展。“不用美货”对于普通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将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 当时在中国最为畅销、人们消费最为普遍的美货是面粉、洋油、洋布、纸烟、肥皂5种商品，其中机磨面粉是城镇居民日常主食，煤油是夜晚照明的燃料，洋布是人们衣物的普遍用料，纸烟已是城镇烟民的必需品，肥皂也是家居日用之物，这些涉及人们吃穿日用的生活物品皆以美货为佳，普及城乡。如无锡商民所言：“美货中如洋油、洋布、肥皂等均家常日用之物，即纸烟亦行销甚广。” 所谓“不用美货”，对于民众来说，自然会带来生活的不便；对于商家而言，即不订、不售美货，当然是断了财路，蒙受损失。参与“不用美货”活动的人，从商家店铺、贩夫走卒，遍及城镇一般市民、普通百姓。《南华早报》报道，广东抵制运动深入社会下层，甚至赌场的赌徒们也开始抽国产香烟，而非先前的美国香烟，摆渡的船夫也拒绝装有美货的箱子上船，一个理发匠也表示不给美国人理发。 时人强调“不用美货”是个人自由及自主权利，反映了个人权利与民权意识的觉醒。在上海一次1400人参加的大会上，教育家马相伯演说时就强调：“不用美货系我人自主之权，无论美人不能干预，政府亦不能禁止。”《外交报》社评指出：“乐用何国之品，乐定何国之货，此权操之商民，外人不能强，即政府亦不必助也。不再用美国之货，原为个人之自由，不能成为国际交涉。” 当清政府对民间抵制美货运动进行压制，甚至发出惩办威胁的情况下，民间舆论更是强调人民的自主权利，不惧政府威胁，甚至出现对抗政府压制民权的言论。一位淮安人士致信上海商务总会，指出：“美货之用不用，则人人自有之权，政府从何干涉？即使政府媚外，将约私行画押，而我全国同胞万不承认。订约自订约，禁货自禁货，俾海外各国知中国有无用之政府，而有有用之国民。”掷地有声的语言，体现出以民权对抗君权的勇气。 8月底，清廷颁发上谕，以“有碍邦交”等为由谕令商民“不应以禁用美货辄思抵制”，并以“从严查究”相威胁。《申报》连续发表两篇评论进行辩驳，指出：“此次抵制，举国一心，实为我国民能力膨胀之萌芽，中国转弱为强之大关键。”认为政府不予鼓励而反行压制，是“遏绝我国民能力发达之萌芽，摧坏其转弱为强之基础，是则可慨也”。 对于这场抵制运动对民权启蒙的意义，当时一份杂志评论：“今者，抵制禁约之潮流，风动商会矣，波及学界矣，由商埠而省会，内地而海外矣。‘拒美货’、‘拒美货’之声，且哗然于全国。一人唱而百人和，铜山崩而洛钟应。美哉！吾民气未有发达如是速者，吾民志未有坚忍如是久者。识者曰：此吾国民权实行之先声欤！”可谓对这场运动启蒙民权观念生动而真切的写照。 文明抵制：彼愈行野蛮，我则力求文明 “不用美货”是人们在自由交换的市场上，自主运用消费权和销售权，由民众自愿采取一致行动，以表达抵制诉求，这是一种和平的、非暴力的市场抵制方式。当时舆论突出强调其“文明方式”“和平抵制”，指出不会给外国以干涉借口，不会给清政府造成“对外交涉”问题。显然这是要与此前发生的义和团运动“野蛮排外”“暴力排外”而招致战争灾难相区别。 芜湖士商在集会演说中强调：“大家齐心，群谋抵制，商业中不购美国货。这样和平办法，不必与他争闹，不要用些野蛮，他自然也无法了。”有一个抵制团体名称就叫作“文明拒约社”，以强调其“文明”的特点。 《申报》评价最为深刻，“我国处今日之地位，应抵制外人事不可胜数也，昔也以不知文明之办法，故除野蛮之暴动外别无抵制之术也。今则民智日渐开，知权利之不可让人，侵侮之不甘顺受，而和平抵制一法，尤足折冲于尊俎之间，于是以美约一事先为之萌芽”。 当时言论在强调“文明抵制”的同时，指责美国禁约为“野蛮”。上海杂货各业举行千人大会时，拟定办法六条，其中一条即为：“此次各埠同胞相约不用美货者，以工禁之野蛮也，欲责人野蛮，必先自居文明，切勿轻举暴动，酿成意外之交涉。”京师五城学堂学生在致上海商会函中也说，美国苛待我华工，“彼愈行野蛮，我则力求文明，不涉国际，无碍政府”。 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1905年美方对华出口7.69千万海关两，次年暴跌为4.44千万海关两。美孚石油公司一家就损失1万桶石油，价值25000墨西哥元。营口的码头工人，则拒绝为美国公司卸货。 1905年9月，罗斯福总统的女儿爱丽丝与陆军部长塔夫脱访问广州，对中国人抵制美货的爱国热情，深受触动。在《寻求正义：1905-06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历史学家王冠华评价：“无论如何，民众抗议运动取得相当巨大的成就，美国的工商业遭受到实质性损失，罗斯福总统也下令要求更有礼貌地对待在美中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