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这样的反思，我们会发现，那种动辄规定“违法犯罪分子”的规则存在问题。这种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种规则竟然可以将“犯罪人”的定论与具体的构成要件脱离开来，也就是认为一个人可以构成没有罪名的“犯罪”。我们有时候参加一些涉及个案法律适用问题的研讨会，经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人明明构成了犯罪，怎么却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呢?” 但是，按照法律人的逻辑推理方式，没有无罪名的“犯罪”;没有找到合适的罪名，即使这个人的行为危害再大，也不构成犯罪，这原本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还体现在证据问题上面。在证据法领域中曾有这样一句著名的格言： 在法庭上凡是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应视为是存在的;凡是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则视为不成立。 这就意味着，一个案件事实如果没有证据加以证明，那么它即便有再大的可能性，也只能视为不存在。我们都知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这样的表述并没有错。但是这里所说的“事实”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没有证据加以证明，所谓的“事实”也只能是一种假定，或者说是神明眼中的事实。 举个具体的例子。某一官员因涉嫌犯有重大受贿罪行，在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之前，突然畏罪自杀了。对于这样一个人人痛恨不已的“贪官”，我们可以思考以下问题： 他的行为究竟符合刑法上的哪个条文?构成刑法上的何种罪名? 如果说他是罪犯，那么他的“犯罪行为”经过法庭上的司法证明了吗?没有法庭上充分的证据证明，他能转化成法律上的罪犯吗? 认定他是罪犯，有没有经过正当程序? 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一个人的刑事追诉，需要经过立案、侦查、起诉、一审以及二审等程序，而对于他，实际上没有进行过任何刑事程序。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死亡的，诉讼必须终止，他的身份没有转化为罪犯，对他的结论只能是畏罪自杀、涉嫌犯罪而已。 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推理，那会不会有人因此而受到各种各样的宽纵，甚至逃脱法律的制裁呢?其实，法律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排除了那种赤裸裸的同态复仇;国家更不能像犯罪受害人那样，仅仅将追求复仇作为刑事诉讼的目标。在这一方面，刑事法中的很多制度都具有类似的功能。比如刑法中有追诉时效制度，这意味着过了法律规定的年限，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即使被发现，法律也不再追究;现代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强调对于那些已由生效裁判加以确定的事项，检察机构不得再提起公诉，法院也不得再行审判和做出有罪裁判。如果说犯罪时效制度是对国家刑罚权在时间上所作的限制的话，那么，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相应的刑事再审制度，则属于对国家刑罚权在追诉次数方面所作的限制。 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还包括独特的责任分配体系 众所周知，法律规则无论是授权性的、义务性的还是禁止性的，无非是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体系。而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后，法律还要确立专门的制裁方式。其中，在法律制裁方式上，法律人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大体上，法律制裁可以分为两种方式： 令行为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追究方式；使行为及其结果同时被宣告为无效的追究方式。 前者是实体法上的制裁方式，包括刑事制裁、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等;后者则属于程序法的制裁方式，包括绝对的无效、可补救的无效(可恢复原状的无效)等。 |
