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咬定青山不放松_中南河法制网-法学学习

陈远：咬定青山不放松陈远按：我大学读的是工科，进入史学一途，是因为有幸在大学期间遇到谢志浩先生，师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后忧生忧世，读史阅人，学术取径虽与谢师有所不同，然心意始终相通。前不久，谢师以我为主题在母校演讲，事后由师弟杨云龙、李云飞整理成文，读后感念不已，仿佛又回到读书时光。在此推出，与拍卖时光的朋友们分享。一诸位学友，拙作《那些有伤的读书人》、《梦里犹知身是客》出版后，一直在准备第三本——《温情与敬意》，这是暂定名，现在，整体格局构架，也都差不多了。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有一些整体倾向性的东西，作为一种风格，准备往哪个方面？是有着自身的惯性的。总体有一种倾向，由远及近，比方说，第三本，就有三位“七〇后”，李寒，这是石家庄的一位诗人，开着一家晴朗文艺书店；绿茶，这是当代中国读书界不能忽视的人物；今天准备聊一个，咱们河北科技大学走出来的文史学者——陈远。陈远1997年入学，2001年毕业。当时，已经有了文法学院，但，只是公共课，陈远毕业那年，文法学院才有了法律系。基础课和公共课的老师，无奈之中，把公共课的学友，当成自己的“基干民兵”。当时，我教《中国革命史》。当然最早叫《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时期，蛮有意思，为什么？可以讲点历史故事。《毛泽东思想概论》，就有点枯燥了，不能老讲故事，还有点理论。到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感觉回到历史了，但是，它叫——纲要，其实，主要不是历史，主要是意义，中流砥柱，主要是这个东西。2006年，改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那个时候，尽管，已经到了中文系，但，还在“双肩挑”，后来，发现没法教了，没法教了，请辞不教了，回到中文系，弄个犄角旮旯的课，《中国文明导论》、《西方文明导论》，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真有意思。我的主场，不是在中文系，中文系对我而言，只是歇一歇脚。因为，我开的是杂货铺，在法律系，新闻系，社会学系，都能歇脚，就法律系而言，《中国法政人素描》，已经成型，尚待出版；就新闻学而言，《跨过历史的三峡》，也已成型，只是出版有难度，还有七八十万字的时评；就社会学而言，开设《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对教育等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自觉。我愿意留在中文系，不是说，这里有多少人文情怀，而是，聊《百年中国历史人物》，比较搭。中文，历史，哲学和艺术，人文的东西，是一种无用之用，体现一种价值。法律、新闻、社会学，更多地体现有用之用。但，中文，历史，哲学和艺术，无用之用，有大用。陈远曾有一本书——《道器之辨》，君子不器，君子不应受到专业的限制，受到限制，那就离“道”很远了，老师鼓励学生，一定要立大“志”，成大“器”，再大的“器”，也是“器”啊！也许是年轻，也许是有学友缘，反正，课余时间，学友们一拨一拨的，来到“书菜楼”，问点问题，交流切磋。陈远就是在那个时候常常到我的“书菜楼”来。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了，师生关系越来越淡。有一个私见，中国教育要搞好，师生关系必须越来越浓，血浓于水。师生关系越来越淡，那就没有指望了。老师和工厂工人上下班没有区别，学校里面的车，直接就叫班车，什么意思？工人下班以后，对不起，不伺候，乘坐公交车走了。大学校园的生态，2006年以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有的老师，思来想去，怎么也不是灵魂的工程师，恍然大悟，自己与工人的境遇类似。工人受雇于厂长，老师受雇于校长，工人签劳动合同，老是也签劳动合同，工人坐班车，老师也坐班车，工人下了班以后，再让加班，除非厂子着火，或其它特殊情况，否则，对不起，加班可以，给几倍加班费，就这个。学校搬到新校区以后，花在学友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少，理由都是明摆着的——首先，“新校区”那么远，在路上的时间相当多；其次，GDP为导向的评价机制，日益凸显，越拧越紧。很多老师，来到新区，利用课间，奔机关楼，跑科研处。课题，基金，项目的申请，费时费力。时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每个人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时，既然，如此宝贵，好钢当然用在刀刃上了。既然“判作业”和“答疑”，耗时费力，不能量化，没有工作量，何必多此一举呢？时间有限，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何重何轻？不少老师的天平，就发生了倾斜，可怕的是，制度安排，还在想法设法，助长这种倾斜，改变了大学的生态，教书育人，让位给了可以量化的项目、课题。大学异化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里，申请课题，撰写论文，变成了“主业”，教书反倒变成了“副业”，有司眼中，课题项目是可以量化的，而教书，除了课时，其它都是不能量化的。在GDP主导之下，能够拉来课题和项目，学校匹配相应的奖励，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三五个项目之后，学友在老师心中的位置，慢慢就接近于零了。长此以往，教育的质量，能不下降吗？能不注水吗？下降和注水，那是再自然不过了，很正常的。1997——2001年，陈远读书时，GDP主导的评价机制，还没有在大学建立起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老师教书是主业，既没有项目，也没有课题，有一股子精气神，汗水流淌在教室，才情挥洒于讲台，不禁令人神往。那个时候，住在筒子楼，挣得也不多，生活的贫困，并没有令人丧气，大学校园里，多少还流淌着一些寂寞的自由，师生在一起，还有点儿，闲云野鹤的淡定和从容。陈远呢，去了后，赶上饭点，就一起吃，饭后不走，愿意听我聊一聊：谢老师，聊一段吧，聊一段儿吧！我就打开话匣子，就像“单田芳”似的，聊一段。聊什么呀，聊我待见的呀！蔡元培呀，是吧！季羡林呀，季羡林的同事——金克木呀，费孝通啊，梁思成呀，还有林徽因，徐志摩呀，金岳霖呀；史量才呀，张季鸾呀，张元济呀，王云五呀，邹韬奋呀，反正民国那拨人居多。聊多了，就起了个名——学术地图。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学术地图”两个人做，我开了个头，然后，陈远作为先锋，开路先锋。为什么？我的书——《那些有伤的读书人》，2012年出版时，陈远已经出版了《逝去的大学》、《斯人不在》、《逝者如斯未尝往》、《消逝的燕京》、《道器之辨》、《负伤的知识人》。“学术地图”这一概念，慢慢为学界所接受，陈远立了头功。这一点，在近期编校的两本小书——《初心集》和《叩问大学》，都没有聊尽兴。陈远曾经提出“老师即命运”的命题，在这里，我要说的是，“高徒出名师”。有一句话，薪火相传，薪尽火传，意思是说，真正出活的学生，是要传薪的。但，把师生关系，就变成“单向度”的了，在我心中，师生之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和陈远，一师一徒，是一个小小的学术工作坊。这个工作坊的目标，并不是形成一个“学派”，而是以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梳理百年中国的学术脉络，省思复杂生动的文化生态。陈远十六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少年老成，不到三十岁时，就已经是有影响的青年历史学者。陈远搞的是燕京大学的历史，搞的是燕京大学的校史。我要说，陈远现在是当代中国学术地图中，燕京大学校史研究这一方面的“第一把”——第一小提琴手，是否有夸大之嫌？当着陈远，我也这么说。因为，陈远慢慢的，就有了历史学的想象力，燕京大学，在陈远心中，复活了关键是，陈远已经发愿，用心体悟燕京大学。二中国近代大学有三种类型：一个是京师大学堂转化成的北大的这种类型，最高学府，就是官办的，如果是国家办的，叫国办，民国时期叫国立。如果是省里面办的，叫省办，也叫省立，就官方系统；二，私立学校，比方说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私立大学，不能获得官方的经费，只有向社会募捐；三，教会学校，这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传教权之后，才有的情形。中国的教会学校，绝对属于精英教育，一方面有欧美教会的背景，另一方面，学费昂贵。陈远研究的燕京大学，就是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燕京大学特殊在哪呢？他是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他在杭州出生，杭州话说得非常好，杭州话说的非常好，在杭州出生。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最后他在美国死了，死了以后，他生前的遗愿是葬在中国杭州，他把杭州真的当成了第一故乡，当成第一故乡，就这种情况。这是最近才实现的事儿，为什么最近才实现呢？因为毛主席为这个人，为燕京大学的校长写过一篇文章，那个时候这位校长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等于说国民政府，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大使。毛主席写了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别了，结果人家看了以后蔫不溜丢的就走了，别了就是滚蛋的意思。所以说1949年以后呢，把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当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文化侵略的产物，都给他铲除了。但是教会学校的校产怎么办呢？国立大学住进去就好了，官立大学住进去就好了。比方说现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以前在沙滩，五四大街，红楼，在那儿，他是鸠占鹊巢，鸠占鹊巢，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他办学那么多年，是不是为中国培养了很多的人才。燕京大学的一个讲师爱德加斯诺，在学生和宋庆龄的疏通之下，介绍到延安，采访了当时的毛润之，还有彭德怀、朱德他们这样的人，最后写了一本书，第一本海外人士，等于说为共产党点赞的，《红星照耀中国》。当时出版的时候，因为怕蒋介石他们犯忌讳，一听红星，他们心里面就心惊肉跳的，就改成《西行漫记》，就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师。最后这个爱德加斯诺，他的骨灰有一部分就葬在燕京大学的故地，就是现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的南边，就是博雅塔下面。再一个呢，北大图书馆的书多，除了国家图书馆之外就是他，就是北大。它是中国大陆第二大图书馆——北大。你就想想，北大底儿多厚啊，是这样子吧，就这个。再一个怎么样，北大为人所知，就是非常有名的，就是没名的这个湖——未名湖，这是文学家谢冰心谢婉莹，冰心老奶奶给起的名。因为他老头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教授，就教了费孝通他们，社会学家，这个样子。当时燕京大学，冰心在那儿，等于说校长办公室举行婚礼。当时教会学校，不要说教会学校，国立学校都属于精英学校，教会学校的人就更少。所以校长对哪个学友，所有人的名字，甚至包括小名，他都能够了如指掌，所有老师，什么时候生日，他都记得。老师过生日，校长会给你送个蛋糕，会给你送一束花。甚至有的老师结婚，像谢冰心，就是婉莹，谢婉莹，和吴文藻他俩结婚，也在校长办公室，就在临湖轩，就临着未名湖的这个轩，在西南边，就在这儿结婚。校长本身就是牧师，就给他们见证。不管贫穷和富有，是这样子吧，大家可以看这个，非常有意思。弄完了以后，两人结婚以后呢，校长说咱们的湖还没名儿呢。冰心说，我给你起一个。你不是文学家吗，起一个。未名湖。这不更没名了吗？有名——未名湖。是这么来的，这就是北大比较好玩儿的“一塔湖图”，一塌糊涂。北大以前的BBS就叫一塔湖图。塔，水楼子博雅塔，湖，未名湖，图，图书馆，是吧。上面是图书馆，这边是水楼子，这边是图书馆，这边是湖，一塔湖图，一塌糊涂。他的BBS叫一塌糊涂，其实北大人都知道是一塔湖图。这是人家原来燕京大学的，燕京大学的。你看把它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呢，大家伙就没法研究了，为什么？就骂他们呗！教会学校，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一句话就把教会学校的作用，是不是就都给定型了？是这样子吧？其实不是，为什么？教会学校走出了姐儿俩，其中有一个妹妹叫龚澎，他老头是新中国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他本身就是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当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新闻司第一任司长，女司长龚澎。而且和他姐姐龚普生，两个都是外交姊妹花，都是在燕京大学。还有咱们一个河北人，黄华，后来当了外交部长，也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咱们新中国给英国进行谈判，末代港督彭定康进行谈判的，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以前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他们哥五个，每个人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大家想想，这哥五个，是不是个顶个儿？。燕京大学毕业的这些老头，他们人还在，人还在呢，那心也就还在，是吧。为什么？他们老想着念叨念叨他们当时受教育的时候，那些校长那些老师，那些人那些事儿。为什么？你看，说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我们这些人都蛮有民族意识，而且怎么样，1935年12·9的时候，燕京大学出产了很多的学生领袖，而且怎么样，作为游行的最主要的学校之一。你看说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怎么人家这个学校还上街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呢？人家这不就是，这些学友有民族意识吗，是吧？甚至怎么样，甚至好几个人，像黄华，那直接在，直接在原来的延安翻译处，干嘛呀？直接在原来延安的翻译处，直接成为毛泽东的翻译，这都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以后的外交部部长。大家可以看，培养的都是这些人。而且最后，等于燕京大学赶上一个小尾巴的那个周南，最后还是终结英国在香港统治的这么一个，我们的一个谈判第一高手，新华社社长。以新华社香港社长的身份，给末代港督进行谈判。所以这些老头吧，就老念叨，就是编燕京大学校史资料，冰心也写，然后怎么样，有一个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也是理科的院士，也写，周南她们也回忆，回忆当时的老师有的老师是美国人，有的是传教士，有的不是美国人。有的音乐呀，体育呀，美术老师呀，都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别看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这些老师怎么样，对孩子们特别好，全身心的投入，然后怎么样，大家伙儿一块儿把这个教会学校办得非常有光彩，燕京大学成为教会学校当中特别有光彩的一个，可以说最有光彩。为什么？这个学校的校长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了，大家想想，这个学校是不是挺有意思的？特别有意思，就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些老头就等着，这谁把我们燕京大学的这些事儿鼓捣鼓捣？等着等着，老等也等不来，最后怎么样，等到咱们河北科技大学的陈远，等到陈远了，等到陈远了。陈远正好出生于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代。2013年，陈远创办搜狐历史频道，我写了一篇——《百年中国，薪火六代》，以为祝贺，这篇小稿，收入《梦里犹知身是客》一书。这篇小稿，对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六代，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学术地图的每一代，大体相差二十年。1950年左右出生的，属于学术地图的第五代，也就是陈远所说的“学术中坚”。第六代，大体在1970年左右出生，2004年，陈远在《新京报》进行“学术中坚”的访谈，十三年过去，1970年年代出生的，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学术中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因为搞学术地图，我就特别注意，1977年1978年，第四代学人，苦其心志，恢复高考后，喷涌而出，这是中国学术的一大转折，历史迎来了新时期，一代新人，踏着时代的鼓点，呱呱落地，陈远就是新时代的一分子。第六代学人，1970年出生，大体上，1992年，“小平南巡”，大学毕业；1978年出生，大体上，2000年，大学毕业。陈远这一代人，是市场经济的信奉者，有眼光，懂经营，是这一代的特点，因为，他们正好赶上了市场经济的大潮，惊涛拍岸，我比陈远大一轮，1989年大学毕业，尽管，经历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但，思想观念里，商品经济的洗礼，还是不够多，不妨说，1992年市场大潮兴起之前的大学毕业生，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顾准先生所言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诗歌到散文，在陈远这一代“七〇后”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系。陈远这一代人，浸淫市场经济，就会讲究自治，富于冒险精神。如果，不够惬意，不够尽兴，那么，即使是“体制”抛来橄榄枝，也不会委屈了自己。第六代学人，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具有互联网思维。互联网的应用，乃世界文明史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再怎么高度估价互联网的巨大作用，都不为过。我本人，属于互联网史前时期的人，陈远，则属于互联网时期的人，陈远读大学时，赶上网络的兴起，所以，具有互联网思维，搞东西比较快，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写作。互联网时代，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实，不仅仅是生活方式，关键是Idea，关键是“观念”，“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至于，深刻影响了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样是这个世界，陈远眼中的世界和我眼中的世界，就变了，不一样了。陈远能理解我这一代的心思，但，陈远的心思，我有些能理解，有些则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时代的进步使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时代的变化，时代的进步，这是挺有意思的。2003年，陈远到了北京之后，在《中国产经新闻》干了一段，经营出现了问题，不给作者稿费，这让具有报人风范的陈远，心里不好受：这怎么跟师友交代？然后，陈远就请辞了，回家呆了一段儿。三那一段时间，陈远回首职业生涯，沉淀沉淀，就是说，养精蓄锐。再一个，布局谋篇，如果有机会，可能的突破，放在哪里？陈远有一个可别可贵之处，每逢大事有静气。胸有激雷，面如平湖，可拜上将军。这个时候，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北京报界，平添了一股生力军，程益中先生在《新京报》成立大会上的演讲，已经成为一种典范，激励着《新京报》人，披荆斩棘，攻城略地。陈远惊喜地发现，《新京报》的理念与自己契合。陈远在《读书时报》、《中国产经新闻》期间，积累了相当的人脉，《新京报》从一开始，具有深刻的自觉，录用人才，不拘一格，在朋友的推荐下，跟《新京报》的副总编见面了。然后，水到渠成的就进了新京报。《新京报》时期，陈远的才情，喷涌而出。陈远的格调，在“新闻”采访中，喜爱了解“旧闻”，与其说陈远是“新闻记者”，倒不如说是“旧闻记者”，这在“新闻记者”中，特立独行。因为，陈远对“旧人旧事”，有一种同情的了解与温情的敬意。陈远以一个“报人”的身份，做的是“学人”的工作，这样，陈远由“报人”而“学人”。在不少人眼中，这是一种“跨界”，但，对陈远而言，水到渠成。陈远同时做好几个系列，其中有一个系列，名人之后系列。就是怎么样，采访梁漱溟，冯友兰，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的后代。还有一个的话呢，陈远想到了燕大，以后还要聊这个事，可不是来到北京之后，陈远突发奇想。陈远在河北科技大学读书期间，受到令博书店老板——王长生的启发，就萌生了为燕京大学写校史的想法，陈远告诉我这个想法时，我心里是没底的：这是一所教会学校，陈远的英语，又是短板，我觉得，这是摆在陈远面前一个巨大的障碍，难以跨越。第二个障碍，教会学校在1949年之后，就被定义成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抗战胜利后，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见证了国共内战，1949年8月18日毛润之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使得燕京大学校友内心深处，更多了一层纠结。面对历史，燕京大学校友，心有千千结。燕京大学的不幸在于，这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大学，别看1951年就被终结了，但是，燕京大学，依然活在政治关切之中，可以说，燕京大学在中国所有教会学校中，属于典型的“疑难杂症”，这一切，使得燕京大学校友，变得脆弱敏感，不愿去碰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也就是说，燕京大学校友，得了“文化失语症”。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燕京大学的那些校友，陈远见到时，往往都是七八十了。陈远最初找这些文化老头的时候，初心很好，梳理历史，还原真相，但是，谈何容易。一个小年轻，一个新创刊的报纸记者，一个籍籍无名的新闻记者，要聊燕京大学的校友，文化老头，文化老太太，往往多用警惕的眼睛，打量着陈远：这是何方神圣！聊燕京大学的校史，这个小年轻，有学术储备吗？想怎么写？还是《别了，司徒雷登》那种格局，还是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一切都是未知数啊！我觉得，陈远是从一位老乡那里，打开局面。北大城市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有个院士，搞北京历史地图集，整天读北京的历史上那些地方志，整天读中国历史古籍，但是，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在那儿跟着他上了学以后，毕业后，就是北大的理学博士。那老头——已经去世了，102岁高龄去世的——侯仁之先生。陈远来到燕南园，见过侯仁之先生，侯先生听说陈远来自衡水，很高兴，原来是小老乡。侯仁之先生，1911年出生于枣强，陈远，1978年生于武强，这都是衡水老乡啊！陈远这么一说，老爷子，能不高兴啊：小老乡，小老乡。而且怎么样，陈远这位小老乡，还特别愿意听燕京旧事儿。侯仁之先生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的第三代学人中，比较晚熟的，是一位老燕京，机缘巧合，自从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学系，除了中间三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几乎没有离开过燕园。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原本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话，用在侯仁之先生身上，也非常恰如其分。燕园的一草一木，在侯仁之先生心中，都有着生动丰富的历史韵味，侯仁之先生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属于燕京大学有地位的，在那儿读了书以后，本科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易代之际，1951年，教会学校取消，北京大学鸠占鹊巢，从沙滩红楼迁移到城外的燕园。幸运的是，侯仁之，从燕京大学分配到北大，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未名湖还在，博雅塔依旧，只不过，物是人非，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人生有一大是因缘，侯仁之与燕园有着殊胜因缘，一辈子，基本上战斗在燕京大学。为什么一辈子战斗在燕京大学？因为，同样一个侯仁之，以前在燕京大学，建国以后在北大，北大是不是占了燕京大学的地儿了吗？侯先生一直在这里，绝对属于老燕京，一直在这，住在燕南园，北大百年大讲堂后边。老爷子听说陈远要写燕京，一生都为这一天，喜欢的不得了，拄着拐棍，领着陈远，颤颤巍巍，围着未名湖，转了好几圈。“老燕京”带着“小燕京”，走入历史的深处，穿越到了难忘的岁月，这是在传薪啊！陈远跨过了重重障碍，与燕京大学的“活词典”，“活化石”，心意相通，找到了最合适的切入点。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神游冥想，方能获得真历史。陈远算是找对人了，侯仁之先生作为老燕京人，又是历史地理学名家，最了解这里的一草一木了。侯仁之先生有一本《燕园史话》，燕园几百年的历史云烟，如数家珍，没有比他更了解燕园的了。侯仁之先生啊，领着陈远转好几圈，然后，陈远就由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陈远“小燕京”的身份，也只有由侯仁之先生这个辈分的“老燕京”认定，最有效力。陈远信奉什么呀，纸上得来终觉浅，既然历史的参与者是活生生的人，为什么不从每一个具体的人，寻找历史的印痕和年轮呢？表面上，陈远的工作，与口述史无异，其实不然。陈远有一种信念，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一部历史，无数当事人的拼接、叠加、印证、矛盾、冲突，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实际上，陈远就想通过这些老爷子，读一本大书——无字之书，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陈远为什么有见识，得益于转益多师，从每一位与之有深度接触的文化老人那里，获取历史的方位感。钱穆先生的这个徒弟，高徒，余英时先生，华裔学者，2006年获得克鲁格奖。地位那么高的余英时先生，对陈远的学术发展非常提携，为什么？因为与燕京大学有渊源。燕京大学的研究，将陈远带入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有搞历史的，有搞地理的，有搞政治的，各个方面。陈远就听燕京校友聊旧事儿，聊完事儿以后整理成一篇文章，后来有一个口述，老燕京的口述——《消逝的燕京》，就是已经消逝的燕京大学，这个就非常好。现在怎么样？2013年出版《燕京大学：1919—1952》，这是燕京大学的校史，余英时先生给陈远的一个手书，作为代序，章诒和题写书名。陈远还做别的方面，哪个方面啊？“学术中坚”，“学术中坚”，是我起的头，指的是195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学者，就是学术地图上的第五代。2001年，陈远毕业时，给他开了一个100个人的名单，还起了一个名字——学术地图，回头有机缘，见一见，聊一聊。没想到，陈远特别用心，带着这个名单就到北京去了，然后，按图索骥，去找这些人。找这些人花的工夫，花的那个心血，碰的那个壁，陈远，都没有跟我说起过。从石家庄来到北京。现在《新京报》，如雷贯耳，2004年初，《新京报》创刊才一个多月，没有名望，正在创牌子。当时，我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新京报》在校园里免费派送，在北大附近的报亭里，每一份《新京报》，送一瓶北京郊县生产的汽水。陈远来到《新京报》，和《新京报》一起成长，创业艰难百战多。眼见着设想的几个系列，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陈远是开心的，这里，既有事业上互相砥砺的朋友，潘采夫，绿茶，也有开明的领导，还有《逝去的大学》、《斯人不在》、《逝者如斯未尝往》、《消逝的燕京》，不断问世。直到2008年他离开新京报。这之后，陈远在《中国周刊》干过不短的一段时间，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陈远寻找突破，思索琢磨《燕京大学：1919——1952》。写完这本书之后，陈远将目光瞄准了互联网，2013年，陈远受邀进入搜狐，创建搜狐历史频道，担任搜狐历史频道的主编，但搜狐历史频道，也不符合他的理想，后来，又离开了搜狐历史频道。陈远早在大学读书期间，就接触了互联网，还曾经创办过“边缘网站”，按理说，对互联网的脾气秉性，不会有更多的不适感。但是陈远有自己的想法，离开搜狐，他创办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历史百人会，当时，两岸三地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几乎全部聚集于此。可是，就是因为影响太大，结果，不让办了，到底是谁不让办的，现在也不知道。陈远没办法，就去了罗辑思维，老罗，罗振宇，听说了陈远的经历，一见面就说：你缺个合伙人。陈远在那里待了大概两年，觉得也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就又离开了。离开之后，陈远对于曾经在公众号的折戟沉沙不甘心，就又创办了“拍卖时光”。这一次，陈远的思路又变了，打算以学人书画为主，以历史为大本营，搞了个拍卖时光小店，专门经营学人书画，上线三个多月，竟然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可难度也很大。虽然陈远有人脉，可有很多学者，很多教授，写字写得非常不错，但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字拿到市场去卖，陈远大惑不解。很多所谓的书画家，特令玩这个，一尺多少钱，入书法家协会，书法照样有一个江湖，而且，这里面的水，深不可测。依我看，应该建立专门的书法政治学，或者政治书法学科目了，梳理当代中国政治与书法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但是学者吧，往往是，朋友、师友，有情分在，写点字，往往也想不到卖。陈远觉得，真有意思：学者出书，版税低了，不高兴，觉得对他本人不尊重。实际上，很多书不怎么挣钱，特别是纯学术著作，没有社会科学基金，往往很难出版，有时候，还要搭着钱，研究甲骨文的，那就更亏了，很多东西不能排版，还得手写，纸还得特别好，成本能降下来吗？那必须国家重特大出版基金，给以资助出版。很多学者，特别是搞甲骨文的，那个字，那书法，可不是一般的好，对中国字体变迁最熟悉的，就是搞甲骨文的了，从现代一直追到甲骨文，没有比搞甲骨文的更熟悉了，所以，每一个甲骨文学者，都是当然的大书法家，这些老先生，有偏见，可不能成为书画家，可不能卖字，有辱学术尊严。北京师范大学的启功先生，不能把启功看成书法家，他说不能把我看成书法家，我是研究中国汉语言文化现象的，怎么仅仅把我看成书法家呢？事实上，启功不仅是书法家，而且，著名书法家，在书画界，热销很长时间了。很多人，书画家，把自己看成写字的，就是所谓的字匠，鄙俗不堪。他们整体什么风格？书画家写字，爱写什么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种字，这都是书画家爱写的，俗不可耐，其俗在骨，骨子里边就特别俗，就这种情况。正儿八经的大学者，有的是自己弄个联，有的是引用老辈的联，从来不写这些字，但是，往往把写字作为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不指望着这些字挣钱。我当时脱口而出：陈远，这应该是第一个吧？后来，有人帮他一查，“拍卖时光”居然是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个学者书画平台。这些学人吧，不愿意跟那些特别俗的、其俗在骨的书法家玩。陈远说，“书”也是卖，“字”也是卖，学者既可以卖书，也可以卖字呀！陈远的“拍卖时光”，包括字画，挺有意思的。 2017年2月15日，元宵节之后，互相加上微信之后，陈远跟我说：谢老师，我建了一个平台——拍卖时光，现在卖字了。啊？陈远老是让我赶不上，老是让我吃惊，怎么又卖字了？他从石家庄到北京，我挺吃惊，长安居大不易。北京那么多高人，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那么多新闻种子选手。陈远在河北科技大学，办过《书生意气》，参加过校报记者团，就出发了，这行啊？没想到，陈远到了《新京报》，定位定的特别准，很快就打开局面了，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从“报人”到“学人”的蜕变；2007年开春，金鸡报晓，陈远开始了由“写书”到“写字”的蜕变。陈远在大学读书期间，如何实现由工科到文史的蜕变，正是下面要聊的。四我就说，有几个没想到，在朋友圈里面推送：第一，由工科而文史，我没想到，陈远弄文史，写文史方面的文章，就是写着玩，就是涵养身心。就说怎么样，觉得做实验有点苦，有点累，写文史文章抒抒情，松弛一下，接着怎么样，喘口气，然后在校园里边转两圈，写完文章以后，接着到实验室去，我以为是这样。结果，陈远说：谢老师，打死我，也不到化工厂。有人说，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排异机制”，意思是说，不管是坐机关，还是当老师，有底线，讲规距，有可能非常边缘化。没有底线，不讲规矩，有可能怎么样，锦衣玉食。大家看是不？这叫什么，这叫劣币驱逐良币，这叫李逵怕李鬼。抖落抖落，注水很严重。但是，有著作，有论文，有科研，有学生，有实验室，给人感觉，这拨人很成功。人类学家潘年英说，有些人不配称为教授，称为什么啊，称为成功人士，比较合适。如果学校里边，充斥着成功人士，那么，和学校的教育目标，可以说，就差的太远了，属于方向性的错误。挺有意思的，有时间，有心境，陈远就写点字，这两天给蒋彦永先生写了一联。蒋彦永是解放军总医院，把SARS信息披露的大医生，信息披露了以后，SARS处理相对比较及时，这样治理SARS才走向了一条正确的路。如果蒋彦永医生不披露，没有勇敢的发声，不知道有多少冤死鬼呢，包括医生，包括护士。为什么？有司总想悄无声息地做。其实做不了，做不了，又想保密，后果可想而知。信息披露之后，同舟共济，集体攻关，大家看是不？在瘟疫面前，这时候还玩大尾巴狼，就没有机会了。欧洲黑死病，主教都知道怎么解决——隔离啊，隔离啊！陈远在咱们学校的时候，这个人就比较“个”。为啥这个人比较“个”啊？他觉得学校的社团，没有自己的空间，与三五好友，创办了一个新颖的社团——个社。不像有的学友，大一的时候特别忙活，军训完了以后，这个社团那个社团，有的学校，社团招纳新生日，还搞“百团大战”，到处都是小桌子。笔试，面试，弄的还挺神，不少学友被刷下。哎呀，真悲催，好歹有个社团，留着这个学友呀，都被刷下，弄得学友，心里边有很深的阴影。在我看来，长此以往，社团要是这么玩，就别玩了。哪所大学的校长，宣扬自己的学校，高声大嗓——国际化，其实，充斥的都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如果是古代的书院，没有什么不好，但，充斥的是鄙俗、浅陋的中国特色，这就匪夷所思了。为什么？人家哪国大学社团这么玩啊，社团就是大PARTY，愿意玩不？走，来一块玩。大PARTY，玩着玩。再一个，学生会，学生会，顾名思义，这所大学的学生，都是这个学校学生会的当然成员。我是学生呗？是。大学为谁而起？为学生。学生会，就所有学生都是学生会的成员。欧洲大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来源于教会，一个来源于行会。来源于教会，多是先生会，来源于行会，多是学生会。看看人家那学生会，再看看咱们的学生会，是不是领导机关啊？这就是中国特色，看到大学，UNIVERSITY，如何中国化的不？就看如何中国化？是这样的吧！人家大学，所有学生都是学生会的，咱们怎么样，学生会都是“领导干部”，人家大学里，爱玩哪个社团玩哪个社团，咱们大学，好家伙，又得笔试又得面试，好家伙，差多少啊？差老鼻子了。看起来像UNIVERSITY，实际上，怎么样，连中学小学都算不上。为什么？没有自由，大学没有自由，你连加入社团的自由都没有，都被刷下来，有什么资格刷其他学友啊？我以前也说过，这不对。应该有一部分学友觉醒了，明白了吧，就是怎么样：咱们就是看这个学友对社团的认识，认识深刻，挺有热情，OK，来吧，一块玩，这多好。学友来桌子面前，是给你面子，你还怎么样，好家伙，又笔试又面试，让人一边去，一脚把人踢开，这是干嘛呀，先跟人家来一个下马威！陈远连社团玩都不玩，结果怎么样？自己搞个社团，这个社团名字就很特别，为什么？叫“个社”，就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中校区的时候，“社联”居然也不管这个社团，咱们学校曾经有过自由，就陈远的“个社”，特别有意思。好玩不？自己玩个社，为什么，讲究“个性”的同学，就加入——“个社”。听说过这种社团吗？看“个”不“个”，没有最“个”只有更“个”。怎么面试啊，比“个”，看谁比谁“个”，不好看出来。有的时候，好几个小时不说话，怎么看出来呀，是这样子吧，就不相信“个”不过你，这怎么看出来，这不好看出来。就怎么样，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陈远在学校里边干的几件事特别逗，一般学友恐怕怎么样，做梦也想不到。第一，怎么样，我就玩社团，这个社团还是校级的。为什么？陈远就说了，校级的，也可能是省级的，就看心情了。为什么？河北科技大学是不是省属学校，那社团就是省级的。看到陈远办社团，想起了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往事。我在人民大学，不加入社团，没想到，有个历史系的社团——古今学社，聘请我当顾问，谁这么牛叉，上大学的时候，担任社团顾问，谢学友呀！在人生可以写一笔，让我当顾问，得请我，不用八抬大轿，到宿舍好几趟：谢大哥，出山呗？谢学友居然有这个时候，不信你问，这个人现在网上活得还挺好，现在是个出版家，有大出版家的气质，姓尚，尚红科，汉唐阳光的董事长。汉唐阳光，大家可以看一看，就爱出李零和张鸣的书。出版这件事，对尚红科而言，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小梦想。他的梦想大了，为什么？他弄古今学社，历史系弄古今学社，没想到怎么样，他应该请现在还健在的九十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先生，担任顾问啊，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老先生啊，白眉大侠，眉早就白了，眉也特别粗。结果怎么样，让谢志浩，中共党史系的谢志浩，到历史系当顾问，大学四年，什么都没当过，但是，当历史系古今学社的顾问，太有光彩了，与有荣焉！古今学社办了一次活动，可以说，不仅空前，现在看起来，我也可以下这个断论，1989年毕业，到现在将近三十年，目前来说，也是绝后的，还没有见着。为什么？出个题目，关于民主与权威，找一拨学者，到人民大学进行辩论。请人民大学一个副校长——谢韬先生，一个人当评委，白胡子老头。这边四个学者，那边四个学者，一边是民主派，一边是权威派，进行巅峰对决。大家见过这种阵势？现在咱们辩论赛，是不是找报社的找电台的当评委，看着学生辩论，在那里念稿子，有何意思？咱们怎么样，咱们找老师，让老师辩论。好玩不？好玩不？是这样的吧，现在想都不敢想。但是怎么样，谢学友和我的好哥们小尚，尚红科，在人民大学八百人大讲堂，就实施了。最后，怎么样，盛况空前。窗台上都是人，那窗台特别高，窗台上都是人，站好几位。连讲台上——讲台也特别高，因为平常演电影演戏，也特别高——有好多位，只要不碍那些辩论学者的事，就没事。讲台上，过道上，那家伙，乌央央，那更满了，窗台上都那么多人，过道早都满了。一个社科院博士生，现在是北大退休教授，搞经济史的，萧国亮先生，在后台外面的窗户大喊：我是萧国亮，坚决要求进来！我从后台的窗户把他拉上来的，后来，在网上，联系上了。萧国亮说，哎呀，你这么一写，我想起来了，我没忘记，你把我拉上来的。我问：怎么回事。萧国亮说：“我是博士生，评判委员会主席，谢老爷子，谢韬的学生”。“好，上来吧”。就这个，特别有意思。现在，萧国亮在北大退休好多年了。这场辩论，当时录了音了，小尚把录音给我了，但是，没来得及整理，就是那种大砖头似的那种，现在，录音不知所终。如果有录音的话，就特别珍贵，为什么？因为有的学者，已经去世了，既带有纪念意义，同时也具有历史价值。在大学期间，一定要敢想敢干，干出几件特别有光彩，特别有滋有味的事。第一个，陈远这个“个社”，然后，第二个，编刊物——《书生意气》。编了刊物以后，最有意思，还推销。那时候，咱们中校区，青园街有个书店——嘟嘟知识书店。别看书店不起眼，嘟嘟知识书店老板的哥哥，生前是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界地标式的人物——邓正来先生，不得了的。陈远找到嘟嘟书店老板——邓正坦，帮着代售。老板心想，这能卖出去啊，搁上点吧，搁几本。那时，我上选修课，带着《书生意气》，到处卖。有的学友，还以为，谢老师卖了以后，有提成呢？明白了吧！上选修课，销售书刊，这属于严重的教学事故，我才不管那个呢，为什么？学友的事，就要支持一把。《书生意气》出了有四期，有社评，有小说，有诗歌，有散文，有读书札记，还弄的挺有意思。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学校园刊物史上，理应留下一笔。陈远具有“报人”的风度，向我约稿，特别有意思。办学生刊物，除了需要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现今有些学友，办刊物，等靠要，老指望着学院或者学校支持。当然，学院给经济上的支持，总比不给支持要好。但，学院不给，有些社团，就没有了主动精神，说到底，还是没有办事情的气魄。陈远怎么样，搞赞助，也不是眼睛向外，视野在周围延展，看看哪位学友能从经济上给以支持，有点众筹的意思了。每期《书生意气》的扉页，都会写下，感谢某某同学友情支持，可能是五十，也可能是一百，那时候，就非常可贵了。学院老师提供电脑，学友义务录入，陈远联系印刷厂，跟印刷厂老总，还得谈判，怎么把成本降下来，老板多少有所体恤，学生出刊物，不容易。我手头还有几本，这个非常珍贵。这是怎么样，这是河北科技大学校园文化史上，特别珍贵，特别好玩的一朵奇葩。陈远不满足于这些，以“个社”、《书生意气》为依托，陈远自己还要搞讲座，大学生搞讲座，不是拉别人讲，而是自己讲，他自己要上台给大家讲讲。这是非常好玩的事。为什么？大学生搞讲座，陈远是比较好玩的一个。陈远一讲，有点没底，怕镇不住，万一有的学友给他提比较刁钻的问题呢！就希望有人镇场。这时候，怎么样，火速赶紧找谢老师，但是，谢老师没电话，怎么联系？结果怎么样？就派一个“使者”，或者叫“通讯员”，“机要员”，骑着自行车，火速赶往青园小区，科大宿舍找我。结果，还真碰着我了，然后，就和信使一起去了。去了以后呢，讲的也差不多了。陈远见到谢老师来了，心里更有底了。那是九九年的事了，我已经分到了青园小区，河北科技大学宿舍——科大新南院，分到那儿了。现在，陈远在网上自称“拍卖时光”的“店小二”。其实，渊源有自。陈远在大学期间，其实，已经当起了“店小二”。陈远开设书店，创办个社，主持《书生意气》。大家想想，这人是不是有点神？是不是神人？真有意思。什么官也不当，但是，怎么样，该展开的其实都展开了。为什么？弄个书店当“店小二”，不仅知道什么书好卖，而且，建构了独特的人文谱系。孙殿起先生，在大藏书家伦明先生的鼎力支持下，经营一家古籍书店——“通学斋”，也是“店小二”，但，《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上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书目答问》，一代文献的宝贵记录。孙殿起来自衡水冀县，陈远来自衡水武强。陈远从《书生意气》到《读书时报》，再到《中国产经新闻》，最后到《新京报》，这条脉络是很清晰的，有迹可寻。陈远以“报人”知名，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陈远的志向，绝不仅仅以“报人”为限。单以“报人”来说，大家重视的，也多是《新京报》时期。不是说重视陈远的《新京报》时期，不对，而是说，仅仅重视陈远的《新京报》时期，在我看来，就不够全面了，如果那样，就仅能看到一个“光鲜”的陈远，而不是一个“鲜活”的陈远了。《书生意气》、《读书时报》、《中国产经新闻》、《新京报》，这都是完整的陈远的“报人”生涯。《新京报》陈远的访谈和采写，其实，在《书生意气》时期，有着深刻的自觉。遍访中国学术地图上的出活学者，为燕京大学写一本校史，这都是陈远跟我聊天时，说过的话。可以说，陈远的寄予和心迹，我是最早听到的。当我看到《书生意气》时，真是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用“小荷才露尖尖角”形容，就大大低估了陈远的工作。师徒一起梳理过《大公报》报史，所以，陈远有着“报人”的深刻自觉。我想，有一天，能够自由办报，陈远必然是集张季鸾、胡政之于一身的人物。实践出真知。陈远开办书店，陈远创设《书生意气》，包括弄个社，陈远都是“真刀真枪”。非要说陈远有什么思想渊源，那么，不妨说，这是继承了明末清初“颜李学派”的“实学”精神。丁东先生说陈远不是“学院派”，我们知道，这是丁东先生厚德载物，爱护陈远。在席明纳，我曾说过，陈远何止读了二十个博士呢？远远不止。陈远转益多师，做深度访谈的老辈，何止百位，每一次访谈，都是一个别有意味的倾听者。陈远的可贵之处，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用老辈的说法，互相印证，环环相扣，回环往复，不经意间，走入了历史的深处。陈远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态度的青年历史学人，这是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依照社会学界的一句说法，陈远具有了丰富的历史学的想象力。作为《书生意气》的主持，陈远明了文章怎么写，有趣，好读，大家喜闻乐见。办“个社”，然后，陈远知道，怎么进行组织，谁干什么谁干什么。主持《书生意气》，方方面面，包括印刷厂，怎么谈，陈远懂得经营。为什么？他懂得与人接触，陈远总能从接触的人当中，学到很多东西。中校区南门，不是槐北路嘛，槐北路小吃一条街，是吧，那个地有很多小吃。小吃一条街，铁路三十三宿，大概，2017年开春，准备动迁，才围挡起来。小吃一条街，就成为过往云烟了。往回倒二十年，1997年，只有一家书店——令博书店。“店小二”瘦骨嶙峋，我和陈远，一来二去，与这家书店，缘分颇深。 “店小二”叫王长生，就住在这里。每次去店里，“店小二”从不把我当外人，坐下来聊天，经常小酌，有时还喊媳妇儿添个菜。原来，老板的儿子叫令博，以儿子来命名的书店。书店的老板是一家木器厂的员工，利用在全国各地出差的机会，淘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民国私立教育的史料，相当丰富。书店老板自学成才，嗜书如命，业余研究中国私立学校史。那时，我已经对民国教育，特别是蔡元培先生，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对民国教育，其实，所知甚少。这个令博书店的老板——王长生，怎么样，对中国私立教育，搞得就相当好了。河北师范学院，有一个教育史研究的刊物，王长生在那个刊物上发表过私立教育经费来源方面的文章。大家看，民间是不是有高人？令博书店的“店小二”，是一位细心之人，每本书上，都留有他的笔迹，字也特别飘逸，如行云流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多少钱买了这本书，聚书不易，散书更难，聚散两依依。把自己千辛万苦淘来的书，都要卖出去，“店小二”心里，能好受吗！陈远跟店老板聊，最后他学到了不少活知识。善于倾听，转益多师，活学活用，这是陈远最大的长处。在河北科技大学读书期间，陈远至少有三位“师傅”，陈远文章越写越好，这与陈远的阅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校报记者团，负责校报的高老师，对陈远耳提面命；陈远搞私立教育，实际上怎么样，我对他的帮助，最多就是提供了一点关于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资料。陈远在私立教育，特别是私立大学，具体来说，就是燕京大学的研究，饮水思源，主要是通过令博书店的“店小二”——王长生；我给陈远开了一张学术地图，陈远很用心，按图索骥，进行踏实的访谈，这就有了学术中坚的采写。后来陈远写过，石家庄不能忘记的三个人。但是，他首先写的我，他叫——《石家庄的亮色》，后来，收入一本书中时，改称《吾师谢志浩》。有一句话——“名师”出“高徒”。我在想，其实，学友有了出息，别人总会好奇，师傅是谁呀？陈远很努力，毕业后，时间不长，就崭露头角，陈远心里有我这个师傅，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写出了《吾师谢志浩》。我心里清楚，陈远，其实是转益多师。不过，内心很是欣慰，陈远这个高徒，让我有了名望，也就是说，“高徒”成就了“名师”，所以，那句古语，在我看来，应该改成“高徒”出“名师”。写了《石家庄的亮色》之后，陈远觉得应该更加客观公正，后来，写了仨，我是一个，还有一个中文系的同事，当时校报的老师，高老师，另外一个，就是令博书店的“店小二”——王长生。王长生搞私立教育，陈远就民国私立大学，可没少向“店小二”请教，王长生也是把个中甘苦，全盘托出。王长生听说陈远是学化工的，就问化工方面的事儿，陈远也不是那么懂，王长生就说，下回来，跟我说明白了。一个礼拜以后，陈远再到他店里去，解释不出来上回那个问题，王长生就急了：你是学化工的，问你这事，怎么给我解释不出来？令博书店的“店小二”，本来是木器厂的一个员工，但，收集史料，业余钻研私立教育史，在学习上，求知若渴的那种精神，令人叹服！“问题是化工方面的，你又是学化工的，就应该给我解释出来。解释不出来，找你们宿舍，找你们班，找能解释出来的，学习好的，给我解释，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人家学习这种精神，可窥一斑！毛润之不是说过吗：怕就怕认真二字。大家注意，在学校里边，这么珍贵的机会，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没有学习精神。为什么？因为，脑瓜里一塌糊涂。为什么？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意识。比方，老师说：学友们，咱们问点问题。有一部分学友，种子选手，就特别想问，渴望着问。有的人，怎么样，让他问问题，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老师什么时候考试呀？什么形式呀？出哪些题呢？什么时候划重点啊，重点少划点行呗？让我少背点，就是这个。悲哀，真是十足的悲哀，这么大了，在心理和思想上，为什么还是巨婴呢？我说，当然可以了，在中文系上课，怎么样，愿意让咱们学友出卷子，给我出张卷子吧！你想想，你出的卷子，做起来，分能不高嘛。但是，怎么样，出卷子的过程，其实，怎么样，把这本书就梳理了，建议诸位学友也这么干。想超过老师吗？别整天做题，越做越傻，明白了吗？老想当学生啊？“老师，对，我鞠躬尽瘁，学而后已，我一定要，学到八宝山去。”谁老那样啊，也得出点题啊，比方，准备当公务员，公务员考试，要出什么题。要考司法考试，要出题，聂树斌这案子怎么断，怎么回事。一定要注意，要换位思考，要学会出题。你要出题，发现怎么样，把里边的东西，那个点线面体，都给拎出来了，只要出套卷子，自己辛辛苦苦的出。建议诸位学友这么干，拿到书以后，就想：我出什么题。假如，这回考试，我出什么题，准备难倒多大片的学友。你就琢磨这个事，这是非常好玩的。诸位学友，陈远是不是不走寻常路，是这样子吧！为什么？陈远善于倾听，择善而从。他读的书不是特别多，家里边的书也不多。2012年7月底，绿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国历图书新书发布会，我的小书《那些有伤的读书人》也在其中，机缘巧合，陈远也去了，会后，陈远把我拉到他家里去，书并不多。但是，怎么样，他接触的人，可是多了去了，这种接触，不是一般的饭局，不咸不淡的聊天，而是深度接触，聊家常。可以说是阅人无数，这个东西，那就太珍贵了。一定要注意，我们结交的人，每个人都是一本书，人在社会当中，不能没有阅读别人的兴趣，要有读你千遍不能厌倦的本领。既然，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至少，宿舍的同学，一个人就得读他十回八回的，大学四年，是这样子吧。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敞开心扉，坦诚相待，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鲜活的立体的。陈远在生活之中，学习成长，这个路，陈远走的踏实，也乐此不疲。陈远采访的这些人，如果一般的新闻记者，把进行采访，只是当做工作，加以不具有问题意识，弄来就完了，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是，他采访这些人，好多是文化老人，历经沧桑，陈远把这些老人，看成是一本厚厚的书，当成宝贝，吸取精神滋养，文化老人，三言两语，就看得出来，眼前的这个陈远，不简单，是一个有深度的倾听者。一来二去，这些采访对象，最后变成了陈远的人脉，大家说是不？关键时刻支持陈远。学友成长，实际上，很有趣。陈远跟我，亦师亦友，好玩就在这儿。想起来，挺有意思，其实是个乐。我在朋友圈里面推送，由工科到文史，由石门到京师，由报人而学人，由写书而写字。回顾咱们的学友陈远的路径，让我想到一句诗：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陈远咬定的“青山”，就是历史，就是中国文化。就聊到这里吧！ 2017年4月10日晚，讲堂群301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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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咬定青山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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